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
在美国所工作的二十余年
张也白
我是1981年美国所成立时来所工作的。来所前，先去毛家湾筹备处见了李慎之所长，经一番简单谈话，算是正式应聘了。美国所建所之初，各方面条件自然差一些。我没有到过全总干校，只记得开始，我们租用的是西苑饭店的旧楼，不久又搬到京西的装甲兵招待所。建国门大楼建成后，我们有幸迁至大楼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还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但1996年初，美国所又离开了那里，到了张自忠路3号院的国际片所在地直至今日。
从70年代后期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到1981年来美国所，我始终从事美国外交研究。1982年我获得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资助，赴哈佛大学进修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决策理论，这为我在美国所既从事政策性研究，又进行学术性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85年，我被任命为外交研究室主任直至1996年底退休。退休后，我又被返聘近八年。2005年，我终于离开从事了20余年的工作。这几年，我不再做任何研究，但对有关美国及中美关系的问题仍十分关注，兴趣不减。
回顾在美国所的20余年，我亲眼目睹了所的创建和发展，有幸结识了所内外许多富有才华的学者专家，也庆幸自己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获得这样一份我所热爱、又能发挥我专长的工作。在30周年所庆到来之际，我愿借助所刊，表达我个人的一些感想与体会，以此与各位老同志以及在职的年轻朋友们交流分享。
近年来，我院提出了科研、人才、管理三大强院战略。依我看，人才强院最重要。科研要出高质量成果，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人才。美国所发展靠的就是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研究人员。建所前期，我所即汇聚了一些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以后又不断有这样的人进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研究美国方面虽属“半路出家”，但知识和能力却是高水平的。这些人分布在各个研究室，成为各项学科的骨干和带头人，如经济室的陈宝森、茅予轼，政治室的李道揆、杨达洲，外交室的蒋正豪、张静怡，社会室的朱传一，文化室的董乐山、施咸荣等。美国所还陆续引进了不少富有才华，且十分敬业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如张毅、任越、邓方、何迪、牛军、肖炼、周琪、金灿荣、朱世达、刘澎等（此处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同样是美国所发展的中坚力量。再说美国所历任领导中，大多即知名学者，如李慎之、资中筠、王辑思、黄平四位所长，以及副所长中的吴展、陶文钊、顾国良、胡国成等都是在有关学术领域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这些年，美国所的新一代研究人员迅速成长起来。因为退休了，我对他们了解有限。但印象里还是有一些的，如倪峰、袁征、张国庆，王荣军、王孜弘、樊吉社、姬虹、潘小松，以及编辑部的赵梅、徐彤武等（肯定不全面）。我在职时，他们还年轻，但现在早已是各个学科的骨干和领军人物了。美国所历来比较重视对科研人才的培养，每年都要争取名额，选派人员赴美国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进修，对自费出国留学一般也都给予支持。此外，我所研究人员总是有大量机会参加国内及与国外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这也是锻炼和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遗憾的是，美国所人才的流失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并非没有教训可吸取。有人做过粗略统计，30年间，我所人才流失（包括赴国外长期不归和国内工作调动）的数额怕是不下三、四十。这些人若聚在一起，几乎可以再成立一个美国所，而且水平不会差。
说到研究方针，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加以阐述，这里，我只想提两点：一是研究美国一定要立足于中国，要懂得国情，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建所前期，我们研究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向国内介绍美国，因为那时，开放不久的中国，人们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既缺乏又渴望了解。这是所谓“立足中国”在当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好在美国所能始终要求大家通过研究，找出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中那些对中国建设发展有正反两方面借鉴价值的东西，同时又强调要服务于我们的对美政策，做我国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一点在建所30年里已越来越明显地得到体现，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之，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能无的放矢，而是要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这已成为我所上下的共识；二是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性研究要相互结合与兼顾。要建成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所，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不行的，但也不能用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来否定政策性研究。两者必须结合和兼顾，而且要互为依托。这一点，特别是在建所前期，曾有过争论。一些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的人容易倾向于认为那些政策性研究成果“没有深度”，“缺乏学术性”，甚至在评职称时都“拿不上台面”，而有些擅长政策分析的人则批评某些理论性研究成果“脱离现实”，“没有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认识已逐渐趋于一致。当然，两者兼顾并不一定要求每个研究人员在理论性研究和政策性研究两方面都是高水平的。他可以在其中一个方面更具特长。但作为一个研究所，尤其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两方面都应该是很强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发展很快，其中既有政府部门的，也有大专院校和地方社科部门的，前者注重政策性研究，后者则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更具实力。而美国所的优势恐怕就在于两者的结合，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说，就是用“两手硬”来求得“夹缝中的生存”。
首先，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要研究美国，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历史、价值观、甚至美国人的生活都应该有基本的和通盘的了解，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是相互联系的。当然，每个研究人员会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这方面应有更深入和系统的知识。但你的知识绝不能局限于你的专业领域。在美国所的20余年，每当我感到力不从心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的知识面不够广。现在回想起来仍令我感到遗憾；其次，要重视资料搜集，这是出成果，写出高质量作品的前提条件。没有丰富的资料，写作就成了“无米之炊”。而搜集资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定要有耐心，舍得花时间下功夫。但有了资料并不等于一定能写出高质量的著作，写文章并非素材的堆集，必须“去粗取精”，有取有舍，从大量的资料里选择最能说明观点的东西；第三，要学会撰写各类文章和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我们的成果形式是多样化的，既有专著和论文，也有研究报告和信息资料，既有公开发表的，也有机密和仅供内部参考的。它们的写法都不一样。作为一名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应该有能力撰写不同类型的东西。不仅如此，就连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只要有机会，也不应放弃。有人对此类文章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些“官样文章”，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殊不知撰写这类文章起码对提高自身知名度和扩大美国所的影响不无好处。记得1982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评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矛盾》的长文，引起了国内及美国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美国内部参考资料还加以转载。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是大有助益的；第四，要不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包括阅读、书写和听说的能力。从事美国问题研究，英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无论是搜集资料信息，参加国际会议，撰写英语论文，还是日常大量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以及接受英语采访等，都离不开英语。英语掌握得好，工作就能应对自如，效率也高，还能有利于与外国同行打交道、交朋友，增加自身及单位在国际学术圈内的“话语权”。我本人是学英语出身的，但改革开放前毕竟荒废了很长时间。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一直努力恢复和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取得了成效，这对我研究美国问题带来很大好处；第五，要学会与所内同事及所外同行和谐相处，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我认为这也是研究人员业务素养的一个体现。我们的工作似乎经常是“单兵作战”，而实际上合作是免不了的。你毕竟身处一个集体之中，要和各种人（包括行政后勤人员）打交道，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因此，要学会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劳动和成果，对人要宽容，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这样才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心情也会更加舒畅。
我们这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属于工薪阶层，工资历来不高。在国内，社会科学部门的待遇一般要略低于自然科学部门，也低于大多数的事业单位。我们社科院是“吃皇粮”的，各种补贴和奖金相对要少些。有人觉得研究人员写文章可得稿费，但标准很低，数额有限。80年代每千字稿费不超30元，90年代后期有所提高，但最多也就是60元左右。可对于多数研究人员来说，平均每月又能发表多少字呢？此外，我工作时，接受记者和电视台的采访或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几乎都是无报酬的（少数情况下会给一点车马费）。记得有一次替电视台做克林顿访华的节目，我意外地得到了数千元的报酬，但那是香港的凤凰台。去外单位作报告也是如此。一次去某大学讲中美关系，讲堂里学生倒是挤得满满的，但结束后除口头表示感谢外，仅赠送我一个笔记本作纪念。不过那时我们这些人对此并不很在乎，大家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只要自己的能力和成果获得认可，就觉得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心里会非常高兴。80年代还曾流传一句话：“知识分子要想富，出国是条路”。美国所的出国机会相对来说要多一些，它确能让研究人员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这在当时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这种机会毕竟有限，并非年年有，人人有的。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生活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出国的好处和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了。当然，我们的待遇还是在逐步提高，生活条件也在改善，我们也希望国家能更加重视提高科研人员的生活待遇，但要想“致富”，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是不现实的。即使在西方国家，专家教授也不过属中产阶级。总之，既然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这门事业，我的体会就是要做好过“清苦”日子的准备，要静下心来，安于“清贫”，否则，要想出成果是比较困难的。
美国所走过了30年的创业历程。至少两代人（或许是三代人）为此努力，做出了贡献，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与创建初期相比，现在的条件要好得多。大批新生力量充实到了美国所的研究队伍之中，他们年轻，又都是“科班出身”，经历过系统正规的学习。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来源大大扩展了，资料搜集更为方便了，电脑使用已经普及，这与我们这些老同志在当时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依靠手工操作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国家对社会科学部门越来越重视，我们的业务经费（包括课题费）虽说还算不上很充裕，但毕竟有了较大幅度地增加，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拮据了。
对建所30周年，我谨表衷心祝贺。相信在我院三大强院战略的指引下，美国所前途无限，定能做出更大的成绩。
张也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