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

以学会活动促进学科建设(注: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资中筠老师的指正,谨表谢意。)

陶文钊   

  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了。我1964年中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4年初才调到美国研究所,所以我算不上美国所的老人。但我在正式到美国所工作前与美国所已经有了关于美国研究方面的联系,这主要是进行中美关系史丛书的编写工作。这样说起来,我在中美关系史研究这个领域和学术同行们也一起奋斗了近30年。回顾这一段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所起的积极作用,也算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成就的一个总结。

  1982年,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同志的倡导下,在院领导的支持下,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开始进行中美关系史丛书的酝酿和筹备工作。具体的联络组织工作部分是我经手的。也就是在这时我认识了资中筠同志。当时她尚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我们读到了她的文章《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都非常赞赏,便打算约她为丛书写一本专著。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还位于展览馆路的外交学院内,我头一次见她就是在那里。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她痛快地答应撰写一部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的专著,这就是后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中美关系史丛书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奠定基础的一本重要著作。

  我1982年10月赴美国进修,袁鸿林同志继续担任丛书的组织和联络工作。1983年3月,近代史所邀请了全国各地部分专业工作者和出版部门的同志,在北京举行了丛书编写工作座谈会,成立了由丁名楠(近代史所研究员)、乔明顺(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北京大学教授)、邓蜀生(人民出版社编审)、张振鲲(近代史所研究员)组成的丛书编委会,袁鸿林任秘书。1984年10月我回国后不久,袁鸿林就离开了近代史所,秘书一职又由我继任。1987年后,编委会扩大,资中筠同志也担任了编委,我担任编委兼秘书;1988年后,高士华担任秘书。此后数年中,编委会出版了三本论文集,即《中美关系史论文集》(1),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3),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三本专著(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社科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丛书编委会做的另一件事情是组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1984年冬(或1985年春)我奉派去上海,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和成立不久的该校美国研究中心商讨共同组织一次中美关系史研讨会的事情。1985年11月14~19日,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的70多位学者与会,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专家,如李慎之、丁名楠、罗荣渠、汪熙(复旦大学教授)等同志,也有不少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学子。多年来没有这样的学术活动了,同行相聚在一起,大家倍感亲切,讨论的热情也特别高。与会者对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还呼吁开放历史档案,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主要根据《美国外交文件》和美方的资料来研究中美关系历史,久而久之,会在学术上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有的外国学者来华通过特殊关系可以看到中国学者看不到的档案。大家深感不平。会后资中筠同志受委托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个报告。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

  1988年7月25日至29日,由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又一次学术讨论会在中心举行。鉴于当时学术界的兴趣主要在从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初的中美关系,这次会议就以此作为主题。会议的成果反映在《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3)中。

  中美关系史研究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曾经有几年出现低潮。但20世纪80年代学科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头,成果已经不少,队伍也已经基本形成了,成立全国性的学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1993年夏季的一天,资中筠同志约我去她家里。她提到,现在她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也许可以多有一些时间从事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和组织工作了。我们商量,在全国中美关系史研究有几个重要的点,北京当然是一个,再就是上海、广州。南京中美文化中心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中美联合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南京大学也有一定的力量,也应该算一个。我们又考虑,如果正式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会,要获得民政部门批准,手续比较烦琐。而且当时民政部暂停成立全国性的学会。现有的中华美国学会规模比较庞大,包括与美国有关的各个学科,活动一次很不容易。不如将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会作为中华美国学会的二级学会,成立可以省去许多手续,以后开展活动也比较方便。我随即与上海、南京、广州等有关各方进行联系,并得到各方的热烈响应。这样,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或研究会)作为中华美国学会的分支机构于1993年秋正式成立,以资中筠为会长,汪熙、蒋相泽(中山大学教授)、王志刚(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中方主任)为副会长,我本人为秘书长。

  研究会成立总得有个仪式,但要把全国各地的学者集合到一起并非容易的事情。资中筠同志于是提出,1994年3月在北京举行学术讨论会,回顾改革开放以来15年间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也可以称作“对研究的研究”,以便对以后的研究有所推动。会议如期举行了,当时我刚刚调到美国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学会的活动是我分管的工作。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资中筠同志提出要打破从事历史研究与从事现状研究的学者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我们注意了邀请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者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学者是第一次参加讨论会。在会上,她又提出,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要关心现实的中美关系,从事现状研究、政策研究的学者要有历史知识,有历史感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认同。此次讨论会还得到了黄华同志的支持,我们事先向他进行了请示,他本人亲临招待会并致辞,还为会议的论文集《架起理解的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资中筠、陶文钊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题写了书名。

  当时制约学会活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费的缺乏。社会科学界那时还没有普遍实行课题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都要从本单位的办公经费中报销差旅费,而各单位的差旅费又非常有限,一般只允许每人每年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在中美关系史讨论会前我常常要打电话去动员一些学者与会。一些会议论文集的出版也常常因为出版补贴的问题而一再拖延。

  1995年11月15日至17日,“美国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当时的永芳堂是各大学历史系中最好的建筑之一,前面有开阔的草地,两旁中国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的塑像令人肃然而起敬意。李慎之和罗荣渠同志也到广州去共襄盛举,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中美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负责人陈胜粦同志组织与会者去参观了虎门炮台,令大家印象深刻。可惜他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这次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论文集《美国与近现代中国》(陶文钊、梁碧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97年资中筠同志提出,根据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章程,三年该换届了。他们几位岁数都比较大了,应该由年轻的同志接替研究会工作。她提出,既然我在美国研究所分管学会工作,正好担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的会长职务。我们与各地的同志广泛联系,征求意见,最后通过通讯方式,研究会实行换届,改选我为会长,陈永祥(南京中美文化中心主任)、梁碧莹(中山大学教授)、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为副会长,牛军(时任美国所研究员)为秘书长;2001年4月,研究会再次换届,上述各位皆连任。换届以后,我们以老一代学者的奉献精神为榜样,继续努力推动学科的发展。

  1997年5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提交给此次研讨会的论文时间跨度大(从最早的中美贸易,到美国沃尔玛在深圳开业),内容涉及广。与会者不仅考察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各个领域,而且考察了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少论文有特色,也有相当的深度。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录在《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顾云深、石源华、金光耀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纳入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1998年7月,研究会与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合作在南京再次举办了中美文化关系研讨会。文化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以往研究相对薄弱,提交给研讨会的30篇论文对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思想文化、社会文化、文学艺术等均有涉及,有不少论文探讨的是全新的问题。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录在《中美文化交流论集》(陶文钊、陈永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99年10月,研究会与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合作举办了题为“中美关系一百年”的研讨会,系统回顾20世纪的两国关系。这是第一次与部队院校合作举办讨论会。部队院校与地方之间的合作以前并不很多,这次会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研讨会的与会人数和论文数都超过了历次会议,研究建国以后中美关系的论文第一次超过了前半个世纪为主题的论文。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录在《中美关系一百年》(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01年4月,研究会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举办了“冷战与中美关系”研讨会。2002年10月下旬,研究会又与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讨论会。这两次会议的成果反映在《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陶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此后,研究会还分别举办了“美国与20世纪亚洲的冲突和战争”(哈尔滨,2004年1月,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科学院合作,见论文集《美国与20世纪亚洲的冲突和战争》,重庆出版社2006年5月版)、“中美关系中的人物”(2005年5月,成都,与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2007年3月,杭州,与浙江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作)、“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烟台,2008年6月,与鲁东大学外语学院合作)讨论会。在成都讨论会期间,研究会再次进行换届,我续任会长,吴心伯续任副会长,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中方副主任)、朱卫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增选为副会长。

  2009年10月在上海再次举行讨论会时(主题为“中美关系三十年”,因为从两国建交正好30年了),汪熙教授已经89岁高寿。与会者在开幕式上回顾了汪熙教授为中美关系史研究做出的贡献,老教授勇于探索、勇于进取、生命不止、笔耕不辍的精神使与会的年轻学者深受教育。

  最近的一次讨论会是在2011年3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由研究会与中山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办,以“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双边关系”为主题。此次会议与会者和提交的论文都超过了以往。在会议闭幕式上,梁碧莹教授深情地谈起,已故蒋相泽教授在临终之前还谆谆嘱托她,“研究中美关系史的队伍不能垮在你的手里”,与会者深为感动。

  从1985年第一次中美关系史研讨会算起,同类研讨会已经举办了14次,其中12次是在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会成立以后举行的。在兄弟学会中,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是举行讨论会比较密集的,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个学科的优势和学术界对它的重视。同时,学会经常性的学术讨论会也对促进学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次讨论会都有一个主题,因此论文相对集中,可以就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集中和深入的讨论。实际上,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是历次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争论和研讨的话题,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对中美关系历史的整体把握和认识逐渐趋于深入。研讨会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这些正在就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可以不分辈分地与老一辈学者坐在一起,共同讨论,这对年轻学子不仅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也是一个鼓舞和鞭策。研讨会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对于学科来说,则起到了培养新人的作用。许多现在在各大专院校成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年学者在20世纪的80和90年代还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们是与学会一起成长起来的。

  这些年来,研究会成了同行学者们的共同园地。在十几年的学会工作中,我们把学会工作作为美国所工作的一个方面,作为美国所联系国内同行的纽带,尤其希望通过学会的活动对一些地方院校能有所帮助。情况也确是这样。研究会帮助他们融入到学术研究的大潮里,既了解了当前学术界的状况,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展学术研究,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1994年的讨论会以来,中美关系史研讨会始终注重历史和现实问题相结合,这使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学者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实际上一些原本研究历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地从事研究现状,他们正是以历史的积淀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的。

  20多年来,在研究会的活动中,在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历史上,新老学者薪火相传,一代一代地传递着学术的接力棒。老一辈的学者,如丁名楠、蒋相泽、罗荣渠同志已经作故,汪熙、资中筠、张振鲲同志也年事已高,梁碧莹和我也都已经退休。但这个学科是要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的。不论以后谁来接任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希望都能为这个研究会继续奉献,把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事业,使这个学术园地永远生气勃勃,成为中国的美国研究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退休)、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