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neth G. Lieberthal, 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How to Achieve Corporate Suc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作者李侃如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暨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和发展问题高级研究员。他既是政治学家，又是政府和公司的咨询顾问；他曾担任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又是研究国际企业战略的教授。

　　除前言、致谢、注释、参考文献、索引以外，全书共6章。这6章分别是：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约束、中国的工作环境、跨国公司战略的必要改变、管理风险、展望未来。

　　李侃如结合自己的丰富阅历，对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成功地拓展业务，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他认为，现在的情形是，跨国公司对中国既满怀期待，又深感不安。中国的发展也许会损害主要工业国的利益，但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扩张正在改变全球的力量与资源的分配。因此，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充分地了解中国，并对中国的成就及深层次问题施加影响，那么中国的转型就能为企业的获利提供巨大的机遇。在本书中，基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领导人所思所想的深入了解，李侃如详尽地阐述了外国公司在“中央王国”成功发展业务所必须掌握的战略。李侃如援引大量具体的实例，支持其观点和建议。他不仅告诉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做生意，而且告诉它们如何在中国规避可能由于其自身行为所带来的风险。

　　全书行文简洁明快，为在中国发展的跨国公司采取何种企业战略提供了广泛而重要的指导。麦肯锡公司全球执行董事多米尼克·巴顿为本书作序。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　张宏毅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除序言、大事年表、参考书目和索引之外，全书共6章，约39.8万字。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宏毅教授领衔、几位高校教师合著的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以英文、中文和部分俄文档案及相关原始资料、回忆录等为依据，吸收中、美、苏（俄）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对于苏联和中国应对美国意识形态政策的不同结果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苏联的教条僵化和最终西化，是导致其在美国意识形态进攻之下走向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实践，是中国永葆社会主义生机活力、战胜“和平演变”的根本保证。全书共六章，分别为：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与美国早期对苏联的政策（1917～1945）；意识形态与美苏冷战（1945～1991）；意识形态与冷战结束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特点及走向；是僵化、西化，还是创造活力？——美国意识形态进攻在苏、中产生不同结局引发的思考。

　　本书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美国资本流动：非成本要素与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分析》　王孜弘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除总序、绪论外，全书共9章，约23.4万字。

　　本书主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本书从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多角度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动进行分析，从宏观理论到具体评估模型等均有所涉及。作者强调，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方向的不仅有要素成本，还有非要素成本，更有非成本要素。就宏观层面与长远影响而言，真正对美资流向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资本对包括经济体外部环境在内的经济体整个社会的评估，而不仅是对市场的评估。就引进美国直接投资而言，特别是就引入技术水平较高，具有现代化高效管理模式的美资而言，市场开放固然重要，但市场建设更为重要，而最为重要的则是整个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这意味着在引进美资过程中，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或许比市场本身更为重要。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美国资本流动》的成果之一。

　　《美国高技术城市研究》　韩宇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除前言、结论、参考书目、索引和后记外，全书共14章，约33.6万字。

　　作者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对美国城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中篇详细记述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区、北卡研究三角地区、奥斯汀、圣迭戈、华盛顿地区等具有代表性的高技术城市的发展道路。下篇对美国高技术城市的成功因素做出系统总结，具体阐释了大学、风险资本、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因素在高技术城市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王旭教授主持的“城市美国”系列丛书之一。

　　《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研究》　林广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除导言、结语、附录外，全书共7章，约24万字。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全书从移民的角度探讨了纽约城市发展演变的百年轨迹及其启示，力图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论述了纽约建立、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过程，以及纽约的移民管理和纽约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作者分析了纽约的移民人口结构、地域分布、职业构成及其对纽约城市发展的深远影响，剖析了纽约各移民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种族歧视和政府管理失误等引发的移民犯罪问題。作者还将哈莱姆贫民区作为个案，分析了纽约的贫民区问题。

　　本书的7章分别是：移民与纽约城市的发展轨迹；移民特点、地区分布和职业构成；移民对纽约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纽约外来移民犯罪辨析；纽约哈莱姆贫民区的形成；华人移民与纽约社会；纽约的移民管理及民族文化冲突。

　　本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美国军事：冷战后的战略调整》　樊吉社、张帆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全书除了前言、参考文献及后记外，共15章，约36.2万字。

　　本书作者樊吉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张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研究员。本书作者认为，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是“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共同促成的。“内源性”因素包括三个：一是选举因素，即美国总统的更换，以及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势力的消长；二是美国在经历重大战争挫折后有可能调整其军事战略；三是军事技术催生新式武器也会促使美国调整军事战略。“外源性”因素主要是指美国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

　　本书探讨了影响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军事战略调整的内涵及其实践、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影响，但不涉及军事战略调整内容中的技术分析和美军各军兵种调整的细节。尽管作者认为，即便没有发生九一一事件，布什政府也将调整其军事战略，九一一事件只不过是加速了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但是本书仍然以九一一事件为主要时间节点，将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全书并未试图对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做出全景式分析，而是在解读美国安全战略、军事战略文本的基础上，选取若干重大问题加以论述。例如，本书不但论述了拉姆斯菲尔德的“防务转型”、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演变与调整等问题，还论及了中美安全关系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演变，以及当前的美国对华军事战略。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美国研究丛书》之一。

　　《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　邢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除导言、结论、后记外，全书共6章，31.7万字。

　　作者邢悦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暨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该书从文化角度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阐述了美国文化在其对外政策中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式，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精神内涵和深层动机，以及美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其对外政策所呈现出的显著特点。

　　作者认为，美国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运行机制的特点是：文化建构了美国对其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维护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构了美国对国家实力的作用的认知，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始终不渝的重视和强调软实力的国家；文化规定了美国对外决策机制的特点，划定了对外政策可选择的范围。美国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表现为：文化是美国确定“我者”与“他者”的依据，美国以“上帝选民”自居，而以“邪恶”来给敌国定性；文化使美国得以在国际社会推行民主、人权为其道义追求，同时反对激进革命，尤其是对共产主义深怀恐惧和厌恶；文化使美国对外政策兼具道义性和实效性。

　　Marc Levinson, “Faulty Basel: Why More Diplomacy Won't Keep the Financial System Saf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3, May/June 2010, pp.76～88.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国际商务的高级研究员。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在1970年代中期发生了几次金融危机之后，来自各个主要经济体的代表曾合力制定了使全球银行系统更加安全的规则。一个新的组织在瑞士的巴塞尔建立起来，它就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此之后到现在，该委员会已草拟了多项监管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国际协议。作者指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防止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灾难。这篇文章发表于最近结束的《巴塞尔协议III》谈判之前。作者指出，各国国内的监管比在全球层次实施的单一的一系列国际监管规则更有效。这种监管机制的“多样性”的一个例证就是西班牙。他指出，尽管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但是西班牙的银行体系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系统更好地度过了金融危机；西班牙一直要求它的银行保留一部分额外的储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损失。作者对于有人提出建立银行业的国际救助基金不以为然，他认为建立这种基金将带来各国监管者放松监管责任的道德隐患。他的结论是，“如果说到金融监管的话，少一些国际外交行动比多一些国际外交行动要好得多。”

　　Urban Institute, “The Future of Social Security: Solvency, Work, Adequacy, and Equity,” November 12, 2010, 8 pages.

　　文章指出，美国社保基金在未来75年间将面临5.4万亿美元的缺口，但做出适度的调整可以阻止这种情况的恶化。一些人认为这些调整应超越社保基金仅有清偿的能力，而是要使社保收益更加充足与平衡，从而保护弱势的工人群体，鼓励人们工作到更老的年龄。尽管什么时候及如何做到这一点仍然需要讨论，但是决策者可以在不取消美国最受欢迎且最成功的社保项目提供给人们的基本保障的情况下，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本文概述了城市研究所在国会山举办的3次活动的情况，列出了关于美国社保辩论的核心问题及未来改革的选择方案。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卢宁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