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
30周年庆典暨中华美国学会年会
系列学术活动综述
何兴强 李枏
王玮 樊吉社
2011年6月8~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典暨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系列学术活动在京举行。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副院长李慎明、武寅、李扬，院秘书长黄浩涛，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前驻美大使李道豫、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马振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结勉、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卡拉皮诺等中外嘉宾出席了此次系列学术活动。来自社科院国际学部各研究所所长、院职能部门与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200多名中外学者和官员及20多家媒体参加了此次会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美国研究所30周年华诞题词：“研究美国，勿以今日同昨日；复兴中华，总须后人继前人。”
王伟光常务副院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表示祝贺。他说，30年前，在邓小平、胡乔木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关怀下，中国社科院成立了美国研究所。30年间，美国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我国的美国研究学者，其中有的充实到了国家相关部委和机构，有的在高等院校发挥着领军人物的作用，也有的在美国等地继续从事着学术研究与教学。美国研究所及其学者们在沟通中美学界和社会文化界中的作用也非常突出。30年来，美国研究所在中央和国家有关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国外同行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走过了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为中国社科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对美政策献言献策。王伟光还对美国研究所提出了新的希望。他说，美国研究所经过30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今天可以算是“三十而立”，但也更是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美国研究所的学者们要加大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关注并研究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为我国美国研究做出新贡献。
熊光楷、李肇星、于洪君、崔立如、曲星、斯卡拉皮诺、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王晓岷分别致辞，对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表示祝贺。资中筠、王缉思、阎学通、宫力、秦亚青、杨洁勉、袁明、丁兴豪、陈宝森等学者也在会上讲话。
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等院领导向熊光楷、于洪君、章百家和斯卡拉皮诺颁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荣誉研究员证书》。
庆典结束后，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国际问题）：面向新形势的中美关系”、中国的美国研究十年回顾学术研讨会、《美国蓝皮书》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第33届国际问题论坛：2011年初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势”等系列学术活动举行。与会者围绕新形势的中美关系、近十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2011年初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面向新形势的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面向新形势的中美关系”研讨会是此次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与会者就中美关系的现状、未来走向、中美军事及战略安全、中美相互认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与会中美双方多位学者都认为，中美关系仍然将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世界和平乃至人类的福祉将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取决于中美两国相互准确的理解对方。2009年双方关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2010年则问题不断，较为困难，2011年中美关系得到改善，说明中美关系建立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基础之上。中美共同利益使得双方能够进行多方面的合作，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而中美两国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同利益的及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的三种分歧，双方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关注以及技巧来处理这些分歧，这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更为重要。在新世纪，中美两国合作对于处理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等全球问题至关重要。中美应学会相互尊重，化解彼此间的偏见。美国应该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国，加强技术交流，建立两军互访机制，不滥用军事力量；中国也不会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合法性，同时希望在诸多敏感地区实现合作，共同承担稳定亚太的责任。
未来的中美关系是与会者讨论的重点。从近期来看，由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及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2012年将是中美关系的关键一年，此后的中美关系将很不确定。因此，两国需要稳定双边关系。中美学者都认为需要取得即刻的和能够感受到的成果，为中美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包括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双方也都需要向对方承诺，解决好三个问题，即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关注，促进出口和学生交流的增加，保持整体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从中长期来看，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有：如何让应对中美战略关系从地区性到全球性的演变：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发挥重要作用，中美两国应共同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在诸如国际经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问题及朝鲜、伊朗事务上发挥作用；中美两国的相互猜疑仍然存在，中美两国都有声音要求遏制对方，从而保持各自的战略优势。因此，两国需要从战略视角来调整和设计与对方关系，即两国需要足够的战略高度来共同寻求共同基础，解决分歧，整体关系不要被人权或者是汇率问题绑架；需要创新性的思维来解决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两国需要足够的战略高度合作来进行国际体系和机构的建设，促进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促进共同价值观和同识的形成，例如同舟共济精神、以人为本、低碳经济等。
与会者认为，在未来三四十年，世界将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具有全球特征和影响的长期趋势和威胁，包括核不扩散，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失败国家，以及潜在的由于气候变化而被加强并复杂化的资源缺乏问题等的挑战，这些问题将会损害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繁荣和安全。对于这种挑战，未来可能的结果有三种，即“零和的世界”、“合作的世界”，以及“混乱的世界”。中美关系对全球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两国不能合作，而是进行零和的战略竞争，那么“零和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如果中美能够合作并，并与欧洲和其他20国集团进行合作，将会使得国际社会朝着合作世界的方向去发展，远离“零和世界”。两国应该跳出中美关系的双边框架，来审视这个更大塑造两国关系的战略背景的世界和力量，中美关系的“非零和发展”反过来将会塑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为此，中美双方都必须学会欣赏对方，促进双方关系的软着陆，为未来建立一个视角更为宽广的长期框架。
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好坏的晴雨表。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薄弱的部分，在整个中美关系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是最为迫切的一环。有中方学者认为，就目前而言中美军事关系中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中国崛起从未寻求填补美国因衰落而造成的“权力真空”；第二，中国从未谋求在东亚建立军事霸权，也无意将美国军事势力赶出东亚；第三，中国的国防建设不会对美国的军事构成威胁；第四，中国军事和平发展的意愿高于其他大国，中国军队一直谋求双赢的战略局面；第五，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两国军方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总之，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需要美国放弃冷战思维，在平等基础上开展两军合作关系，以确保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美方学者表示，美国欢迎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希望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力作用，但中美军事关系仍存在某些挑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第一，中美军事关系历史上相互不信任仍然存在，以往中美军队互动缺乏，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危机，严重损害了两国军事关系发展；第二，中国军队最近在近海的活动，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深感忧虑，美军方普遍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而对于中国，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以及对中国国防建设的过多关注也使中国疑虑重重。中国正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发展，美国不应再采取敌视的态度。中美两国应该学会彼此相互尊重，发展高质量的双边关系。同时，中美双边应熟悉对方的国家利益和底线，实现军事上的互信，并实现在一些“中间地带”的合作；第三，加强中美军事对话协商机制。中美两军不仅应在维护亚太稳定上发挥作用，也需要超越亚太地区事务，实现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第四，中美两国领导需要具备战略远见，增加领导人间的互访，如香格里拉对话。
相互认知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公众舆论与国内支持对中美关系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美方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最大误解就是崛起的中国将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美方学者强调，这个误解不是美国政府的观点，甚至不是大部分美国人民的观点，美国政府也没有包围、遏制或者是分裂中国的政策，相反，美国的政策是与中国接触，使中国更多融入国际社会，鼓励中国成为一个稳定的、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相应地，中国对美国最大的误解是认为美国正在遏制和分裂中国。有美国学者认为，这只是中国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他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美国评论员谈论这个观点，更不用说从美国政府官员口中了。对于这些误解，中美双方要保持警惕，不要让它们导致对方采取错误的举动。中方学者认为，尽管中国30年的美国学研究的壮大和发展，已经使得中国公众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美国已经相当了解，然而，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仍然在传播并误导公众。中国的美国研究机构要对美国进行长期和深入的研究，注意将美国作为一种文明来研究；研究机构也应该超越作为一个思想库的作用，服务于整个中国公众，将他们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公众，而不仅局限于学术圈。专家和学者的作用主要不在于直接影响决策，而是给公众以启蒙，以一种理智、温和的方式去消除误解，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这种良好的舆论环境反过来将会对决策圈子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美国研究十年回顾
美国研究十年回顾，是此次系列学术活动的又一主题。与会者分别就近十年来的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美国史、美国政治、美国经济和美国外交等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美国研究所前副所长陶文钊研究员就近十年的中美关系研究进行了回顾。他认为，十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研究队伍日渐扩大，学术成果丰富，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国内的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研究不断发展，对历史的研究与对现实的研究密切结合。他谈到目前中美关系研究中三个热点问题：第一，冷战后的美国是否衰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核心竞争和自我修复能力如何？第二，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是敌？是友？非敌非友？半敌半友？真敌假友？在两国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中美是否能实现良性互动。第三，中美是否注定要进行战略摊牌，或者可以避免大国竞争的悲剧。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信就近十年美国史研究进行回顾。他指出，美国史研究在目前中国的世界国别史研究中一直保持较高的地位，该研究拥有相对稳定队伍，青年学者正发挥重要作用和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十年内出版了145本专著。不仅如此，美国史研究的格局变化不大，教材类成果比较丰富。学术会议交流丰富，有较多的创新思想。
有与会学者重点谈到了《美国通史》的编纂情况，认为中国学者对其中的美国革命史、共和民主及人民概念的研究都带有中国特色，这表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正走向成熟的反思。当然，在某些研究领域还需要中国学者进行反思。学科规范性、浮躁的学术环境以及学术抄袭需要在未来时期加以避免。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条件进行了整体改善，随着中国意识形态的放松，美国史研究进入大发展的时期，研究生培养的水平也在提高。尤其在美国早期外交史的研究上，中国学者实现了突破，同时建立起中国的美国史数据库。
对于近十年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认为，美国政治研究的范畴包括美国的政治体制、国会、政党选举、政治思想及外交决策过程、公众舆论等多方面。中国学者在十年以来都在进行美国政治深层次的探索，从而使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内因素分析得到加速度地发展，大大超过以往水平。其进步的一面是，中国学者开始全面研究美国政治，很多题目都得以细化并深入，同时国内政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研究不足主要是基础理论的不足，论述深度欠缺，以及科学论证有待提高。
美国研究所王孜弘研究员回顾了近十年以来的美国经济研究。他指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国内对美国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热议中展开，在对“次贷”危机与经济衰退的探讨中结束。中美经贸关系则是贯穿始终的话题。上述领域中学术成果比例占得最大。对于新经济、经济增长的界定，中国学者也在热烈争论中。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及具体改革措施如人民币升值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题目。此外，美元地位问题，环境与能源问题，美国货币与财政政策问题等均是这一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美国所研究员姬虹对近十年来中国的美国社会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她认为，近十年的美国社会文化研究拥有老中青相结合的队伍。该学术研究遍布国内50多个城市，论文、知识结构日趋合理。各种学术专著成果丰富，研究领域多样化，其主要研究题目主要是集中在美国的移民、种族、文化与文学上。同时，中国学者也注重通过研究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进行借鉴。不足之处在于，该领域研究依然发展不平衡，学者间的交流相对较少。
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研究员就近十年中国的美国外交研究也进行了回顾。他指出，新世纪的中国美国外交研究蓬勃发展，成果不断涌现，队伍不断壮大，外交研究日趋深化。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十年以来在国内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的论文有1864篇，美国外交专著130多本。目前美国外交研究大部分是对美国外交事件的跟踪，对美国外交的基础性研究，制度性研究也在加深。区域研究，次区域和功能性研究正在不断扩大，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等研究领域也在拓宽，其中美国“反恐”研究是十年以来中国美国外交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国学者达成了诸多共识，但也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分歧：第一，美国反对恐怖主义是否会使西西矛盾成为国际格局的主要矛盾？第二，美国是否进行战略东移？第三，美国是否进入衰落期？在研究队伍上，目前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分布均衡，大部分为中青年学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对美国研究十年回顾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中国的美国研究堪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同步，其学术前景更有可持续性。同时中国的美国研究一直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起到引导作用。中国学者一直以美国学术研究作为借鉴的对象。对于未来美国研究的发展，中国学者需要更加强对中美价值观碰撞与合作方面的研究，中美拥有很多共同价值观，因此，中美学者需要共同努力，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三）2011年初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势
“2011年初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势”是此次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与会者围绕国际形势、力量对比、相互依赖、相互认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1.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上升，世界社会主义步入新的历程。国际经济危机仍在深化，西方国家的债务都在增加并超过了警戒线。西亚北非的乱局仍在持续，延缓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步伐。日本大地震与核事故仍然在演进。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外交部美大司谢峰司长指出，年初胡主席访美的历史意义，将中美关系带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为未来指明了的方向；一举扭转了去年麻烦不断的困难局面，向世界发出了“中美应该合作、正在合作、并将继续合作”的信号。
章百家副主任指出，在对国际形势进行总体判断时，无论高估还是低估威胁都会付出代价。以前我们一度有过高估威胁的失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我们对国际形势的预测中要涵盖“中国”这一变量。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对当前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在利比亚问题上，中俄投弃权票给西方国家造成了某种错觉。以后在类似情况中动用否决权，会被指实行双重标准。在巴基斯坦问题上，需要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同时预防美巴紧张局势升级。在朝鲜问题上，需要说服朝韩降低双方敌意。对朝鲜可加大经济援助，但同时也不能疏远韩国。
2.力量对比与中美关系
关于美国是否已经衰落或者正在衰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指出，时下风行的美国衰落论大多有着自身的政治目的。来自外部的衰落论者把美国当作腐朽的力量加以批判，而来自内部的衰落论者则更多是为了唤醒美国民众的奋斗精神。在他看来，美国并没有衰落，并且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将处于高峰平台期。
美国研究所陈宝森研究员指出，后金融时代的美国虽然遭受了重创，但经过调整后仍会维持高位运行。一方面，本轮危机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美国有着科技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能力。不过，尽管美国拥有这些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创造财富，它却不能解决困扰许久的各种痼疾，因此不可能长盛不衰。
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指出，美国综合国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也需要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其变化。在绝对值方面，美国在很多方面还在走高，在相对值方面，也是有的在提高，有的在降低或减弱。从国际比较来看，在一些领域，确实在发生着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虽然从短期看许多方面还并不十分明显。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指出，无论从总量看还是从人均水平看，中国赶超美国的速度都在加快。中美经济总量第一何时易位，乐观判断是十年之内，谨慎估计是二三十年之内，悲观判断则是中国陷入资源瓶颈、生态危机、社会动乱等内政困局。网络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是下一场科技革命的爆发点，将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教授指出，中美实力对比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是，由于双方心态有所变化，加上第三方因素、偶然事件和媒体炒作的影响，使双边关系受到了干扰。年初胡主席访美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让两国关系步入正轨。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指出，同美国交往时，我们在心态调整上要小心，不要成为美国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在行为转变上要谨慎，我们总体上还处于韬光养晦的阶段，不要随意划定红线从而引发正面交锋。把国内外大局统合起来，谨言慎行，不把国际矛盾转移到国内来。
3.相互依赖与中美关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教授指出，中美经济利益的权重在加大，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在强化，中美关系犬牙交错已经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在对美战略上，我们要注意分寸，有时需要避免急于求成。
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熊志勇教授考察了近年来媒体语言的变化。他指出，2010年出现了一些措辞激烈的报导，2011年有所缓和。2010年用“遏制”的地方，2011年多用“防范”代替。确实，双方已经形成了确保相互摧毁的金融恐怖平衡，因此，我们对内需要维稳，对外也需要维稳。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周世俭研究员考察了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以中国持有60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为例，其价值已经蒸发掉了很大一部分。美国还将减持两房股份，将其重新私有化。两年后，中国持有的将不再是美国的政府债券，而是彻头彻尾的企业债券，其风险性可想而知。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苏长和教授指出，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事务上有共同需求，也有理念冲突。西方国家讲究民主优先，中国讲究民生优先，存在中国自主性和国际制度约束性相冲突的可能。现行国际制度也没有解决领导权的进退问题，这也可能引发新老大国的矛盾。在建制问题上，中美两国并不足以应对全球问题的制度建设，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教授考察了美国战略思想从“再保证”向“再平衡”的转变。他认为，目前美国在亚洲不仅深化传统同盟关系，还在扩大同盟关系，特别是加强了同印度的联系，也在同步强化同地区组织关系，通过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和香格里拉对话等机制，打乱了亚洲地区的原有秩序。
4.相互认知与中美关系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教授指出，塑造新型中美关系的前提是正确理解美国。很多中国人有着盲目崇拜美国的心结，尽管这种情绪正在减弱。中美两国以正常心态相互看待，才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傅梦孜教授指出，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看，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战略互信，我们不能过高期望双方会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此外，两国关系不仅是政府之间的事情，也是两个社会之间的事情。
国际关系学院张敏谦教授认为，在认知问题上，双方需要理解对方并争取被对方理解。只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相互信任。目前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匮乏，很难一下子消除，而战略互信也只能是一个长远目标。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孙有中教授就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国政治形象面临的挑战最大，未来的走向取决于政治改革的方向。中国应该开创中国版本的民主与自由，没有民主和自由就没有和平与富强。但是，推动民主和自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为了美国。他告诫说，不要预测两国价值体系不同就将注定发生冲突。
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对软实力的运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指出，有意识使用软实力是美国的一项系统工程。利用美国之音、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平台，美国不断向世界推行其价值体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人心、民意的竞争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竞争形式。
美国杰普曼大学贾文山教授指出，西方人的全球传播模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突出的是自我意识。而东方人尤其是汉文化圈的全球传播模式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注重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在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用西方人的话语来诠释东方人的理念，让他们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指出，在处理同美国关系时，我们多把两国关系的基础建立在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层面。我们需要有效拓展民间友谊，并将公共外交提高到战略高度，稳步推进民间交流。
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张睿壮教授讨论了学者肩负的使命。他说，在当前，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更加宽松以后，学者的心态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对国家的认同感和主体感更加强化。学者能够从国家主人翁角度出发，替国家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打破美国或者说西方的话语霸权。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
中美关系：现状与趋势”
研讨会综述
刘元玲 谢韫
2011年5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与战略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与趋势”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财政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及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等单位的1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就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进展与成果及中美军事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背景及成果
中国财政部外经办处长徐冬宁认为这次对话的大背景是2011年1月胡主席成功访美，这为中美经济对话奠定了比较好的基调。徐冬宁介绍了此次战略对话的议题设置，主要包括（1）宏观经济议题，即全球视野下如何加强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2）结构调整议题，即中美两国如何通过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达到中美经济平衡，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加强合作；（3）金融议题，即中美在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方面加强合作的问题；（4）投资和贸易议题，双方都重申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立场，对中美投资经贸关系中各自关心的问题表达了意见。从此次对话的成效来看，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具有很强的规划性和指导性，是落实胡锦涛主席访美的重要成果，为中美两国开展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全面性的指导意见。
中国进出口银行研究部总经理冯春平介绍了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出台的一个对苹果手机（Iphone）的分析报告，指出在全球化的生产过程中，美国本土就业所受的影响。他认为，此次对话中国对重申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和关于出口管制谈判值得关注。冯春平指出，对美国而言，其最大的利益诉求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不受威胁，美国主导的秩序不受冲击。对中国而言，中国要求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在宽松的环境下，最大可能地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冯春平认为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但不会是贸易战；两国之间经贸压力很大，但有实有虚，关键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中国国内市场是我们现在可用的最大最有用的一张牌，如何使用这张牌对中国非常重要。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亮，提出了此次对话中体现出来的三个亮点和三个不可以。三个亮点包括：（1）中美双方态度上持续的转变。美国从2006年到2010年主要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在2011年的经济对话中姿态有所放低，表现出与中方平等对话的态势；（2）《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以下简称全面框架》）的签署规范了中美今后一段时间会谈的模式。《全面框架》构建了一个大的框架和蓝图，可以确保中美今后一段时间围绕这个框架来谈；（3）外围的合作成果不断增加，很多方面都有涉及。中美之间存在三个“不会”：（1）美国不会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要中美商贸联委会快速解决中国市场经济问题”，这种表述本身只是给问题解决提供一个渠道，而中美之间很多实质性问题依旧存在，并没有拿出实际的解决办法；（2）中国在出口管制和投资并购限制方面的要求也不会得到满足；（3）美国对中方自主创新的压力不会减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樊吉社研究员认为，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对话所达成的成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这包括：（1）第二项对话成果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对话框架下，开展中美战略安全对话，该成果有望使得两国战略安全对话得到机制性保障。未来对话内容将覆盖核、外空、网络空间等领域，通过磋商，两国致力于达成某种共识，共建行为准则。第三项成果则确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中美将就涉及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诸多议题展开磋商；（2）对话成果第14、23、24项均与海洋安全有关。未来，中美将通过对话及官员的互访等机制，在海洋安全领域继续寻求双边合作机会。不仅如此，由于中美关系日趋复杂，两国利益相互交织，两国在核、外空和网络空间等问题上的共识还有可能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带来新机遇。他认为，观察此次对话成果第三项和第七项，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看似有所缓解，但实质上中美在朝核问题、在南亚和阿富汗反恐问题及在伊核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十分明显。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美双方呈现了管理分歧、管理危机、争取合作的姿态。当前的中美安全战略关系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一是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处于一个节点，今后走向仍不明确；二是因中美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和竞争较多，故双方应该管理分歧、管理竞争；三是中国应考虑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虑中美关系，并在重塑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争取话语权和利益。
（二）金融监管与奥巴马的金融改革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王生升指出，次贷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近3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即产业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失衡、劳资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各部门收入与负债规模的失衡。为缓和这些结构性矛盾，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新基础”改革纲领。这主要包括：推动资本运动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推动劳资市场关系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推动经济增长一定程度的去债务化，以及由“单边主义”转向“巧实力”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从历史趋势看，奥巴马的“新基础”改革纲领有助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缓和，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将对未来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宇飞副教授分析了巴塞尔协议下中美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合作问题。刘宇飞首先对此次协议签署的背景和推出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并对其主要特点进行分析，认为这从微观和宏观审慎方面更加强化监管。刘宇飞还将巴塞尔协议三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作了对比。认为两者总体方向上一致，都是更严格的监管；都是应对危机做出负责任的、政治正确的反应。但两者在严格程度有一定差别，外部评级机构的作用不同，过渡期的安排不同。刘宇飞指出，考虑到巴塞尔协议从一到三的连贯性，以及巴塞尔协议二提出的三支柱仍然是基础性的监管框架，有必要更全面地考虑我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
（三）中美军事交流及地区安全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赵蔚彬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美军事发展的历程、存在的障碍以及发展前景。她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历了一段“蜜月期”。然而，自1989年至今，中美军事交流共经历了六次中断。影响中美军事关系正常发展的障碍主要是：（1）美国售台武器问题；（2）美国舰机对中国近海实行大范围、高强度的抵近侦察；（3）美国国内的对华歧视性法律。未来两军关系能否保持平稳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她还阐述了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两大意义。首先，军方代表的加入可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全面、更透明、更成熟；其次，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置于两国最高级别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之内，将为中美军事交流开辟新窗口。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崔磊研究员指出，中美军事关系无法深入的最根本原因是：双方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和对立。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军事代表也参与了对话。此举对中美关系整体及中美军事关系而言均是有益的。首先，在讨论战略安全时，具备专业知识或背景知识的军方代表的参与可深化并完善对话；其次，由军事代表和非军事代表共同参与的副部级对话机制，与以往的军方磋商机制相比，提升了一个台阶。但是，导致军事冲突的关键诱因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军事冲突并非只要军方之间采取措施，减少误判就可以解决。因此，改善两国政治关系才是稳定中美军事关系之根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张文宗研究员对中美军事关系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鉴于阻碍两军关系正常发展的“三大障碍”不会轻易解决，两军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同时，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全球公地领域使中美军事关系面临新问题。他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全球公地规则。取得全球公地、即取得在陆、海、空、天、电五维空间的绝对主导优势，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美国在确立和强化其全球公地主导权的过程中，对中国始终持有偏见、将中国视为另类。此外，因“全球公地”的“公地”属性，各国都有权享用其资源。但是，各国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可能破坏“全球公地”的“生态系统”。为确保世界各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地”持续为人类服务，很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和极地的国际规则。各国应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建立规则，中美两国尤其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就举行亚太事务磋商和战略安全对话，以及开展海洋法对话、海事官员和海事执法船互访等达成共识。此举将向亚太各国发出中美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信号，有助于两国战略互信的建立，并起到避免误解和误判的作用。
（四）美国在阿富汗战略的调整及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兴强认为，美国对阿富汗战略的调整为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机会。国内政治的压力使得奥巴马政府调整了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早早设定了撤军日期，并将传统作战转向以“保护当地人免受叛乱活动侵害”和“引入有效政府和发展计划，迅速展示和平成果”为中心的“反叛乱”战略，“建设”成为该战略最为重要的环节。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此难于胜任，而中国的经济建设能力成为美国最为需要的，中国在阿富汗也有着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这是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的基础。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18项成果“认识到双方在阿富汗政治稳定与经济重建方面有共同利益，决定加强相关努力的协调以促进这些共同利益”的表述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7日在北京联合举办“美国军控政策与地区安全形势”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等在京单位的20余名专家与会。会议围绕中美核战略对话和核透明、国际核军控形势走向、防扩散和地区安全形势、日本核泄露后的核安全，以及网络空间国际军控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中美核战略对话与核透明问题
与会者认为，美国2010年版的《核态势评估》报告37次提到与中国建立战略稳定性的问题，与2002年的报告相比，对中国的定位出现很大变化。今天的中美战略稳定，不同于历史上的美苏战略稳定。对于战略稳定性的问题，中美对一些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双方还没有共同认可的方法和途径。在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谈核战略稳定问题有现实的困难。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大框架下，2011年5月中美举行了首轮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与会者认为，建立中美战略对话对稳定中美关系有益。近年来，核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担心中国力量出现突破性发展，希望增加可预期性。美国希望通过战略对话来影响和塑造中国的战略思想。在中美交流中，推动中国核透明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目标。在中方的坚持下，核内容没有列入2011年的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的议题，但是美国还是希望尽快将此列入对话。然而，目前解决中美核透明问题存在现实困难，主要包括：中美无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战略需求；中美互信基础缺失；中美核战略差异和实力对比明显。与会者认为，通过深度对话，可以增信释疑，也有利于增加中美互信。
(二)国际核军控形势走向
与会者就国际核军控问题交换了意见。有学者认为，在刚结束的2011年裁谈会二期会议上，有关各方未能就启动禁产谈判达成协议。主要是巴基斯坦坚决反对启动禁产谈判。最后达成的联合声明是要维持裁谈会势头，积极推动禁产谈判。美国方面非常想推动禁产条约谈判，但是没想好谈什么，美国想推的是启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想在美国大选前启动谈判，以期对奥巴马连任有帮助。
有学者认为，国际核军控的发展势头在趋弱。美俄新的核裁军条约于2011年2月生效。核裁军谈判成为美俄改善双边关系、推进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虽然双方原则上同意削减，然而一旦涉及实质性内容它们的分歧便暴露无遗。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美俄对谈判的需求不一样；在削减目标上分歧严重；受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
（三）防扩散与地区安全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加强对印度核武器和核政策的研究。在南亚核扩散问题上，中外专家持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相对乐观，西方学者认为南亚是最有可能爆发核冲突的地区。在他们看来，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印巴的核竞赛一直在继续；印巴核威慑不可能达到像美苏核威慑的程度，打核战争的危险虽下降，但是打低烈度战争的可能性加大，从而可能跨越核门槛。
还有学者提出，2011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北约空袭利比亚，对朝鲜半岛的冲击很大。朝鲜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的思路可能发生动摇从而转向中国。果若如此，中国在处理对朝和对美关系时政策选择的张力将会加大，这将中国外交形成新的挑战。
（四）日本核泄露后的核安全问题
与会者就日本核泄漏后的核安全问题进行了研讨。有学者认为，福岛核事故造成环境污染和海水的放射性污染，给全球核能安全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和教训，也将促使国际核电产业进行重大调整。无论从技术层面、管理层面，还是从国际层面来看，未来全球核电产业应加强监控和管理、提升核安全标准，并加强国际与地区间的合作与协调，以提高核能安全。在未来核电发展格局上，全球核电产业可能向核大国和新兴工业国集中。德国、瑞士、瑞典已经表示放弃核能。东南亚地质结构脆弱、水平有限，在发展核能上变得谨慎。美国、法国和中国等大国仍将坚持发展核能。
有与会者提出，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污染和能源安全，中国不能放弃核能发展，但应从技术和机制上予以综合解决。在福岛核事故前，中国大规模建造核电站，大跃进式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安全隐患。与会者建议，为提高中国的核能安全，各监管部门应把核电的立项审批上升到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加强监管；中国应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级应急体制；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在核电站的选址上，应谨慎并进行综合评估。
（五）网络空间国际军控问题
近年来，伊朗核设施遭受大范围的电脑病毒攻击、维基解密、中东北非大规模动荡等一系列国际事件表明，网络不但影响正常生活，也正在成为威胁国家政权体制、挑战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推动世界政治变革的重要工具。与会者认为，网络安全涉及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网络空间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手段，应从战略角度和政权稳定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
目前网络军控处于理论探讨阶段，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达成具有约束性质的条约。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缺乏政治意愿；核心概念争议大，迄今未对网络军控的内涵和外延达成共识；技术管控的难度很大，难以完全照搬传统的军控模式；难以实施履约核查；现行的国际规范漏洞多，难以借助法律手段形成有效的制约。未来网络军控可能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展开。
与会者认为，奥巴马政府2011年5月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是在美国对网络依赖性越来越高、网络安全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对网络空间做出的重要政策宣示。在网络军控方面，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是把网络攻击视为与其他武力攻击一样的攻击；二是对网络攻击美国保留一切手段进行自卫。对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如果达到武力攻击的强度，美国将进行武力反击；三是对网络军控，美国更倾向于如何进行溯源、威慑和先发制人的打击等一般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