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

孙玉琴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开始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也受到了严重冲击。1929~1932年，尽管中国货币被动贬值，但其对出口的积极效应远远小于美国进口税提高及进口需求下降的效应。1933年以后美国关税壁垒降低，美国货币贬值及白银购买导致中国货币相对升值，但有限的贸易自由化及国民收入的增加，引致进口需求扩大，并由此带动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增长。

　　关键词：美国经济 中美贸易 大萧条 美国贸易政策

　　192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进而波及全球。为摆脱危机，世界各国从经济到政治采取了多种手段，贸易保护主义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严重恶化了世界经济环境，导致危机的深化，世界贸易大幅度萎缩。

　　自危机爆发伊始，中外学者即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有研究显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国民收入下降对贸易下降负有大致相当的责任。(注：Jakob B Madsen, “Trade Barriers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Trad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April 2001, pp.848~868.)而这一结论对于经济落后、对外贸易规模相对较小的非工业化国家是否适用，尚未有相应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亦不甚紧密，其经济、货币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大萧条传导到中国的途经为何？大萧条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及其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这一研究对于分析经济危机时期贸易大国对贸易小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本文拟对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演进及中美贸易发展状况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影响中美贸易的因素。

一　大萧条时期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0年到1932年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强化时期；第二阶段是1933年后贸易壁垒降低，趋向贸易自由化时期。

　　（一）贸易保护主义强化阶段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水平比战前显著提高，1914~1922年美国平均关税率为28.3%，1922 年国会通过了《福特尼一迈坎伯关税法》（Fordney – McCumber Tariffs Act），1923~1929年平均关税率上升至38.2%。1930年，在贸易顺差情况下，美国率先提高其关税水平，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 将平均关税率从40%提高到47%。其中水泥、皮革、靴子和鞋等由免税品变为应税商品，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更是高达48.92%。在世界各国经济陷入萧条之时，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强化贸易保护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而该法案遭到世界34个国家抗议，美国一千余名经济学家也联名请愿，要求胡佛总统不要签署该法案。但胡佛总统坚称，关税法案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它的实施将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同时，该法案使美国的贸易保护从农业扩大到原材料及所有的工业制成品。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被称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注：Douglas A. Irwin, Peddling Protectionism Peddling Protectionism: Smoot-Hawl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Smoot-Hawl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p.4.) 它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引发了各国的贸易报复，贸易大战由此展开。1931年11月，英国实施《非常进口税法》( Abnormal Importation Act)，对于一些特定商品征收歧视性的高关税。1932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新的进口税法案，规定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l0％的从价税，同时还与其领地、自治殖民地间实行互惠关税，即所谓的帝国特惠制，从而构成对其他国家货物的歧视。两大经济强国率先强化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他国家随即跟进。特别是一些尚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更是高筑关税及各种非关税壁垒，如法国修改了新税则，对来自英国商品加征15%的关税，并规定可以随时提高某种商品的进口税或附加税。加拿大和南非则针对英国商品实施反倾销税。1932年1月德国对来自货币贬值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补偿性关税，同年长期奉行自由贸易的荷兰也将进口税率提高了25%。

　　此后，美国又多次修订关税税则。 由于通货紧缩的影响,从1930年下半年到1932年下半年美国有效关税率提高了30.8%,进口价格平均提高9.9%，美国进口规模下降了40%，研究表明，其中22%缘于高关税效应。(注：Douglas A. Irwin,“The Smoot-Hawley Tafiff: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迅速跟随美国，提高进口关税。英属印度、秘鲁、阿根廷、巴西、中国、立陶宛等国也宣布普遍增加关税。从1929~1932年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参见表1。

表1　国际关税水平（平均税率）

　　资料来源：Douglas A. Irwin，“From Smoot-Hawley to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in Michael D. Bordo,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N. White,eds., The Defining Mo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p.339.

　　由表1可以看出，从1928年到1932年，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除日本外，税率均有大幅提高，平均提高幅度高达98.09%。大萧条前，美国关税水平即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使美国关税继续保持这一位置，比工业化国家平均关税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伴随关税水平的提高, 从1929~1932年，美国应税品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也大幅上升,使其贸易保护程度进一步提高(参见表2)。

表2　应税品占总进口比重(%)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 Part 2, p.888.

　　(二) 贸易保护弱化，趋向贸易自由化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曾明确表示:“以高关税为代表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化,是造成全世界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能从中获利。”(注：拉·费里斯编:《美国历史文献集》,第7卷,第54页,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2年版。转引自张小青《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历史角度进行的分析》，《美国研究》，1988年第1期。)从1933年起，美国逐步扩大免税品的范围，应税品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到1936年降至大萧条前的水平。1934年，罗斯福政府制定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 RTAA），该法规定，美国总统在三年内可以不经过国会，自行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并有权将关税税率降低或提高50%。该法成为美国此后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改变了此前50年不断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逐步向贸易自由化趋近。1934年6月，《互惠贸易协定法》生效。到1936年，美国先后与13个国家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关税率平均降低了13%，这些国家对美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额的60%以上。此后，关税率进一步下降，到1939年平均关税率降至37.3%，比1934年（46.7%）降低了20.1%。(注：Douglas A. Irwin,“Changes in U.S. Tariffs: the Role of Import Prices and Commercial Policies,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No.4, Sep., 1998.)

　　但这一时期贸易自由化程度是有限的。首先，美国在推动降低关税壁垒方面设置了前提，即降低关税不能对美国生产者造成实质损害，亦即要寻求促进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保护的平衡；其次，在互惠贸易协定下所降低的关税涉及到的商品大部分属于非竞争性的，如早期协议中有一半涉及到的是拉美国家对美国出口的热带产品或原材料，另外的一些协议涉及到的主要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制成品，他们与美国产品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第三，在互惠贸易协定中不少朝向贸易自由化的条款还与“新政”中的其他法规存在直接冲突，(注：新政一些项目试图通过直接刺激价格上升促进相关产业复苏，而降低关税则会导致价格下降，因而新政与关税互惠协定存在冲突。)使得贸易自由化程度受到明显制约，(注：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对贸易协定最大的打击来自罗斯福政府内部，特别是农业调整法案（AAA）的前主席乔治·皮克(Georage N. Peak)。参见Douglas A. Irwin，“From Smoot-Hawley to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in Michael D. Bordo,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N. White eds.,The Defining Mo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p.342.)但美国通过互惠贸易协定获得了其贸易伙伴的关税减让，其结果推动了美国出口贸易大幅增长，由1929~1933年年均下降-18%升至1934~1939年的年均增长12%，增加了30个百分点。其他国家对美出口增幅相对较小，由1929~1933年年均下降16%扭转为1934~1939年的年均增长10%，增加了26个百分点。(注：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 Part 2, pp.902, 903,905~906.)第四，在对特定国家实施互惠贸易协定的同时，美国实施了放弃金本位、货币贬值的政策。1933年3月，美国宣布限制外汇交易及黄金和货币的流动，4月，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要求个人必须将金币、金条及黄金证券交付联邦储备银行，美元开始浮动，针对黄金价格逐步贬值。1934年1月，1盎司黄金升至35美元，美元贬值了41%。(注：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2, pp.902, 903,905～906.)货币贬值与增加关税具有等效的作用,都将需求方向从国外转向国内,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1934年，美国商务部长丹尼尔·罗珀（Daniel C Roper）即指出，美元贬值等同于一个全面的关税保护。(注：Stephan Haggar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Hegemony:Explaining 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110.)美国此举引发了其他国家新一轮的报复性贬值，南非、南美各国、日本等非黄金集团以外的国家货币再次竞相贬值。1934年，美国又实施了《购银法》。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美国白银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旨在通过扩大货币基础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同时以银价上涨拉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摆脱通货紧缩的状态。银价的上涨使美元相对于世界上实施银本位制国家的货币贬值，抑制了这些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美国的非关税壁垒开始强化，在《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 of 1934, RTAA），生效的同时，美国通过了一个《琼斯—科斯蒂根法》（Jones-Costigan Act对食糖、奶制品、棉花、麦类等农产品实施配额限制。到1939年，美国25%进口商品受到配额限制。(注：Michael J. Hiscox,“The Magic Bullet? The RTAA,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4, Oct. 1999. pp.669~698.)

　　综上所述，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1934~1939年美国贸易政策出现了贸易自由化趋势，但通过货币贬值贸易保护效应仍然十分明显，配额等数量限制手段使农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居高不下，因而这一时期美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也就相对较低。

二　　中美贸易发展状况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中美贸易即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首位，因而大萧条对中国的冲击亦主要表现为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对外贸易分裂为国统区和沦陷区两部分，故本文研究的时间段截止到1936年。)

　　（一）　贸易规模的变化

　　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美国国民收入锐减，国内需求大幅下降，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随即美国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参见表3）。1932年跌至谷底（自1929~1932年年均下跌23.35%），1933年开始止跌回升，但直到战前始终未回到1929年水平。从1929年到1936年7年间,美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平均下降4.8%。从总体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基本一致，1929~1932年年均跌幅为23.43%，1929~1936年年均下降6.2%。但中美贸易波动幅度比美国贸易整体波动幅度更大。在危机最严重的1929~1932年，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跌幅为69.6%，中美贸易跌幅达71.7%，中美贸易萎缩程度高于美国贸易整体变动。而从1933年到1936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56.1%，同期中美贸易增幅仅34.4%，中美贸易恢复慢于美国对外贸易整体恢复。这表明，作为经济实力弱小的国家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软弱，更易于受到世界经济冲击。

表3　美国货物贸易数据(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Washington, D.C. ,1975), Part 2, pp.902, 903,905~906,其中增长率由笔者计算所得。

　　从表中可以看出，1929~1932年美国年均进口下跌22.83%，同期自华进口跌幅为28.88%，1933~1936年美国年均进口增幅16.45%，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增幅为30.78%。即当美国进口下跌时期，其自中国进口跌幅更大，而当其进口恢复增长后，自中国进口增长幅度也更大。说明作为贸易大国的美国贸易萎缩，对贸易小国的中国出口有更大的抑制性，而当其贸易规模扩大后，中国对其出口获得更大的空间。

　　 （二）中美贸易平衡状况

　　1929~1932年美国对华出口下跌小于中国对美出口的下降，其中美国对华出口和中国对美出口年均下降分别为17.9%和28.9%。危机最严重的1930、1931和193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跌幅分别为39.2%、33.7%和61.2%，平均跌幅44.7%。自1933年起，中国对美贸易止跌回升，而同期美国对华出口有升有降，其中1934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32.7%，而中国对美出口仅增长了15.8%，中国逆差达25亿美元。1935年美国总体出口增长的同时，对华出口却逆势下跌，跌幅高达44.9%，而同时中国对美出口则增长45.5%。

　　从1929~1936年，中美贸易美方逆差、顺差各4年，其中1929~1930年中方顺差，1931~1934年美方顺差，1935~1936年中方顺差，8年累计中方顺差为600万美元。

三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的相关性

　　大萧条时期，中美贸易状况与美国的贸易政策及其结果间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通过实证分析可在一定意义上说明相关政策的影响程度。

　　（一）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的相关性

　　由1930年5月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的国际贸易大战，导致国际贸易的环境日趋恶化，国际贸易量急剧下降。1933年，国际贸易量仅有1929年的72.2%。与贸易量的下降相比，各类商品贸易值的下降更为剧烈，1933年世界贸易额降至1929年的35%。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初级产品出口国贸易下降幅度更大，从1928~1929年到1932~1933年，49个初级产品出口国出口下降幅度从80%以上到30％~45%不等，其中中国出口下降程度仅次于智利，居第二位，降幅达75％~80%。

　　中美贸易特别是中国对美出口与美国的关税政策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主导性商品为桐油、生丝、羊毛、兽皮、猪鬃、蛋类等原料性农产品，随着美国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滑需求锐减，贸易量降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受到美国高关税的限制，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主导产品出口规模的下降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二者的相关性。如中国在美市场占有垄断地位的蛋制品（市场占有率达90%），美国数次调高蛋类品进口关税。到1933年，蛋类品关税率大幅高于平均关税水平，其中主导性的蛋黄类商品进口税率无论增幅还是绝对值均高居美国进口税榜首，干蛋黄从1914年的10%升至1930年的46.9%，到1933年增至292.2%，保护程度居所有商品的第一位；其他类蛋黄1914年的进口税率同样为10%，1930年升至35.3%，1933年增至136.4%，居美国高保护关税的第7位。(注：Mario J. Crucia,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Real Tariff Rates: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40,”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3, June, 1994.)到1933年，中国输美蛋类品已降至不到1926年的10%。(注：何炳贤：《对美国欲增蛋类进口税的感想》，载《民族杂志》,1934年第2期。)其他中国输美的大宗货物，如纺织品、皮革、农产品等经《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后，进口税分别上升了25%、20%和64%，贸易量也出现了相应的下降。1933年以后，美国进口关税率趋于下降，中国对美出口相应增长。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出口的变动与美国关税率呈负相关的关系（参见下图）。

图　美国关税率与中国对美出口变动率(注：中国对美出口数据来自本文表3，美国关税率数据来自Histroical Statistic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p.888. )

　　随着进口税的提高，美国一些进口替代产业得以发展，使中国的一些产品出口遭遇长期打击，如生丝、桐油。前者受到替代品人造丝的排挤，后者在美国试种推广成功，大幅减少了自华进口。

　　（二）互惠贸易协定与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系

　　互惠贸易协定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普遍的、非歧视性关税原则，该协定通过与单个国家谈判、针对特定商品调整税率，而非普遍降低税率，从而对没有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构成歧视。1933年到1939年, 美国对缔结有贸易协定国家的出口增长了63%，对没有贸易协定国家的出口只增长了32%, 进口增长则分别为22%和13%。(注：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北京出版社1964年版，第489页。) 互惠贸易协定使美国对非协定国家贸易增长率低于协定国，但互惠贸易协定毕竟使美国贸易保护程度降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协定国也有利。同时在罗斯福新政实施下，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也有了相应增长，一些未与美国签有互惠贸易协定、但其出口商品与签有互惠贸易协定国家出口商品不具有明显竞争性的国家对美贸易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出口的大宗货物如猪鬃、桐油、汞、钨、锑、锡等战略性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1934年后对美出口明显增加，从而扩大了中国对美贸易规模，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美出口年均增幅达29.35%,大大高于1929~1933年的年均跌幅（8.92%）。(注：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p.902, 903,905～906.)

　　（三）美元贬值与中美贸易的相关性

　　中国长期实行银本位制，19世纪后期开始，国际市场上银价不断下跌，使中国遭受了诸多损失，但同时中国也获得了一定的出口扩大的利益。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世界银价跌幅甚巨，一度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使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从1931年开始，世界不少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各国货币相继贬值，银元由此相对升值。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制，美元贬值，从1933年3月到1934年2月，美元贬值了39.2%，银价相应上升了64.5%。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废两改元。1934年，美国颁布《白银购买法案》（Silver Purchase Act），宣布美国将在国内外购买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每盎司1.29美元，或达到美国货币储备的25%。白银购买法案是典型的美国对世界经济不负责任的行为,它极大地损害了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的货币秩序。(注：Charles P. King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p.233.)

　　1935年,美国两次调高白银收购价格，加剧了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中国白银外流。1928~1931年，中国白银净流入32.4672万海关两，而从1932年开始白银转为净流出，到1936年累计流出37.9053万海关两。(注：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版,第343 页。)中国银本位制的基础受到动摇，货币升值，削弱了中国出口竞争力。而同一时期，美国经济逐步复苏，进口需求增加，推动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中国对美出口出现了相应的增长，说明后者作用大于前者。

表4　中国汇率与中美贸易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 ~194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版，第342~343 页;第二列数据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1), p.360.

　　从表4可见，白银对美元的汇率自1928年至1932年呈下跌状态，即白银贬值，同期中国对美贸易及中美贸易差额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1933年以后白银升值，中国对美出口亦无相应下降，说明汇率不是影响这一时期中美贸易的主要因素。同时，美国国民收入的变动与两国贸易，特别是中国对美出口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结合上述中美贸易变动状况可以看出，1932年前中国对美国出口受到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方面中国汇率贬值对出口有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关税提高及国民收入下降对中国对美出口有抑制作用，而中国对美出口的大幅度降低，表明中国汇率贬值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严重制约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发展。1933年以后，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其他“新政”政策共同推动美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对中国对美出口产生了正效应，同时中国汇率被动升值对中国出口贸易有着负效应，而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表明汇率升值的负效应小于美国贸易自由化的正效应。综合而言，美国国民收入及贸易政策的变动对大萧条时期中美贸易的走势有着决定性影响。

结　　论

　　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美国面对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的经济衰退局面采取了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手段，由此引发了贸易大战，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世界贸易规模大幅度萎缩，美国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复苏计划，其中为恢复国际贸易推出的《互惠贸易协定法》使美国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不断降低，贸易保护程度弱化。同时，美国又通过配额及汇率贬值等手段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使这一时期贸易自由化水平相对较低。

　　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不仅影响世界上工业化程度高的贸易大国，对落后的贸易小国的中国对外贸易亦产生了显著影响。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而美国贸易政策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效应也就主要反映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变化。研究的结果显示， 1933年前尽管中国汇率贬值，但美国关税保护的不断强化极大地打击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1933年以后美国贸易政策趋向自由化，尽管是有限的、非普遍的降低关税壁垒，但其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进口需求显著增加，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对美出口。然而，在中国整体经济不振状态下，美国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对华出口的政策未能奏效。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大国必须对维护国际经济秩序、恢复发展世界经济承担重要职责，若其宏观经济政策仅着眼于内部平衡，不顾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邻为壑”政策实施的结果只能引发各国间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导致一损俱损的结局，即使与世界经济联系不甚紧密的贸易小国亦无法幸免。趋向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有助于改善国际贸易环境，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进而有助于各国的经济恢复与增长。

　　孙玉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