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注：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8批面上资助项目《美国国外“反叛乱”行动研究》（资助编号：20100480614）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特别感谢《美国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葛腾飞 苏听
〔内容提要〕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关键词：美国外交 “反叛乱” 第三世界 对外干涉
20世纪中期以后，作为更宏大范围的世界性历史运动的结果，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性殖民和扩张体系逐渐土崩瓦解，亚、非、拉出现了旨在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由于担心这种反西方运动与情绪会提升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进而挤压西方阵营的影响，美国开始关注在第三世界蔓延的“叛乱”(insurgency)活动。随着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1960年当选总统，“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关切之一。这种“反叛乱”的政治军事干涉范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对抗和战争，即使是处于绝对优势的美国军事力量，也未必能够迅速达成其想要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控制。美国在这种干涉中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和难以应付的战略性难题。为了确保实现其战略意图，维护其在一些关键地区的“信誉”，美国战略界便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干涉中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大量研究。简单地说，这种“反叛乱”是指美国为了在第三世界各国维持某个亲美政权的统治秩序和权威,打败反对亲美政权的力量或者反美力量，并为铲除反美力量滋生的根源而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事、心理等综合性行动措施。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于“反叛乱”理论的研究并不多见。(注：王国强所著的《美国有限战争理论与实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将“叛乱”与“反叛乱”作为“低强度冲突”的四种行动样式之一进行了概括性说明。时殷弘教授在其著作《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中论述了肯尼迪政府对“反叛乱”行动的特殊热情。此外，费晟博士在《美国的“反叛乱”思想与“反恐”战争》（《观察与交流》，第23期）一文中较细致地分析了美国“反叛乱”理论的渊源与实践，尤其是详实介绍了“有限战争”理论家马克斯韦尔·泰勒及现代化理论家沃尔特·罗斯托对“叛乱”的社会成因的分析。)而在美国，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战略研究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反叛乱”问题。本文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主要研究者的研究文献、官方“反叛乱”政策文件及其执行情况进行梳理，考察不同时期美国“反叛乱”概念界定和理论的变化，以及“反叛乱”政策内涵的差异，从而展现出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线索，并在此基础上对“反叛乱”固有的特性和困境进行评析。
大体说来，以美国总统任期来划分，美国官方对“反叛乱”理论的关注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约翰·肯尼迪总统时期、罗纳德·里根总统时期，以及小布什到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时期。(注：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D. Michael Shafer, Deadly Paradigms: The Failure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Jefferson Marquis, “The Other Warriors: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Vietnam,”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1, Winter 2000.)
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亚非拉人民的反殖民运动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统归为“叛乱”，同时将其亲自参与或援助亲美政权镇压上述革命运动划归为“反叛乱”。例如，阿尔及利亚、菲律宾、马来亚的反殖民主义独立战争都被美国视为对宗主国政府的“叛乱”。依据1962年8月24日经由182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批准的《美国海外内部防务政策》，(注：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Internal Defense Policy, September 1962.)肯尼迪政府将“叛乱”定义为“针对合法政府的反抗或暴动但未达到内战状态的一种情势”。该文件特别强调，“现在共产主义鼓动、支持或利用的颠覆性叛乱是最为主要的（威胁）”，“反叛乱”则是指“一个政府为挫败颠覆性‘叛乱’而采取的军事、准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及民事行动”。(注：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Internal Defense Policy, September 1962, p.28, Annex B: Glossary of Terms.)这一关于“叛乱”、“反叛乱”的概念界定为美军早期“反叛乱”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大体框架。(注：Austin Long, Doctrine of Eternal Recurrence: The U.S. Military and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1960～1970 and 2003～2006,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RAND Corporation, 2008, p.3.)
里根总统时期，在1960年代“反叛乱”战略基础上形成了“低强度冲突”战略。美军不仅将“反叛乱”纳入到“低强度冲突”的范畴中，而且将支持某些“叛乱”力量以推翻既有的亲苏政权也纳入到美国要介入的低强度冲突之中。无论是支持“叛乱”还是“反叛乱”，其主要目标都是旨在“推回”苏联在拉美等第三世界的扩张。以里根时期的“低强度冲突”战略理论为基础，1990年美国陆军和空军联合发布了关于“低强度冲突”的野战条令（FM 100-20/AFP 3-20），条令对于“叛乱”的界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条令将“叛乱”界定为“通过革命接管或取代现政府而掌握政权的有组织武装政治斗争”。这与肯尼迪时期的“叛乱”概念相比，去掉了“针对合法政府”的表述，意味着美军对“叛乱”的态度更为实用：在必要时，“叛乱”可以成为美国“推回”苏联势力的一种工具。既然需要对它加以利用，美国也就对“叛乱”的目标做出了新界定，指出“叛乱”的目标往往是有限的，可能是挣脱原来政府的控制而在传统的族裔和宗教地域内建立起一个自主国家，也可能是设法取得以较温和方式不能取得的有限政治妥协。而“反叛乱”则是指一个政府为打败“叛乱”而采取的所有军事行动及其他行动。它既可在执行内部防务和发展战略的安全部队行动中使用，也可为巩固了权力并在其控制地区执行某种政府职能的“叛乱”运动所用。(注： Departments of the Army and Air Force, FM 100-20/AFP 3-20, Washington D.C., 12/05/1990, pp.2-1, 2-7.)
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奥巴马总统将“反叛乱”理论服务于全球反恐斗争， “叛乱”与“反叛乱”定义的冷战色彩淡化了，呈现出将“反叛乱”的方法手段与应对相关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综合起来考虑的倾向。在2006年发布的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野战条令《反叛乱》（FM3-24/MCWP3-33.5）中，“叛乱”是指“有组织的、持久的政治军事斗争，意在削弱现政府、占领国或政治权威的控制力与合法性”,“反叛乱”则是指“政府为挫败叛乱而采取的军事、准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及民事行动”。(注： Department of the Army, FM3-24, “Counterinsurgency”,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6, p.1-1. )显然，对“叛乱”的这一界定注重于对其特性的客观把握，“反叛乱”的概念则基本沿袭了肯尼迪时期的定义，只是删除了限定其指涉对象的“颠覆性”一词。到小布什任期结束、奥巴马总统上任之际，美国接连出台了两份重要的“反叛乱”文件。一份是政府层面的，即2009年1月国务院牵头各部门共同制定的《反叛乱指南》。这份文件将“叛乱”和“反叛乱”定义如下：“叛乱”是指“为了夺取、抵消或挑战某地区的政治控制而有组织地运用暴力和实施颠覆”；“反叛乱”是“旨在为遏制叛乱并同时铲除其产生根源而进行的综合性民事、军事努力”。(注：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Counterinsurgency Guide,” January 2009, p.2.)另一份文件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联合条令，即2009年10月出台的《反叛乱行动》。这个条令将“叛乱”定义为：“某团体或某运动为推翻统治政权或为强迫其发生变化而有组织地运用暴力和实施颠覆”；“反叛乱”则是“为了打败和遏制叛乱并解决其根本性不满而采取的综合性民事、军事努力”。 (注：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24,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October 5, 2009, pp.x~xi.)军方文件基本上采纳了政府部门制定的《反叛乱指南》中的概念界定，与冷战时期相比，更强调冷战后“叛乱”力量发生的各种变化，在“反叛乱”中更强调处理民怨的重要性。
美国战略界不同时期对“反叛乱”进行的大量研究支撑了上述政府和军方的“反叛乱”战略界定与行动规划。冷战时期，其著作曾被誉为“反叛乱”圣经的大卫·加鲁拉（David Galula）(注： 大卫·加鲁拉（1919～1967），法国人，军事阅历极其丰富。20世纪40、50年代曾受法国政府委派在中国、希腊、阿尔及利亚等多地有军事任职。1962年春，他以实习研究员（a research associate）身份加入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后在美国从事关于“反叛乱”战争方面的研究。)认为，“叛乱”并不像普通战争那样，而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是“一国内部的某个派别不择手段地奉行其政策”。在他看来，“反叛乱”与“叛乱”是同一冲突的两个不同方面，两者在语义学上可统称为“革命战争”。(注：David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1964), p.1.)大体上，在冷战时期，“叛乱”与“反叛乱”主要被理解为局限于第三世界某一国国内的行动，美国发动的政治军事干涉也被限定在特定的国家范围内。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以大卫·吉尔库伦（David John Kilcullen）(注：大卫·吉尔库伦（1967～），澳大利亚人，当代主要的“反叛乱”和反恐怖理论家，澳大利亚前步兵团上校，2004年被调派到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任职。)为首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伊斯兰极端圣战主义者的“全球叛乱”。他认为，“叛乱”是“通过颠覆、政治活动、起义、武装冲突及恐怖主义来推翻现状的民众运动”，与传统的“叛乱”不同的是，“（全球伊斯兰圣战主义运动）却在试图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重塑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注：David Kilcullen, “Countering Global Insurgency”, p.15. available at: http://smallwarjournal.com/documents/kilcullen.pdf, 2011-11-6.)兰德公司在经过系列研究后也认为，圣战“可以、也应该被视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叛乱”。但兰德公司的研究也指出，“不管是地区‘叛乱’还是‘全球叛乱’，都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同，两者同属一种为取得普通民众信任与忠诚的竞争。”(注：David C. Gompert, Heads We Win: The Cognitive Side of Counterinsurgency (RAND, 2007), p.4.)很明显，此时对于“叛乱”的定义已经扩展为特定非极化力量发动的一种跨越国境、试图推翻现存的西方主导国际秩序乃至主权国家体系的国际运动。
“反叛乱”理论的萌芽肇始于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对不发达地区现代化问题的关注。1959年，罗斯托凭借《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一书及《非发达地区的游击战》这篇演讲被誉为 “反叛乱教义首席设计师”。他依据自己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对“叛乱”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独到分析，并且以此为基础讨论了如何有效地进行“反叛乱”。他将不发达地区的“叛乱”归因于现代化过程和社会发展，并宣称共产党人是其始作俑者。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政府制度建设与社会变迁脱节，因而导致了不稳定与动乱。因此，他呼吁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此类问题，防止共产党人利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趁机夺权。1960年6月，罗斯托在布雷格堡发表题为《非发达地区的游击战》的公开演说，其中心内容便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人的颠覆与游击战。(注：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著：《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国际关系学院“五七”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3~114页。其中第九章取材于著名的布雷格堡演说《非发达地区的游击战》。) 罗斯托主张，美国在不发达地区的中心工作便是维护“现代化”进程的独立性，学会在可能的情况下遏制游击战，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付游击战，而其基本原则就是由美国政府设计系统的对外援助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第三世界进行援助，支持当地政府创造赢得“反叛乱”战争的条件。罗斯托的主张受到了肯尼迪的赏识。他先后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室主任，成为“反叛乱”理论在肯尼迪政府中盛行的重要推手之一。
美国战略界对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奉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的批判，也是“反叛乱”理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在1950年代后期，包括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威廉·W.考夫曼(William W. Kaufman)、罗伯特·E.奥斯古德（Robert E. Osgood)、亨利·基辛格等在内的一批战略理论家纷纷质疑“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有效性。(注：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彭光谦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524页。) 他们认为，这种以大规模报复为特点的威慑，除了反击最明显不过的侵略之外，等于是放弃使用军事力量，进而放弃外交和战略主动权。美军领导层内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其代表人物便是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和詹姆斯·加文(James Gavin)将军，三者中又以前陆军参谋长、“有限战争”理论家泰勒最为突出。
泰勒在1960年出版的《不定的号角》一书中主张，美国必须具备“有限战争”的能力，以便推行一种更为积极的行动战略。他认为，由于过分依赖战略核力量，“大规模报复战略”反而在低于某个门槛时，尤其是在美国和西欧以外的第三世界的“叛乱”冲突中难以奏效。因此，美国政府应该推行一种“灵活反应战略”，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以适合于当地实情的武器和部队对第三世界的“叛乱”冲突做出反应。(注：马克斯韦尔·泰勒：《不定的号角》（王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7页。)泰勒从军事角度提出了“反叛乱”行动对军队实施结构性调整的要求，即“要成立专门针对有限战争的单一司令部，战斗编制要适当小型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发展出一整套快速反应的海、空运输机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部队输送到叛乱发生地”。(注：费晟：《美国的“反叛乱”思想与“反恐”战争》，第13页。)这意味着“有限战争”将成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主要方式，其目标不仅直接指向苏联，而且还包括第三世界的“叛乱”。泰勒的主张同样受到了肯尼迪的青睐。1961年6月，泰勒出任总统特别军事代表，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总管政府中的“反叛乱”相关事务。1962年10月，泰勒又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对“有限战争”的重视，直接促成了“反叛乱”理论在美军内部的盛行。
事实上，肯尼迪总统本人对“反叛乱”也情有独钟。早在1951年，时任参议员的肯尼迪巡视越南后即得出结论：对付游击战争的主要困难在于游击战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注：John Kennedy, A Compilation of Statement and Speeches Made During His Service in the U.S.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64), p.288. )1959年，肯尼迪在评价“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明确表示它无法应用于“灌木林火战争”。(注：John Kennedy, The Strategy of Peace (New York: Harper, 1960), p.184.)1961年1月6日，也就是肯尼迪就职前的半个月，赫鲁晓夫就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演说，以古巴、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为例，颂扬了由殖民地人民起义发展至游击战的民族解放战争，声称马克思主义者全力支持此种战争。这篇演说给肯尼迪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这就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叛乱”、“颠覆”和游击战的有力证据，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美国的严酷挑战。(注：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85页。)就职典礼后，他向幕僚们提出的首要问题之一便是，“我们将如何对付游击战？”(注：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p.413, quoted from Douglas Blaufarb, The Counterinsurgency Era: U.S. Doctrine and Performance, 1950 to Present (the Free Press, 1977), p.52.) 他极力强调，“内部革命”、“颠覆”、“间接侵略”、“灌木林火战争”已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主要方式，认为它们会“蚕食”和“侵略”“自由世界”，最终可能造成美国的孤立、屈服或毁灭。(注：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一千天：肯尼迪在白宫》，美国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1967年版，第290页，转引自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83页。) 因此，在政府内灌输“反叛乱”观念、强化“反叛乱”理论研究，以及建立专门的“反叛乱”体制，便成了肯尼迪上台后最优先的工作之一。
1961年3月，肯尼迪政府就建立了一个以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l）为首的部际小组，策划建立“反叛乱”的组织体制。1962年1月18日，肯尼迪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最高级别的协调委员会,名曰“反叛乱”特别小组［Special Group （Counterinsurgency）］，旨在确保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使用所有可用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在所谓的“友好”国家中阻止出现颠覆性“叛乱”和相关形式的间接侵略。这个小组的最初成员包括司法部长、中情局局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国防部副部长、国际开发署署长等。小组主席最初由总统特别军事代表、“有限战争”理论家泰勒担任，后来由国务院代表任主席。(注：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 124, “Establishment of the Special Group (Counter-Insurgency),” January 18, 1962,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796.) 1962年8月24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反叛乱”特别小组起草的“反叛乱”战略纲领性文件《美国海外内部防务政策》。这份文件详细地说明了颠覆性“叛乱”产生的背景与原因、“叛乱”的经典样式及美国政府各机构在应对“叛乱”威胁中所扮演的角色。(注：United States Overseas Internal Defense Policy, September 1962, p.1.)
文件称，“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国家安全问题是共产主义鼓动、支持和主导的颠覆性叛乱。”对于“叛乱”产生的原因，这一文件基本采纳了罗斯托的“现代化”观点，认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处于由旧模式向新制度过渡的“现代化”过程中，其政治、经济及心理都会呈现众多“脱节式”的“病症”，因而极易遭遇颠覆、叛乱等社会问题。因此，美国的目标是“保护和帮助这些欠发达地区免遭共产主义及其他‘极权主义’的控制与支配，实现其保持‘自由’和独立生活方式的愿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则是军事、民事机构的协同合作。文件也指出了“反叛乱”理论与行动的核心要素，即“民众才是最终的决定性的目标”。文件认为，“叛乱”的产生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叛乱基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及态度，其起源及支持均来自于国内，原因则是当地政府无法平息民怨。”基于这一判断，文件指出，“只有当地政府才能消除（叛乱）的根本原因，夺回叛乱分子所获得的支持，强化社会凝聚力。美国人过于参与反叛乱行动反而会产生反作用。……但是，美国的积极支持却是巩固当地人士气和抵抗意志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处于幕后至关重要：“如果可能，援助应仅限于训练、顾问及物质方面，否则将会贬低当地政府的努力，使美国被置于不必要的攻击之中。”《美国海外内部防务政策》为美国政府早期“反叛乱”理论与行动构筑了基本框架。军方随后建立了“反叛乱”分支体制，它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之下的“反叛乱与特种活动联合参谋处”和陆海空三军各自的专门机关构成。(注：Douglas Blaufarb, The Counterinsurgency Era, pp.74~75.)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分别颁布了各自早期的“反叛乱”行动指南，不过其理论阐释并没有脱离《美国海外内部防务政策》的理论框架。(注：See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Field Manual 100-5,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 Operations, 1962; Field Manual 31-16, Counterguerilla Operations, February 1963; U.S. Marine Corps, FMFM-21, Operations Against Guerilla Forces, August 1962.)
美国政府战略决策层对“反叛乱”战略的重视及其在越南进行的“反叛乱”行动，推动和激发了美国政府研究机构、战略界在这一时期对“反叛乱”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高潮。这些研究也为美国政府进行的越南“反叛乱”行动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智力支持。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在1960年代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 “灵巧项目”(AGILE)，目的便是对远距离的、非对称有限战争的手段进行调研，特别是为越南和泰国的“反叛乱”作战提供支持。这个项目的研究内容涉及在远东地区不同条件下作战的一系列问题，从电子侦察到对可能受越共影响部队进行社会学研究。另外，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赞助下，兰德公司承办了一系列“反叛乱”专题研讨会，受邀与会的人员都是在马来亚、菲律宾、阿尔及利亚等地有过丰富实践经验的著名的“反叛乱”专家。其中，1962年4月16日至20日由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专家斯蒂芬·霍斯默（Stephen Hosmer）博士主持召开的研讨会最具学术和政策影响力，与会人士包括大名鼎鼎的法国“反叛乱”专家大卫·加鲁拉（他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以及美国著名“反叛乱”实践家、时任特种作战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的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Geary Lansdale）等。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便是“从过去的叛乱斗争中提取可能有助于指导和影响美国对越南的行动的教训和见解，促进未来的反叛乱行动的有效实施”。(注：Stephen T. Hosmer and Sibylle O. Crane, eds., Counterinsurgency: A Symposium (RAND, 2006),p.iii.)正如这些活动所表明的，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赞助下，兰德公司较深地参与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研究。(注：Mai Elliott and James Thomson, RAND in Southeast Asia: A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Era (Santo Monica, California: RAND, 2010); Nathan Constantin Leites, Jr. Charles Wolf, Rebellion and Authority: An Analytic Essay on Insurgent Conflicts, a report prepared for ARPA,1970; Richard L. Maullin, Soldiers, Guerrillas, and Politics in Colombia, a report prepared for ARPA, 1971.)其中，杰出的研究人员包括美国政府主要政策顾问盖伊·包克（Guy J. Pauker）、斯蒂芬·霍斯默等。在众多研究中，“越共动机与士气研究”（Viet Cong Motivation and Morale Study）当属兰德公司在当时最大的“反叛乱”研究项目之一。该项系列研究主要是通过审问投降的越共成员及越共支持者并对其访谈记录进行理论分析来获知越共的动机，并提出美国对其施加影响的方法。(注：“越共动机与士气研究”是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开展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旨在考察在南越战斗的越共游击队员及北越士兵的动机和士气情况。从1964年到1968年，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在南越对熟悉越共及北越军队活动的越南人进行了约2400次采访，采访记录约有6.2万页。兰德公司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记录，在1960年代末撰写了近40份报告。关于这个研究项目的基本情况，可参阅W. Phillips. Davison, User's Guide to the Rand Interviews in Vietnam (RAND,1972)。)另外，包克在其专著《论叛乱控制中的非军事措施》中，简略地评估了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反叛乱”之所以成功的非军事因素。他得出以下结论：赢得老百姓支持及重塑政府权威是成功实施“反叛乱”行动的重中之重，社会变革远比不上恢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的重要性。(注：Guy J. Pauker, Notes on Non-Military Measures in Control of Insurgency (RAND, 1962).)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大卫·加鲁拉以他在世界各地“反叛乱”作战行动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获得了美国“反叛乱”研究界的重视。1963年，兰德公司出版了加鲁拉的专著《阿尔及利亚的平定（1956～1958）》。该书重现了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的亲身经历，着重研究了战争中的平定行动，显示了他对“反叛乱”战争的特别关注。(注：David Galula, Pacification In Algeria, 1956～1958 (RAND, 1963).) 一年后，加鲁拉的另一本著作《反叛乱战争：理论与实践》出版，这是那一时期研究“反叛乱”理论的代表作，实际上也是“反叛乱”研究史上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经典著作，被誉为“反叛乱”理论“圣经”，加鲁拉因此而成为现代“反叛乱”著述的核心人物之一。该书精辟地阐释了“反叛乱”战争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及相应的战略战术。加鲁拉提出，这种“革命战争”（他将“叛乱”和“反叛乱”称为“革命战争”）是政治战争，只有通过控制目标地的民众才能够取得“反叛乱”的成功。“反叛乱”的目标便是赢得人民的支持。他提出，每一次军事行动，都必须权衡其政治影响，都必须在规划行动时便最大限度地考虑到该行动对民众支持会产生何种影响。(注：David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2006), pp.8~9, 87~90.)
不过，随着南越吴庭艳政府的倒台及其后南越政权的频繁更替、肯尼迪的去世，以及美军越来越深地卷入并控制南越事务，“反叛乱”理论的地位及其在越南的运用大受影响。同时，越共在南越广大农村地区则变得愈益强大，而美军在南越不得不更加依靠强大的火力来解决问题。美国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1962年以后也渐渐获得了军事行动的独立性。随着1965年越战升级，美军在南越的大规模作战也日益偏离“反叛乱”理论和作战原则。虽然在这段时间里美军决策层内也出现过一些要求坚持“反叛乱”战略的声音，美军也实施过一些辅助性的“反叛乱”行动，(注：Austin Long, Doctrine of Eternal Recurrence, pp.10~18.)但这些已经无法改变驻南越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将军的作战思想，即通过“搜寻—摧毁”行动，使用最大规模火力大打地面战，以打击和歼灭北越人民军及南方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
越南战争结束之后，作为“越战后遗症”之一的反战情结严重制约了美国政府的对外干涉政策，主流民意反对政府以任何名义对第三世界进行武力干涉。1973年11月通过的《战争权力法》和1976年通过的《克拉克修正案》都明文禁止美国对第三世界进行武力干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外实行战略收缩，相应地，“反叛乱”战略和其他“有限战争”理论都受到猛烈批评。福特与卡特政府均未对“反叛乱”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美国战略界的关注重点也再次回归到西欧传统防务与战略核力量建设，“反叛乱”理论的研究也因此进入萧条期。但值得提出的是，仍然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反叛乱”著作，道格拉斯·布劳法布（Douglas. S. Blaufarb）所著的《反叛乱时代：美国的学说与实施（1950年至今）》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布劳法布的著作虽然也论及了从菲律宾到拉美的“反叛乱”，但是它主要介绍了美国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越南的“反叛乱”经历。作者以一个华盛顿政治圈内人的独特视角，详细地研究和分析了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反叛乱”的特殊热情和美国在南越的平定行动、“凤凰计划”等“反叛乱”行动，不仅揭露了美国在南越的决策失误，而且探讨了美国为何难以弥合上层傲慢意图、官僚政治程序与当地现实情况三者间矛盾的问题。(注：Douglas S. Blaufarb, The Counterinsurgency Era: U.S. Doctrine and Performance, 1950 to Present (The Free Press, 1977).)
如果说1970年代美国为数不多的“反叛乱”研究论及的地缘重心还在东南亚的话，那么到1980年代，拉丁美洲显然已成为美国关注第三世界的重点。主张对苏强硬的里根总统在1981年入主白宫后，拉美这个美国“后院”出现了双重危机，即中美洲安全局势的动荡和席卷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两者当中，中美洲的动荡局势因涉及到苏联影响力的渗透而令被称为“冷战斗士”的里根总统格外头痛。在里根执政的头三年中，萨尔瓦多内战僵持不下；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上台执政；亲美的哥斯达黎加与洪都拉斯则遭遇经济困境，安全局势上也受到邻国的困扰；危地马拉政权也面临着与左翼游击队打内战的可能性。(注：Williams D. Rog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84, p.560.)显然，中美洲多国出现的局部冲突都牵涉冷战时代美苏对第三世界的争夺；而由于这些情势发生在美国周边，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似乎就显得更为严重和紧急；另外，当时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很复杂，有的国家中左翼游击队可算作是肯尼迪时期所界定的“叛乱”，而尼加拉瓜的左翼政治力量则已经掌握政权。情势的变化自然需要理论上的新界定，需要新的应对之策。
为此，里根总统在1983年7月建立了中美洲问题全国两党委员会（NBCCA）。委员会的主席为亨利·基辛格，成员由美国当时著名的拉美问题专家组成，包括马克·法尔科夫（Mark Falcoff）、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等10余人。中美洲问题全国两党委员会旨在就美国对拉美的长期政策建言献策，以应对该地区社会、经济、民主发展的挑战，以及应对挑战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内外部威胁。(注：Executive Order 12433, National 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Central America, July 19, 1983, available at: http://www.reagan.utexas.edu/archives/speeches/1983/71983e.htm, 2011-11-8.)委员会于1984年1月10日提交了报告，强调了应对中美洲尤其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局势的迫切性。(注：Williams D. Rog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84, p.561.)委员会认为，中美洲的持续危机危及了美国的关键国家利益，并且提出美国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四项政策目标：“第一，在中美洲所有国家支持促进民主，以及实施自由、开放的选举过程；第二，支持经济的发展，包括实质性提升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提高中美洲民众的生活水平；第三，通过对话解决地区争端和冲突，通过谈判可确证的协议来达成政治和解；第四，提供充分的安全援助，确保民主制度、社会改革和经济状况改善不受共产主义颠覆和游击战的威胁。”(注：President Ronald Reagan's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No. 124, “Central America: Promoting Democracy, Economic Improvement and Peace,” February 7, 1984,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 CK3100557935.)
这样，以应对中美洲的情势为契机，里根政府为了使美国以低风险、低投入来实现政治目标，遂在1960年代经典“反叛乱”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了美国在第三世界与苏联较量的“低强度冲突”战略。萨尔瓦多美国军事组负责人瓦格尔斯坦上校（Colonel Waghelstein）曾说过，“反叛乱”便是“低强度冲突”的旧名称。不过，“低强度冲突”理论确实使1960年代意义上的“反叛乱”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里根曾公开宣布，美国不仅要破坏正在形成的革命运动，而且要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被美国视为是苏联盟友的革命政权。这表明，里根政府推行的战略实际上与杜勒斯在1950年代奉行的对苏联势力的“推回”战略相类似，只不过它打着“反叛乱”的旗号。(注：Michael T. Klare and Peter Kornbluh,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Low-Intensity Warfare in the 1980s and Beyond,” available at: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US_ThirdWorld/Low_Intensity_Warfare.html, 2011-11-4.)
在里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低强度冲突”理论很快得到长足发展。1985年2月，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声称，“我们必须同民主盟友站在一起。……支持共产党国家内部的‘自由战士’，把苏联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推回去。……支持亲苏国家里的反共武装通过‘低强度战争’推翻亲苏政权或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求得政权性质的政治解决。”(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24页。)1986年，美国国会批准国防部设立新职位——“特种行动与低强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以此为低强度行动提供辅助性支持与指导，其中便包括“反叛乱”。(注：Austin Long, Doctrine of Eternal Recurrence, p.16.) 同年，陆军发布了名为《低强度冲突》的野战通告（Field Circular 100-20）。这份文件涵盖了对于“反叛乱”、反恐怖主义、维持和平行动等各类干涉行动的指导方针。1987年1月，里根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低强度冲突”被正式纳入国防政策。(注：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1987, p.32. )
由于“叛乱”与“反叛乱”在理论上属于“低强度冲突”的四大行动样式之一，美国学术界对“反叛乱”的研究也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注：D. Michael Shafer, Deadly Paradigms: the Failure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Ian F. W. Beckett, The Roots of Counterinsurgency: Armies and Guerrilla Warfare (The Free Press, 1988).)从理论上讲，“低强度冲突”的行动样式依据不同的对象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进行颠覆和反恐行动、提供训练支持与咨询、提供军事援助、进行军事活动、进行对敌宣传、实施经济与政治制裁、展示武力、发动代理人战争、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派遣军队入侵等等。概括而言，“低强度冲突”的行动样式包括以下四种，即“叛乱”与“反叛乱”、反恐军事行动、和平时期的应急行动、维持和平与强制实现和平行动。四种样式在某些情况下相互重叠，难以区分，但都具有“高政治性”等共同特点，军事手段只是不得已的最后选择。有鉴于此，其实施方式十分注重各种手段的综合与协调，其中主要包括政治心理手段、经济手段、军事辅助手段、民事手段、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力量。因此，从这种高政治性及对综合性手段的强调来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低强度冲突”理论便是“后越战时代的‘反叛乱’理论”。(注：Jochen Hippler, “Low-Intensity Warfare: Key Strategy for the Third World Theater,” Middle East Report, No.144, 1987, p.33. ) 唯一有所不同的是，美国不仅仅支持其希望维系的亲西方政权的“反叛乱”行动，同时也支持亲西方的“叛乱”行动以推翻某些国家左翼政权。
关于“叛乱”，此时美国军方出台的一些“低强度冲突”文件指出，“叛乱”滋生的根源主要包括：社会不平等；贫穷落后；民族、部落、种族、宗教差异与对抗；乡村农业环境向工业城镇化的转变过快；传统风俗及传统价值受到冲击；在经济、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缺乏发展与机会；人口膨胀；天灾；外部威胁；民族主义。(注：J. A. Robbs, Low Intensity Conflict: A War by Any Other Name (Quantico, 1988), pp.43~44.)此外，“叛乱”的滋生与政府的羸弱息息相关。这种政府的羸弱主要表现为腐败与歧视、惰性或反应过度、乱政或失能、政治系统不稳定、外部控制与剥削。此时对美国而言，理解这些第三世界“叛乱”的一个重要目的还在于要利用一些“叛乱”来推翻亲苏的现政权而建立亲西方政权。大体而言，这时美国参与或支持的亲西方“叛乱”行动主要包括：支持反政府武装进行游击战；支援反政府武装的恐怖活动；支援“叛乱”分子混入既有的反政府组织；支援反政府武装建立秘密组织；支持反政府武装建立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政党；发动心理战，争取对反政府武装的舆论支持。
关于“反叛乱”，这一时期的“反叛乱”理论主要强调了政治改革与社会发展。首先是政治改革。“虽然军事武装问题必须解决，但是过分关注军事方面的威胁，无异于斗牛冲向斗牛士的披肩；那只是掩盖了真正危险的假象。”(注：Joint Low-Intensity Conflict Project Final Report, Analytical Review of Low-Intensity Conflict, August 1986, pp.4-12, 4-13.)所在国领导人要想解除真正的危险，就必须克服政治制度的惰性和失效，推行必要的改革,重点在于建立切实可行的、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制度。其次是社会发展。“发展是政府改善人民生活，强化与民众联系，获得拥护的过程。”(注：Joint Low-Intensity Conflict Project Final Report, Analytical Review of Low-Intensity Conflict, p.11-1.)也就是说，平息敌方“叛乱”的关键在于赢得民心，而赢得民心的关键又在于旨在消除民间怨苦的政治改革与社会发展。“反叛乱”的最终目标便是使亲西方的现政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此，美军特别强调，“在支援‘反叛乱’作战行动中，美国军队一般不直接参战，只是通常在安全援助、联合演习及后勤支援等活动中提供间接援助。”(注：Benjamin C. Schwarz, American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and El Salvador (RAND, 1991), p.8.)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张支持或参与的当地政权的“反叛乱”行动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1）支持所在国政府发展经济；（2）支援所在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动员；（3）支持所在国政府争取民众和孤立“叛乱”分子；（4）支持所在国政府进行军事改革；（5）支持所在国政府采取各种军事行动来“反叛乱”。(注：王国强：《美国有限战争理论与实践》，第161页。)
作为“低强度冲突”中的行动样式之一，美国在第三世界加强支持“叛乱”或“反叛乱”的行动当然反映了当时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与苏联争夺的基本政策。但从总体上看，里根政府在国家安全上的首要战略考虑仍然是通过战略力量竞争来加强对苏遏制。随着1980年代后期苏联逐渐开始采取与美国合作的基本政策立场，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一些动荡局势也日益褪去美苏势力范围争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虽然“低强度冲突”理论在冷战结束之际及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外干涉政策中依然占据较高地位，美国政府也认为应以更大选择性、灵活性和对有利结局的控制力来对付低强度冲突威胁，但美国政策语境中的“叛乱”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美国支持盟国和亲美国家的“反叛乱”作战，更着眼于当地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更强调夯实当地政权的合法性，更强调间接军援和小规模军援，愈益呈现出与后冷战时代“反叛乱”理论和实践相近的特点。(注：翟晓敏：《冷战后美国低强度冲突理论的发展》，载《国防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94~95页。)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叛乱”与“反叛乱”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跌入低谷，而是在1980年代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但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将“叛乱”和“反叛乱”视为“低强度冲突”样式之一。(注：Edwin G. Corr and Stephen Sloan, eds., Low-Intensity Conflict: Old Threats in a New World (Westview Press, 1992); Claude C. Sturgill, Low-Intensity Conflict in American Histor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3).)兰德公司在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不少“反叛乱”研究著作。(注：Stephen T. Hosmer, The Army's Role in Counterinsurgency and Insurgency (RAND, 1990); Benjamin Schwarz, American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and El Salvador: The Frustrations of Reform and the Illusions of Nation Building (RAND, 1991).)其中，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著作《当代反叛乱教训：罗得西亚经历》专门就“反叛乱”组织、城镇恐怖主义、情报工作等问题做出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几乎所有冷战后冲突都可以归结为“低强度冲突”，美军必须提高对“叛乱”与“反叛乱”等“低强度冲突”的关注，并指出“反叛乱”是军事和民事的联合行动，其成功的要素之一就在于打破阻挠军事部门之间及军民机构之间相互协调的制度障碍。(注：Bruce Hoffman, Jennifer Taw and David W. Arnold, Lessons for Contemporary Counterinsurgencies: The Rhodesian Experience (RAND, 1991), p.v.)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利用“全球反恐”的名义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美军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持久自由行动”的速胜，推翻了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但是美国追剿“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却花了近10年时间，阿富汗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政权也一直深受国内安全局势困扰。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虽然凭借其超强军事实力很快就赢得了大规模作战阶段的军事胜利，但在随后几年却陷入了与伊拉克反美武装进行拉锯战的战争泥潭。尽管美国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在2008年与伊拉克签署撤军协议，但伊拉克的安全局势仍然不稳定。而且，大规模军事行动激化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注：David C. Gompert and John Gordon IV, War by Other Means: Building Complete and Balanced Capabilities for Counterinsurgency (RAND, 2007), p.xxvi.) 鉴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遭遇到的战略、战术困境，美国政府开始强调以“反叛乱”模式来应对其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希望以此摒除“全球反恐战争”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反叛乱” 理论因而再次跃升到战略层面。
“反叛乱”理论研究的新一轮热潮始于大卫·吉尔库伦（David Kilcullen）。2004年，吉尔库伦在《应对全球叛乱》中声称，以“基地”组织为首的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正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种“两步走”战略：(注：Quoted from David Kilcullen, Countering Global Insurgency, p.1, available at: http://smallwarsjournal.com/documents/kilcullen.pdf, 2011-11-6.)第一步是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势力逐出大中东地区，在埃及建立伊斯兰哈里发；第二步是以哈里发为进攻据点，向西方世界发动圣战，重建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其中，恐怖主义是其主要但并非唯一的手段。伊斯兰圣战主义者采取行动的区域分布在美洲、西欧、澳大利亚、伊比利亚半岛与马格里布、大中东、东非、高加索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东南亚、南亚与中亚等地区。此外，遍布全球的互联网则为“叛乱分子”创建了一种战略高地或“虚拟避难所”。(注：David Kilvullen, Counterinsurgency Redux, p.3, available at: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uscoin/counterinsurgency_redux.pdf, 2011-11-6.)因此，基尔库伦称，“当前的‘反恐战争’实际上是在应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全球叛乱。”他们的“叛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伊朗为基地或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伊斯兰‘叛乱’”；另一种是“‘基地’组织名义上领导或直接控制的瓦哈比派伊斯兰‘叛乱’”。
于是，吉尔库伦认为，“只有‘反叛乱’模式，而非传统的‘反恐怖主义’模式才是解决这场战争的最好途径”。然而，1960年代的经典“反叛乱”理论是为了平息国家内部“叛乱”而生，无法适用于国际体系中的“全球叛乱”。在他看来，“经典‘反叛乱’只是谋求摧毁敌人的庇护所，阻止渗透，使叛乱分子与支持者相隔离”，但是“因为未开化之地的存在，‘全球叛乱’使这些措施难以奏效”。吉尔库伦对“反叛乱”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估，他得出结论认为，“叛乱”是一种有机系统，个人和组织结构在其间的运行，与器官和细胞结构在其他有机体内的运行一模一样。依据这种新模式，吉尔库伦提出了新的“反叛乱”战略，即分解战略。分解战略的主要内容有：（1）切断“全球叛乱”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行动区域间的联系；（2）阻止全球极端分子、地区极端分子勾结或利用本地极端分子；（3）切断行动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情报、人员、资金和技术流动；（4）阻止行动区域内庇护所的存在；（5）使伊斯兰极端分子与民众隔离；（6）阻止人员、资金、情报等从大中东流向世界各地的行动区域；（7）阻止或缓解当地派系冲突。(注：David Kilcullen, Countering Global Insurgency, p.23.)
吉尔库伦等众多研究者的观点得到了美国战略界的响应。自2006年起，兰德公司也在美国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授意和资助下，进行了系统的“反叛乱”研究，出台了系列论著，其主题之一即是如何应对“全球叛乱”。(注：其中戴维·高姆佩特和约翰·戈登第四主持编著的《另一种手段的战争》\[War by Other Means: Building Complete and Balanced Capabilities for Counterinsurgency(RAND, 2008)\]系兰德公司当今“反叛乱”研究的代表之作。这本厚达500多页的巨作对“叛乱”与“反叛乱”模式、全球反恐战争与“反叛乱”的比较，以及如何建立完整且平衡的“反叛乱”能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认为，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以自杀式袭击等极端暴力方式推翻穆斯林世俗政权及主权国家体系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将成为显著的新时代特征，全球反恐战争已经陷入僵局。(注：John Mackinlay and Alison Al-Baddawy, Rethinking Counterinsurgency (RAND, 2008), p.1.) “新式叛乱已经出现并且仍在持续。它有着乌托邦式的目标、强烈的动机、全球勾联能力与动员能力、极端暴力及持续的应变能力”，其目标是在穆斯林世界推翻西方为征服伊斯兰而设计的腐化的主权国家体系，从而“建立一种新型哈里发：一个（富含石油的）地缘政治实体”。(注：David C. Gompert, Heads We Win: The Cognitive Side of Counterinsurgency (RAND, 2007), p.ix.)
新型“反叛乱”理论由于适应了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全球反恐需要而受到美国政府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成为美国反恐战略向“反叛乱”战略转变的理论依据。吉尔库伦本人也深得美国战略界的重视，2004年他从澳大利亚去到美国，先后在国防部、国务院等多部门任职，先后出任国务院反恐怖协调员办公室首席反恐怖战略专家、前国务卿赖斯及美军前驻伊拉克联军司令彼得雷乌斯的“反叛乱”高级顾问，帮助设计了美国的地区“反叛乱”战略的具体行动及其实施，并在《反叛乱指南》（2009年1月）等重要政府文件的制定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主张也反映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联合条令《反叛乱行动》（2009年10月）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加鲁拉的“反叛乱”经典作品《反叛乱战争：理论与实践》仍然得到了美国决策部门、军方及战略界的重视，并被用来指导美军具体的战役行动计划制订和实施工作。
新的“反叛乱”理论研究成果系统地体现在2005年以后标志美国反恐战略转变的政府文件和军队条令中。美国政府在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国际恐怖主义者正在通过恐怖和颠覆，企图建立一个否认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专制帝国。”(注：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p.9.) 国务院的《2006年恐怖主义报告》声称，国际恐怖主义从传统形式转变成类似于全球叛乱的跨国非国家间战争这种更广泛的、更多样化的形式。(注：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0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11409, April 2007), p.12.)2009年1月由国务院牵头各部门共同制定的《反叛乱指南》是美国政府为遂行“反叛乱”战略而协调军事、民事行动的总体指导性文件。这份文件界定了“叛乱”与“反叛乱”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反叛乱”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是双方使用武装力量以为其政治、经济活动与影响力创造有效空间的政治斗争。“反叛乱”行动的方式包括民事和军事手段，行动的目的是在遏制“叛乱”的同时铲除其根源。文件又指出，为了消灭“叛乱”力量，美国决策者不仅需要对当地社会的特殊性有基本的了解，而且要有更加广博的相关知识。作为实施“反叛乱”行动的主体，不仅美国自身而且参加“反叛乱”的各方包括当地被美国扶持的政权都要有意志力和效力。对于“反叛乱”行动的方向，文件强调增强被扶持政权的合法性，削弱“叛乱”势力的影响力。文件指出，这种新的“反叛乱”具备政治、经济、安全、信息等四大重要职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份文件称得上是当今美国政府最为正式的“反叛乱”战略文件，它标志着美国政府决策层正式采纳“反叛乱”作为反恐及在第三世界进行干涉的一种有效的理论和行动模式。
2009年10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了联合条令《反叛乱行动》，这成为现今规范美军如何使用军事力量达到“反叛乱”战略目的的根本性法规文件。这份200多页的文件为美国军方联合执行“反叛乱”任务及部际协调合作提供了详细理论指导，其中包括“反叛乱”行动的策划、执行及评估等具体行动步骤。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是军方文件，但它仍然明确强调，军事手段仅仅是综合性“反叛乱”成功途径之一部分，要成功推行“反叛乱”战略，必须实行统一行动，且应由民事机构来领导“反叛乱”努力。(注：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24,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October 5, 2009.)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反叛乱”理论的盛行，反映了第三世界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自主性力量与其他类型的非极化力量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在美国战略视野中显现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从根本上说，第三世界某些地区的自主性、非极化力量的崛起，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和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以致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越来越强烈的关注。简言之，美国政府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或地区推行“反叛乱”战略的意图是确保美国主导和控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秩序。
而美国如何在第三世界自主性力量成长壮大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违背民族自决、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政治的基本道义立场，去实现其干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目的？这就需要制造出使美国的干涉行为看似合法合理的某种理据。从这样的逻辑来理解，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九一一之后，美国战略界一直对“反叛乱”理论保持关注和研究热情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有利于实现美国海外干涉的目的，迎合了美国战略决策层思考和决定对外干涉事务的基本取向。无论是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还是被奉为“圣经”般的加鲁拉“反叛乱”理论，或是吉尔库伦在九一一事件后提出的对新型“全球叛乱”的应对，这些“反叛乱”理论家及其理论都是在为美国的海外干涉制造理据。在上述一波又一波“理论创新”的背后，美式海外干涉基本定型：20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将对外军事干涉与推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及社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推动建立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地区秩序。
不过，无论美国如何强调海外干涉的实用价值，它插手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终究难以摆脱无法真正理解当地社会的困境。对于美国“反叛乱”战略及行动的设计者和研究者来说，他们希望全面了解一个陌生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期望当地社会在美国强大的宣传攻势之下能够欣然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干涉。然而，不管美国“反叛乱”理论家怎样分析当地社会，怎样强调“反叛乱”手段的实用性，他们与当地社会之间终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文化隔阂。他们用美国的政治思维是无法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当地人的心态和疾苦的，因此也就更难掌握当地社会“叛乱”力量频繁、灵活的策略变化从而提出美国的应变之策。
就这一点来讲，加鲁拉是有远见的。他曾尖锐地指出，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当地革命者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一旦当地人民决心通过革命的手段抛弃虚弱低效的政权，争取新的民族自主，他们就只会对美国对当地统治者的支援、扶持增加憎恶和反感，而且美国的这种干涉还会让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联想起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帝国扩张历史从而更加坚定反抗的决心。对这一困境，无论多么高明的“反叛乱”理论家都无能为力。加鲁拉当时给出的答案是，通过给更大多数的民众提供安全保护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当地社会的所谓“叛乱”力量总是在民众中间诞生，只要他们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针，自然拥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美国支持的政权本来就因为腐败、专制、低效、虚弱等各种原因而遭到民众的唾弃，美国作为外来力量却支持当地统治者，这必然会进一步激起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弹。因此，加鲁拉试图以提供安全来赢得当地民心，显然是一个走入歧途的答案。
不过，决意干涉的美国试图无视这种困境，总是希望通过大量投入美国的援助资源、套用美式政治制度和现代政策理念，来构建其扶植的当地政府的有效治理。因此，支持亲美的羸弱政权进行改革，加强其执政能力与控制局势的能力，以此提高其统治合法性和美国干涉的合理性，这是美国“反叛乱”理论的政治战略的核心内容。这样，在推行“反叛乱”过程中，美国在当地的干涉力量必然面临着越俎代疱的问题。正如“反叛乱”理论反复强调的，在反击“叛乱”的过程中，主要的努力必须是本土性的，因为“叛乱”完全是一个当地问题，牵涉到当地民众的愿望和支持，也只有当地政府才能消除“叛乱”产生的根源，重新赢得“叛乱者”的支持，加强社会的凝聚力。退一步来讲，即使美国干涉力量能够暂时压制住当地民众的反抗，它也无法改变当地的政治生态。美国要求当地政权实施的改革往往是当地统治者竭力希望避免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将损害其利益。事实上，在美国“反叛乱”战略中被寄予厚望的当地政府往往缺乏推进改革的意愿，改革的过程一般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却不得不与其支持的拒不改革的当地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愈益陷入“助纣为虐”的境地而成为当地民众反对的目标，当地政治局势自然只能日益恶化下去。
“反叛乱”理论的演进还反映出美国的军事困境。“反叛乱”理论并不强调美国占据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反而强调小规模突击行动与精确打击。(注：David Kilcullen, “Twenty-Eight Articles: Fundamentals of Company-Level Counterinsurgency,” p.34. available at: http://usacac.army.mil/cacs/coin/repository/28_Articles_of_COIN-Kilcullen(Mar06).pdf. ) “叛乱”与常规战争的习惯战法甚至完全不同，因而对实施“反叛乱”行动的美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习惯上倾向于高强度作战的美军要胜任这种类型的战争，实际上需要在条令条例、力量结构和军队武器系统等方面做出某些改变。事实上，从越南战争到全球反恐斗争，美国军方制定的“反叛乱”原则都强调了小部队作战，然而在实际行动中，美军却倾向于大规模作战和依赖重型火力。(注：Austin Long, Doctrine of Eternal Recurrence, p.vii.)在实践中，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打败所有对手，即使对手是一些装备很差的“叛乱者”。实施“反叛乱”行动的美军常常发现，敌人没有重心，没有城市基地，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交通线，甚至不与美军正面交战。“反叛乱”持续的时间也显然比传统战争要长。这就形成了“反叛乱”行动中一种无法避免的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困境：一方面美国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另一方面又必须寻找不依赖绝对优势军事力量的新战略理论及相应的新型战术来遂行对外干涉；一方面，“反叛乱”理论与行动模式在美国对外干涉中受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极大重视，另一方面，在国家军事战略层面上，它仍然处于受传统正规战理论排斥的边缘地位。事实上，美国难以使其军事组织有效地适应有限冲突绝非秘密。(注：Carnes Lord,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in Small Wars,” in Ian Beckett, Modern Counterinsurgen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395.)结果，美军习惯性地以常规战法遂行“反叛乱”任务的例子屡见不鲜。即使美军为适应“反叛乱”的特殊军事要求，人为地将部队小规模化，也难以解决随之而来的战斗力下降问题。战斗力下降必然引起己方伤亡人数上升，美国政府就将面对因此而来的国内民众的反战压力。这些都是美国“反叛乱”理论在军事层面难以解决的困境。
大多数“叛乱”与“反叛乱”力量之间的较量都具有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作为实施“反叛乱”行动的主体之一，美国自然需要进行持续的兵力和资源投入,以保持对当地“叛乱”力量的军事压力，确保对特定区域内民众的控制，并且还要承担诸多民事责任，包括推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反叛乱”战争的长期性和“反叛乱”行动对资源的巨大需求，对美国决策层的耐心和政治意志是极大考验，也意味着美国民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承受巨额的海外干涉的开支负担，这必然使民众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
由于美国无法化解上述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所以它的“反叛乱”行动往往效果不彰，甚至将美国拖入战争泥潭。实际上，加鲁拉早年就曾指出，对于“反叛乱”行动，美国国内民众须有共识，美国决策层须有坚定、果断的政治领导。(注：David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pp.4, 27.)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社会政治生态多变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反叛乱”战事的拖延，美国民众就会逐渐失去耐心，国内支持的瓦解终将导致美军无法打赢“反叛乱”战争。
因此，简而言之，自20世纪中期以来，尽管美国战略界及决策层不断地对“反叛乱”理论作出修订，以使其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海外干涉现实情况，但是所有这些修订终究无法克服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葛腾飞：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苏 听：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