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

我和美国研究所

丁幸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30岁了，2011年6月8、9两日在北京举行学术会议，纪念建所30周年暨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这是我国美国研究学术界的一次盛会。受黄平所长的盛情邀请，我得以有机会现场感受喜庆气氛，祝贺美国研究所30年取得丰硕学术成果，及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

　　我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我一直认为，我30多年从事美国问题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的生涯始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两国关系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为我提供了服务的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为上海的美国研究学术机构提供了榜样和丰富的学术资源，我个人尤其受益匪浅。因而，30年来一直与美国研究所的前辈、同行和领导保持紧密的联系，从不错过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虽然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而成立，但是中国社科院建立美国研究所的消息传来，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进一步意识到研究和认识美国是贯彻邓小平对外战略方针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中美关系必不可少的一门学科；而当时上海人力资源不足、缺乏经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特别在协调基础研究和服务现实两者关系方面经验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背靠中央，聚集了许多前辈和资深研究人员及专家、学者，使我们上海学有榜样、取经有了方向。美国研究所成立不久，大约是1982年上半年，时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的章加琳和我专程到北京拜访美国研究所，得到李寿祺等领导和同事的热情接待，他们谦逊而又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办所的理念和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对美国的研究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不能局限于内政外交和经济军事，还要研究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乃至宗教信仰，才能充分认识美国，与之长期交往。这些建议和指教给我们很大启发，对我们研究方向和实际工作有很大帮助。

　　久闻美国研究所创始人李慎之先生博才多学，视野宽广，富有远见，思想敏锐，对美国十分了解，而且善于广交国内外朋友。但一直到1984年下半年，我才有幸见到慎之先生。那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东亚研究学会年会上，我们碰巧在同一个专题讨论小组。初次见到前辈，我自然准备谦恭地做自我介绍，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从上海来的丁幸豪……，你们上海在研究美国方面是有条件、有基础的，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正是慎之先生的风格，谈话直切主题。他接着告诉我，研究美国首先要掌握这个国家的最新资讯，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做出客观的、基本准确的判断。

　　普林斯顿大学会议后不久，我和慎之先生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招待所碰面。当时我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由于尚未找到房子，暂住使馆招待所。慎之同志对国内美国研究动态了如指掌，他还是那样直截了当，一见面他便说，我看过你写的关于美国思想库的那篇文章（指我的一篇小文章《美国的思想库》，刊于1979年5月《人民日报》国际版），你纯客观地介绍了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库的背景、发展和对政府、社会的影响，但没有让读者了解它们是怎样才能被公认为“思想库”的。他强调，我们的美国研究刚刚起步，第一要紧的是尽可能地掌握和积累有关美国的信息和资料，其次要有科学分析的方法。核心是实事求是，然后才会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是有用的，就可能产生影响。总之，“思想库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修成的”。之后，我凡去北京开会，总是找机会拜访慎之先生，除了讨论美国国内外形势和中美关系现状、走势外，他也十分关心上海美国研究的状况。每次聆听他的见解和教诲都有很大的收获和启发。我始终把慎之先生视作良师益友，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成为我后来研究美国和中美关系始终不渝的准则。

　　美国研究所的历任所长以慎之先生到其后的资中筠先生、王缉思教授和黄平博士，并不以美国研究所在我国美国研究领域的龙头老大自居，而是谦虚热情协助和帮助各地的美国问题研究机构，我们上海就经常得到关心和支持。事实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上海美国学会从一开始就和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建立了合作关系，从资料交换到人员互访，从共同组织国内的学术研讨到一起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往来和交流频繁而亲密，这对于我们上海的同事特别我个人能够获得最新的有关美国和我国对美政策的资讯，把握好研究方向是十分重要的。

　　1989年初夏之后，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北京、上海和各地美国研究学术氛围不佳，甚至有点沉闷。上海学者也像各地同行一样，担心中美关系继续下滑，思考如何能为恢复双边关系做些事情。1991年末，时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谢希德前校长同我商量，是否可以用民间的形式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即将到来的《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很快把这一想法报告慎之先生及美国所资中筠、王缉思两位领导后，立即得到他们热烈响应和支持。谢希德先生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领导要我操办，经过快速筹款和协调，由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终于在1992年2月28日，在《上海公报》的诞生地锦江饭店小礼堂共同举办“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中华美国学会年会”。美国研究所对会议给予极大支持，慎之先生及其他所领导亲自率北京地区同行40多人莅临会议，全国各地也有40余学者远道来到上海踊跃参加，加上上海本地学者竟有120余人与会，学术界关心中美关系的热情可见一斑。当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莉娟副会长带领一个美国各界人士的访华团刚巧抵达上海，听说此会，就打电话给我，提出即便不能参加会议，也一定要自费参加第二天的闭幕宴会。最后，在谢希德校长和慎之先生同意之下，经过请示特邀美国朋友参加宴会。在中美关系尚处困难的情况下，这次纪念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慎之先生在关键问题上的指点，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美国研究所30年来巨大成就有目共睹，纪念会上赠送与会者的4套丛书，一套《美国研究文选》及20年如一日坚持出版的《美国研究》季刊，凝聚了美国研究所同事们的心血，见证了美国研究所30年成长发展的历程。如果说30年前，前辈们梦想把美国研究所建成有影响的思想库，那么今天这个梦想已经实现。粗略翻阅“当代美国经济”、“当代美国政治”、“当代美国文化”和“当代美国法律”，可以发现成果首先来源于建所之初慎之先生等先辈为之设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在建所3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的第二天，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举行仪式，首发《美国蓝皮书》。这是美国研究所的创举，也是中国的美国研究学术界具有标竿性的进展。读了蓝皮书的几篇重头文章，我的第一感觉是实事求是地评估美国的实力地位，不带感情色彩地参与关于美国兴衰的讨论或辩论，以及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科学态度又回来了。在这方面美国研究所和文章的作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自1987年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发表《大国的兴衰》一书以来，无论是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经久不息，我本人也在此后参与其中，并写过一些文章，今天来看，总的还是客观的。2011美国蓝皮书中的头三篇大作显然更加实事求是具有说服力。研究美国、分析和认识中美关系时，不受大环境和政治气候的影响实是难能可贵。

　　丁幸豪：上海美国学会名誉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前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