《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
中美软实力运用的比较
王希
首先，请允许我对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表示祝贺。在中国的美国研究中，美国所是一面旗帜，代表了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力量与方向。30年来，美国所为国家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美国研究》在提高国内美国研究的学术质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感谢黄平所长的邀请。我因接到通知的时间较晚，来不及准备专门的发言稿，只能从近期思考和研究的题目中选一个来讲。美国研究所认为软实力的题目比较合适。既然这样，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谈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注：我对“软实力”问题的关注起源于1999年对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媒体表现的观察，后来逐步将美国的公民建设、美国国家价值观的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内容与形式等纳入思考范围。与本文相关的一些想法曾发表在下列文章中：王希：《民主的非民主化》，《读书》1999年10月号，第9~14页；《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1期，第5~8页；《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美国研究》第17卷第2期（2003年夏），第9~30页；《美国的自由与限制：“一切皆有可能”已成过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7月21日，第33页；《海外学者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对外传播》2010年第10期，第5~8页；《软实力的硬内容：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版，第43~51页。)
众所周知，“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最先是由美国政治学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它的最初涵义是指美国拥有的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其他能力，如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司法管辖力、美国大众文化对世界各国民众的影响力等，这是一种相对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的“第三维”实力。奈后来把“软实力”进一步描述为一种“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召力”。奈说，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信奉的价值观念”，它的“领导（世界）潮流的成本就会降低”。(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ed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约瑟夫·S. 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奈提出“软实力”时，正是冷战即将结束、美国即将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刻。当时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创新等硬实力方面处于无可匹敌的状态，美国如何能够在后冷战时代持续地保持自己的优势，这是奈等考虑的问题。应该说，奈的“软实力”思考是一种“崛起后的大国”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一种“崛起中的大国”的战略思考。
其实，“软实力”的思想并不新颖，与之相似的思想和实践早已存在，相关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俯拾皆是。《道德经》中“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语包含了以柔克刚、以说服取代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其中的“柔”也含有“软实力”的意思。
在中美两国打交道的历史上，使用“软实力”的例子也不少。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会进行了一场关于华工对美国利弊的辩论，共和党参议员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反对国会立法歧视华工进入美国。他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将华工“美国化”，让他们适应并习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保证他们把对生活的“新需求”（new wants）带回到中国去，“宣传”（propagandize）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从而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美国产品打开中国的市场。(注：Carl Schurz, statement at the Senate, Congressional Globe, 41 Congress, 2 session, 1870, 5159~5160; quoted from Xi Wang, 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0~1910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 pp.334~335.)义和团运动之后，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接受美国教育，这个过程基本上贯穿于整个20世纪，这种做法在其他西方国家中十分少见。美国大学培养了许多中国的留学生，包括一大批后来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教育家、科学家、学者和实业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历史。
自20世纪中叶起，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软实力”成为美国政府的一种有意识的作为。1953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负责通过对外广播、交换学者学生和开展文化交流等渠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美国思想，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和平队”和“富布赖特计划”等也是一种软实力运用的实践。(注：Thomas C. Sorensen, The Word War: The Sto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版。)今天，美国软实力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文化、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其传播也早已不再是一种单一的政府行为，而是以多层次和多方位的方式，通过商业、贸易、教育、学术、体育、大众文化、出版、新闻、网络和民间交流等渠道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
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历史相对较短，以辛亥革命为起点，至今不过一个世纪，而作为一个在领土、体制、治理和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做到基本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历史则更短，只有60年。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软实力”的功能。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秘诀之一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宣传”便是一种“软实力”的使用，即便在今天，“宣传”仍然是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内容之一。
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十分注意利用国际媒体来传播其方针与思想。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中国领导人基础上写成的《西行漫记》（1936年出版）、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等可被视作是中国共产党运用软实力的早期典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面临西方世界的封锁和孤立。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努力利用有限的资源，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竭力发展与敌对国家中友好人士的关系往来，并通过他们来帮助传播新中国的影响。譬如，1959年，中国曾邀请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E.B. Du Bois）来中国访问，杜波伊斯及夫人回到美国后，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热情讴歌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尽管他们并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到当时中国面临的困境），这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是十分罕见的。朝鲜战争后中国对战俘的改造也有重要的成效，美国黑人战俘克拉伦斯·亚当斯（Clarence Adams）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非常生动和详细的说明。(注：Wang Xi, “Black America and Red China: The Extended Problem of Color Line across the Pacific,” unpublished manuscript.)
自1970年代重返国际社会和改革开放后，中国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施展影响力的国际平台。市场经济的实施、与国际体制接轨的需要、对外交流的增加和多元化，尤其是对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的参与，都促使中国加速在教育和宣传领域内进行改革。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在1978~2008年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将近140万人，留学人员遍布100多个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以国家资源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到2009年8月，在83个国家建立了339所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目前世界各国学汉语的人数达到了4000万。(注：沈阳 （教育部国际合作交流司副司长）：《为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架起语言之桥》, 2009年8月26日，南开大学新闻网，http://jw.nankai.edu.cn/zt/kxfzg/ViewInfo.asp?id=1378(访问时间：2009年8月30日)。 )我任教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所在地的中学最近也将中文列入学生可选的外语语种之一，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从1990年中期开始，中国中央电视台利用卫星，将中午节目传送到全球范围，对海外华人（包括来自台港澳的华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央电视台的英语和西班牙语频道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展。最近，为配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中国政府买下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时代广场的巨型电视商业屏幕播放时段，连续几天不间断地播放国家形象宣传片，向美国公众展示现代中国的风采。
但是，奈的“软实力”思想与上述这些“软实力”的理解和应用之间还是存在一些细微而重要的区别。奈的“软实力”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强调由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我看来，这种思考隐含了这样一种逻辑：即某种价值观以及体现这种价值观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家或哪种制度——可能会带有的一种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的吸引力。换言之，所有人对某些作为人的价值都不会拒绝或鄙弃。这种意义上的软实力所追求的目的，不限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满足，而更强调对个人的和共享的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如果要让他人将美国制度、美国理念、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和期许一定是一种“自然的”追求和期许，与帝国主义时代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威逼利诱是不能等同的。一个国家能够不通过使用武力或经济制裁，而是通过说服和吸引，对其他国家的公民施加影响，改变后者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追求，使其心悦诚服地认同前者的基本利益，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就拥有了软实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奈的“软实力”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软实力的运用和竞争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现象，是不同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方面的较量，是不同国家的人民对本国和他国体制，以及由体制而衍生的价值观在认同感和忠诚感意义上进行比较与选择。对于价值观和认同感的选择，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抽象选择，而是一种基于个人和群体实际感受之上的现实选择，与个人利益、个人追求、个人生活方式，个人思想境界、个人社交网络、乃至个人心理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同“软实力”之间的竞争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人心竞争和认同竞争。
为此，我们需要对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包括：软实力的内涵、软实力构建的资源、软实力构建的方式，以及软实力构建者的培养等。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称为是“软实力的政治学”。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多的是为了看清楚中国软实力构建的方向和面临的挑战。
（一）“软实力”的内涵
前面曾提到，软实力的核心是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它们是“软实力”中的“硬实力”或者“硬内容”，具有与军事和经济实力同等重要的功能，是现代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但在认知软实力的内涵上，中西因历史经验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分歧。西方国家开现代国家路径在先，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国家制度和公民构建的经验丰富，成果显著；基于这种历史经验，西方国家也发展出比较成熟的政治理论，以自由、法治、民主和平等理念为核心内容，利用其政治、市场和文化优势，在全世界传播。可以说，西方国家利用已经完成的历史进程来制定了一种“标准路径”加以推广，占据了政治话语的道德制高点。所以，在面对软实力的内容时，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或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如何处理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还是将其视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并认为这些经验（包括其所产生的制度与价值观）在终极方向上与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或者借用奈的逻辑来说，所谓“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本身并不姓“西”（Western），也不姓“中”（Chinese），并不是西方国家特有发明，或西方民族垄断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共有的经验和追求，并且在人类历史上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以不同的方式得以运作。这里当然涉及一个如何打破西方思维定势的问题，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知识和智慧。
我想举个与美国“自由”有关的例子来说明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点：20世纪的美国自由观的内容曾因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而得以改变和扩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应邀到美国，以“局外人”的身份，对美国的种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于1944年以《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为名出版，长达1500页。在列举了美国社会盛行的各种种族歧视政策和后果之后，米尔达尔在著作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废除国内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它将无法说服其他国家认同美国的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因为这一切都将被视为是谎言。(注：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s and Brothers, 1944).)米尔达尔的著作出版时正是冷战即将开始、美国即将成为西方世界领袖的时刻，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反抗运动也正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杜鲁门政府一方面积极反共，另一方面则着手改变国内的种族歧视状况。他下令废除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总统民权事务委员会，专门关注种族问题。1954年，一向保守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的审理，宣布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为违宪。当时美国新闻署拿到这一判决后，如获至宝，立刻通过“美国之音”用39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了这一判决，其用意是改善当时美国的人权和国家形象。冷战的大环境——包括共产党国家对美国国内种族隔离政策的批评和对公民的“社会权利”、“经济权利”的强调等——都给美国各级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促进了美国“自由”观的内部转化和扩展。奥巴马能够当选美国总统，正是得益于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的立法成果。这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西方世界的“标准路径”其实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处于不断演变的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
这个例子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美国改善国内的种族关系，一方面是回应国内黑人民权运动和国际冷战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有非常现实的制度建设的考虑。那就是，只有当黑人公民获得与白人公民同等的参与国家政治、分享利益和资源分配的权利和机会时，他们才可能建立起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认同感，也才可能对美国体制和价值观抱有真实的信仰和信心。所以，本国公民对本国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可，是一个国家具有过硬的“软实力”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国家要想以自已的“软实力”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首先要影响自己的人民，赢得本国人民对本国制度的信任感。
（二）“软实力”构建的资源
许多人在讨论中国的软实力时，都认为中国文化是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巨大资源，包括奈也这样认为。的确，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拥有更为久远、深厚、民族特性更为鲜明和执着的文化传统。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文化传统都可以用来作为构建当代软实力的资源。我们的传统完全有可能是我们的包袱。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中国实际上是始终面临着一个发展中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我们希望追求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或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又害怕因为这种追求而永远地丧失民族性的文化和价值观。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本，力图开拓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期望借助传统文化的资源，但传统文化中并非都是精华，有些东西不但不能有助于构建中国的软实力，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何利用和改造传统，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境。
第二个困境在前面已经间接提到，即如何面对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中国思想界目前的“多元化”是官方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政府的宣传机构一直对西方话语和思想体系抱着质疑的态度。然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接轨”的现实需要又不断将西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带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比比皆是地出现在报纸评论、电视访谈、大众娱乐、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之中。所以，目前中国的政治话语实际上是一个混合话语体系（a hybrid discourse），或者说是一个“大杂烩”，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事实上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和价值观的多重性。用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资源来构建一种既有健康的中国特色、又能为他人“自然而然”地接受的软实力话语体系？这是一个挑战。
（三）“软实力”构建的方式
软实力是宣传，但又不是宣传，尤其是在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即时化、电子化、多元化、个人化的时代。即便是宣传，也必须要做得高明，因为其目的是用你制做的“思维定势”来改变“他者”(other) 原本就拥有的思维定势。这不是仅靠打造一个中国式的“有线新闻网”（CNN）或在时代广场播放宣传片就能做到的。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电视台曾播放一个系列动画片，名叫《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以讽刺情景喜剧的方式，表现一些中下阶层美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大人小孩都喜欢看，长盛不衰。前几年曾播出过一集，描写辛普森一家人到中国旅行的经历。 整个故事是通过一个七、八岁男孩的观察来表现的。辛普森一家初到北京，在机场看到从北京飞往美国的飞机上装满了各种商品，而从美国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则是美钞，两个对比镜头表现了美国人对中美贸易逆差的担忧。辛普森一家到中国来是为了领养一个被抛弃的女婴，但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公安机关的监视，连旅店房间里也都安装了录像监视设备，结果有关方面通过监听器，偷听到辛普森一家的内部谈话，得知他们是原本不够领养资格的人，于是取消了他们的领养安排，一家人灰溜溜地打道回府。这一集透露一个信息：中国虽然经济很发达了，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弃女婴”国家和警察国家。这是走进千家万户的节目，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儿童，应该算是国内运用“软实力” 的一种表现。影片制作者将自己对国际政治的诠释，通过动画片，带入美国普通观众的娱乐生活之中，塑造一种思维习惯。
另外一个例子是最近刚上映的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2）》，它使用的主要是“中国元素”，传递的也是中国古代人学中的理念，虽然也掺杂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它为什么能够广受欢迎，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大众文化，很肤浅。但不能否认，它用现代的动漫制作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传播到了世界的许多地方，把熊猫和“中国”（影片的中文翻译用的是“中原”）带进全世界无数儿童与成人的心灵和善意的想象之中，这个效果是无法抵制的。
（四）“软实力”构建者的培养
当我们讨论“软实力”时，往往认为，软实力构建只是一种政府行为，习惯于“宣传”的人更可能把它当成一种短平快的攻坚战或绩效工程。其实不然，软实力构建是一项全民的、长期的、自觉的公民工程或公共工程。公民、官员、学者、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外资企业的中国员工、留学生、访问学者、旅游景点的小摊小贩们等，都是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者，对他们的培养必将是一种更为深远和持续的努力。我注意到，《纽约时报》对青藏铁路的报道采用了某些可以预见的思维定势。譬如，记者在报道青藏铁路通车的同时，提到铁路有可能会破坏西藏的气候、自然景观和藏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而不去讨论铁路对改善藏族人民生活质量的作用等。美国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写报道？他们为什么不会站在中宣部期望的立场上来写？问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荒唐幼稚的。但我们应该看到，美国记者的写作是美国“政治文化共识”训练的真实而自然的表现。他们的这种“自觉能力”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认真研究美国教育和新闻人才的培养过程。
我想说的是，软实力构建者的培养与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教育质量、教育内容很有关系。软实力构建者对本国的文化、体制和价值观有没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有没有信心，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软实力构建和传播的质量。
最后一点，软实力（以及软实力的构建者）是不是应该包含世界性的内容？中国人喜欢把姚明看成是一种中国的象征和中国的骄傲，然而姚明同时也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的明星和骄傲，他也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象征性标志。那么，姚明到底是中国的软实力的象征，还是美国的软实力的象征，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王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