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17世纪塞勒姆审巫案起源初探(注：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旭教授的悉心指导和批改，特此致谢!)
李文硕
〔内容提要〕塞勒姆审巫案是北美殖民地时期一个看似离奇的历史事件。原本平静的塞勒姆村在17世纪末突然为巫术所困扰，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巫术审判和惩罚活动。跨大西洋的移民往来和文化交往是塞勒姆审巫案发生的外部因素，而新英格兰地区的社会变迁则是审巫案的本土诱因。
关键词：美国文化与社会 美国历史 殖民地时期 塞勒姆
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于1953年发表了剧本《激情年代》（The Crucible），近半个世纪后，该剧又以电影的形式重现银幕。这部作品讲述了北美殖民地时期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一段并不显赫的往事——塞勒姆审巫案(Salem Witchcraft)。
然而直到今天，许多文学作品却仍然以此为主题。文学家、神学家和史学家给予该事件巨大的关注，甚至在事件刚刚结束时，马萨诸塞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就发表了《未知世界的困惑》一书以为反思。作为一个神职人员，马瑟相信巫术是真正存在的，他认为塞勒姆巫术是由于“一群魔鬼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中”。(注：Cotton Mather, 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 (London: John Russell Smith, 1862), p.15.) 一个半世纪之后，查尔斯·厄珀姆（Charles Upham）却又将该事件归咎于科顿·马瑟，认为他为了扩大自己在居民中的影响力，虚构了一场巫术阴谋。(注：Charles Upham, Salem Witchcraft (Boston, 1867), Vol. 1 and Vol.2, pp.367~369. ) 直到20世纪，史学家们才逐渐拨开了笼罩在该事件之上的神学迷雾，他们所使用的材料也不再局限于猎巫者的宣传手册和神职人员的布道辞。1920 年代，勒·埃斯特兰奇·尤恩（C. L'Estrange Ewen）在《猎巫和巫术审判》(注：C. L'Estrange Ewen, Witch-Hunting and Witch Trials (Great Britain: Austin and Sons, Ltd., 1929).)中首次使用了法庭记录，计算了被控为巫觋者的死亡概率。(注：C. L'Estrange Ewen, op.cit.) 1927年，美国史学家弗农·帕灵顿（Vernon L. Parrington Jr.）的《美国思想史》问世。作者认为，马萨诸塞清教的不宽容使得任何非清教思想均被视为异端邪说，强烈的宗教控制是猎巫的根本动力。塞勒姆审巫案“是对一代人的压迫的产物，长期奉行的压迫政策，绞死贵格派，破坏独立意识，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清教之内，产生这一事件是必然的。”(注：Vernon L. Parrington Jr.,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27), p.86.)尽管帕灵顿的宗教控制观点给后学以很大启发，但却无法解释为何在清教盛行的新英格兰，只有塞勒姆审巫案尤为惨烈？巫术不仅仅是宗教领域内的概念，而且也是社会机制、文化情景的产物。
实际上，塞勒姆案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北美，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社会大变动的结果。这一时期正是欧洲旧大陆开始走向世界的初期，新英格兰地区有着深厚的欧洲猎巫传统；塞勒姆案也与清教运动密不可分。塞勒姆审巫事件的起源应当放在一个多维的视角中进行综合考察。
1692年，英属马萨诸塞殖民地塞勒姆村牧师塞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的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外甥女阿比盖尔（Abigail Williams）因为好奇，决定用水晶球预测自己的婚姻。然而，她们却看到了漂浮的死神头像。随后，令人恐慌的事情发生了，她们开始举止怪异，口齿不清，继而身体变形。起初，村民们找来医生诊治，却毫无结果。帕里斯和附近村镇的牧师们也束手无策，但都怀疑村子里有人施行巫术。巫术的谣言很快传遍了塞勒姆村，人们都担心自己的孩子成为受害者，纷纷告诫他们出门要谨慎。(注：George Lincoln Burr, Narratives of the Witchcraft Cases, 1648~1706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s, 1968), p.342.)女孩们最终指认了三名女巫，包括帕里斯牧师的西印度女奴蒂图巴（Tituba）、萨拉·古德（Sarah Good）和卧病不起的老妇人萨拉·奥斯本（Sarah Osborne）。1692年2月29日，政府发出了逮捕令，后来又成立了专门法庭审理，塞勒姆审巫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对塞勒姆审巫案的研究中，巫术是否真的存在曾引起过不少学者的兴趣。除了早期作品之外，1969年，查德威克·汉森（Chadwick Hansen）在《塞勒姆的巫术审判》一书中分析道，彼时的塞勒姆村民的确相信并恐惧魔鬼的存在，女孩们怪异举止的出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是一种癔病（Hysteria），是自我恐惧和折磨的结果。(注：Chadwick Hansen, Witchcraft at Salem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Inc., 1969).)不久，《科学》杂志发表了《麦角中毒症：撒旦输掉塞勒姆了吗？》一文。(注：Linnda R. Caporael, “Ergotism: The Satan Loosed in Salem,” Science, New Series, Vol.192, No. 4234, April 2, 1976, pp.21~26.)该文认为女孩们的病症是抽搐性麦角中毒症（Convulsive Ergotism）。尽管这类观点对理解塞勒姆审巫案有所裨益，但都没有通过社会机制和历史背景中进行深入的考察，也没有在巫术之外研究巫术。保罗·博耶（Paul Boyer）和斯提芬·尼森鲍姆（Stephen Nissenbaum）在他们的著作中，将塞勒姆审巫案归结于塞勒姆村内部的派别之争。靠近商业发达的塞勒姆镇的塞勒姆村东南部日益卷入到镇上的经济活动中，而西部仍以农业为生，双方财富分配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差别逐渐变大，形成了对立的利益集团，审巫案正是西部集团驱赶和报复东南集团所采取的手段。(注：Paul Boyer and Stephen Nissenbaum, Salem Possess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征之于史就会发现，在美国早期史上，塞勒姆审巫案绝非个例。在17世纪后半期，马萨诸塞殖民地出现了一系列巫术事件，如在波士顿和伊普斯维奇，塞勒姆在1692年之前也曾发生过审巫案。在马萨诸塞之外，像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等地，审巫案也偶有发生。(注：Rossell Hope Robbins, The Encyclopedia of Witchcraft and Demonolog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59), pp.519~521.)而在此之前，新英格兰地区却鲜有审巫案发生，因此而被处死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只有少数非清教徒受到惩罚。要解释1692年塞勒姆审巫案为何发生、为何如此激烈，只有回到17世纪末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
17世纪后半期，新英格兰地区正经历着一场转变。塞勒姆镇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重要港口，在1660年后达到其繁荣的顶峰，成为与波士顿并驾齐驱的两大航运枢纽之一，是马萨诸塞货物进出口的必经之地，船舶吨位占马萨诸塞船舶总吨位的12%，其谷物价格甚至可以作为大西洋两岸商品价格的指标。(注：Paul Boyer, Stephen Nissenbaum, op. cit., p.86.)在这一时期，塞勒姆镇居民的财富超过了埃塞克斯县。(注：Paul Boyer, Stephen Nissenbaum, op. cit., p.87.)
财富的增长冲击了原本宁静的社区，不满和仇恨在酝酿。尽管人均产值增长较高，但财富的分配却极不平衡。在1635年至1660年间，塞勒姆人口中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总财富的31%，基尼系数达到0.5，而在1661年至1681年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59%和0.69。(注：Gloria L. Main, “Inequality in Early America: The Evidence from Probate Records of Massachusetts and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7, No. 4 (Spring 1977), pp.560~562.) 这一变化预示着贫富差距已经到了相当大的程度。经济实力强大的商人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同样占据了优势地位，在镇行政委员（selectman）中居于多数。社会变迁冲垮了社区生活中原有的温情，财富不均产生的仇恨、卷入商业活动激发的经济人理性等因素，使人际关系越发冷淡。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占有量减少，对于以农业为生的村民而言，这种威胁是明显而剧烈的。一些人离开了塞勒姆，向西去寻找发财的机会。在1680年至1690年间，塞勒姆村税簿上的名字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人死亡，又有移民到来，(注：Village Records, December, 27, 1681; Janurary, 6, available at: http://law2.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salem/salem.htm) 而当怀揣致富梦想来到这里的新移民们发现无以为生时，已经充满矛盾的社区必然变得更加紧张。
这一时期困扰新英格兰地区的因素，不止经济发展一端。1675年至1677年间的腓力王之战，是新英格兰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使用火器的印第安人破坏农田和房屋，袭击边疆居民，众多居民点毁于一旦，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直到1720年，新英格兰才恢复了由于这场恶战被迫向后撤的边疆。(注：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战争不仅破坏了新英格兰人的生产和生活，也制造了情感伤害，给几代人留下了心灵创伤。在宗教化的17世纪的新英格兰，人们有理由相信，印第安人是魔鬼派来的杀手。玛丽·诺顿（Mary Beth Norton）指出，塞勒姆地处与印第安人交战的前线，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村民们紧张的心态，这是审巫案激烈爆发的催化剂。(注：Mary Beth Norton, In the Devil's Snare: The Salem Witchcraft Crisis of 1692 (Vintage: Alfred A. Knopf, Ltd., 2003).)事实的确如此，许多卷入审巫案的人，或是在战争中丧失了亲人，或是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诺顿也发现，第一个被控为女巫的蒂图巴，恰恰是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或许这并非巧合。多种危机和因素推动审巫案愈演愈烈，在三个女巫被捕之后，又有几个女孩子出现了类似伊丽莎白和阿比盖尔的症状。在一片惊恐中，玛莎·科里（Martha Cory）成为第四个女巫，在对她进行审判时，场面一片混乱，还有人扔鞋子打中她的头部。(注：George Lincoln Burr, Narratives of the Witchcraft Cases, 1648～1706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s, 1968), p.153.)甚至萨拉·古德的女儿多克斯·古德（Dorcas Good）也未能幸免于难，年仅四岁便被投入狱中。这个孩子的悲剧也没能唤醒近乎疯狂的人们。巫术审判仍在继续，仅仅一天后，罗贝卡·纳斯（Rebecca Nurse）和古迪·纳斯（Goody Nurse）就沦为了阶下囚。
20世纪60年代以后，巫术研究最重要的变化是人类学家参与进来，使研究成果更加多样，解释更加精确。他们发现，巫术审判可以为人们的紧张情绪和痛苦生活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发挥社会控制和缓解社会压力的作用。(注：Robert Detweiler, “Shifting Perspectives on Salem Witches,” The History Teacher, Vol.8, No.4, August 1975, pp.596~610.)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研究中得出结论，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紧张通过巫术审判发泄出来，并得以控制和舒缓。(注：Alan Macfarlane,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A Reg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Routledge, 1970).)约翰·迪莫斯（John Demos）发现，塞勒姆审巫案中的被起诉者，大多为中年妇女，而起诉她们的则多为十几岁的少女，他认为这是由塞勒姆社区人口的结构性冲突造成的，而审巫案正是用来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持社区秩序的手段。(注：John Demos, “Underlying Themes in the Witchcraft of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Engl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5, No.5, June 1970, pp.1311~1326.)阿里森·罗兰斯（Alison Rowlands）则证明了近代早期，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着大范围的社会紧张。(注：Alison Rowlands, “Witchcraft and Old Women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ast & Present, No.173, November 2001, pp.50~89.) 17世纪后期塞勒姆的社会紧张是促成审巫案的根本原因，但为何缓解社会紧张是通过巫术审判而非别的方式来实现？
正如弗农·帕灵顿所言，宗教控制是采用巫术审判解决社会危机的原因之所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开拓者是跨海西行的清教徒，他们希望在新大陆建立体现上帝意志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实行政教合一，严厉排斥非清教徒。对此，罗杰·奥尔森（Roger Olson）指出，“教会是新以色列人，并且神在地上的国度就是应许要给教会——如果教会渗透到所有的人类社会，使社会结构与神的律法一致。当清教徒在17世纪30年代从英国自动离开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在那里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与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师法加尔文的日内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所以他们想要为神与神的国度而占有北美。”(注：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清教徒曾在英国受到排挤，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对非清教徒也并不宽容。(注：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1637年的殖民地法律规定，非正统教徒不得进入马萨诸塞，宣扬异端的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和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都被驱赶了出去。尽管如此，马萨诸塞的清教教会终究敌不过社会现实而逐渐式微。清教伦理的禁欲观念与经济发展带来的金钱腐蚀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教会直接干预商人的经济生活，视过度盈利为触犯上帝，使第一代商人感到利润和道德间的剧烈冲突。(注：Bernard Bailyn,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41~44.) 但道德只能是少数人的信条，却不能为大众所恪守，清教徒的宗教情怀终究抵挡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进入17世纪后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使人们进一步丧失了对教会的虔诚，教堂信众越来越少，理性精神、物质主义盛行，对上帝和教会的虔敬在第二代人口中普遍消失了。(注：Richard Latner, “ ‘Here Are No Newters’: Witchcraft and Religious Discord in Salem Village and Andover,”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79, No.1, March 2006, pp.92~122.)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塞勒姆。人们去教堂的热情减弱了，甚至不发给神职人员薪水，以至于塞勒姆村教堂牧师频繁更换。(注：Paul Boyer, Stephen Nissenbaum, op. cit., pp.60~80.) 塞缪尔·帕里斯牧师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在1689年至1690年间，他开始了宣扬清教的活动，重新划定教众的身份等级，再度唤起了宗教热情，与遍布新英格兰地区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遥相呼应。在逐渐升温的狂热之下，宗教控制的力量愈发强烈，通过巫术审判来缓解社会紧张也就水到渠成了。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追溯巫术，可以发现，巫术审判并非北美殖民地时期独有的现象。“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的。”(注：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欧洲历史上的审巫案同样有自己的渊源。“行巫术之人须被处死”，(注：《出埃及纪22:18》，《圣经·灵修版》，available at: http://www.livingwater4u.com/reader/b_bible_lxb/LAB/index.htm)《圣经》中的这一古老箴言预示了欧洲猎巫的惨烈，但对巫术的迫害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在14世纪之前，大规模的审巫案并没有出现，教会的主要精力放在惩治异端上；(注：陆启宏：《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从14世纪到1650年，是欧洲审巫案最为猖獗的时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大陆被以巫术为名处死者少则20万，多则50万；进入18世纪以后，审巫案才渐渐消失。(注：Nachman Ben-Yahuda, “The European Witch Craze of the 14th to 17th Centuries: A Sociologist's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6, No.1, July 1980, pp.1~31.)
从14世纪到17世纪，西欧基本处于农业社会。从16世纪到18世纪，由于农产品产量下跌，频繁的战争和气候灾害破坏了农业生产，欧洲进入经济缓慢增长的时期。(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吕丹译)，第2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农业萧条和社会动荡引发了抗议风潮，德意志在16世纪中期爆发了农民革命，英国也因贫民数量激增导致了社会紧张。卡洛·金斯伯格（Carol Ginzburg）研究了16、17世纪意大利南部的巫术与农业。根据他的研究，意大利南部“慈善的行者”组织发起的巫术活动是与农业丰收崇拜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宗教裁判所的简单判断，即凶暴的魔鬼崇拜仪式。(注：卡洛·金斯伯格：《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朱歌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与之相类似，罗宾·布里吉斯（Robin Briggs）也把巫术与农业联系起来。在他的笔下，西欧农村“没有商店、碎石路，也没有公共服务……房屋潮湿而有臭味，极不舒服，家养牲畜和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注：罗宾·布里吉斯：《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雷鹏、高永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布莱恩·莱瓦克（Brian P. Levack）分析了气候变化与巫术的关系。他发现，猎巫运动的高潮恰巧与欧洲小冰期的高潮重合，寒冷天气导致的经济萧条和生存危机是大规模巫术审判的前提。人们把气候灾难和农业歉收归咎于巫术的作祟，由气候灾难和农业歉收而引发的饥荒、瘟疫和人口死亡为人们相信和论证巫术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注：Brian P. Levack,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arlow: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5).)
审巫案高潮所处的16、17世纪，同时也是西方世界兴起和世界历史转型时期，(注：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民族国家兴起和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相互影响，与17世纪后半期的新英格兰相似，这时的欧洲也处在转型时期的混乱和紧张中。欧洲人在混乱中寻求秩序，在迷茫中寻求解释，而当这种寻求毫无结果时，他们便因失望而对一切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亟需某种途径来释放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被压抑的情绪。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只有领地而没有国家的世界；“权力与民族属性无直接关系。在一个民族内部，权力是裂解的；在不同民族之间又形成交叉状态。”(注：钱乘旦：《欧洲国家形态的阶段性发展：从封建到现代》，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2期。)相较而言，民族国家则具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在其范围内行使统一的行政权力，依靠暴力和法律维护其统治权。(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6页。) 民族国家君主担心政敌使用巫术，支持各种各样的巫术审判和迫害。他们还通过巫术迫害的方法来表明国家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控制。宗教改革也是引发欧洲社会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教派轮替和意识形态转变之后，“居民们不仅要表明他们信奉这种意识形态，而且必须以支持这个明确信仰的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注：克里斯蒂娜·拉娜：《巫术与政治》（刘靖华、周晓慧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新教和天主教相互指责对方的仪式为巫术，审巫案成为双方争夺意识形态权力的斗争手段。新教和天主教往往将社会丑恶现象，尤其是妓女称为女巫，试图以此表明自身的纯洁性，从而争取信徒。(注：Lyndal Roper, “Witchcraft and Fantas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History Workshop, No.32 (Autumn 1991), pp.21~23.)
新航路的开辟始于15世纪末，进入16、17世纪，开辟新航路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广泛的空间内展开。伊比利亚国家的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相继走出国土，奔赴各个大洋寻找更丰富的资源。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着国土面积小、资源不足、敌国环伺的困境，美洲的发现使它们开拓了发展的新路。很快，在美洲大陆建立了遍布南北的一系列殖民地。然而，除了资源和市场，美洲带给旧世界的，还有一股巨大的震撼和恐慌。在欧洲人从未想象过的世界中，生活着外观和观念迥然有别的另一个人群，操着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语言，穿戴着大异其趣的另一类服饰，崇拜着闻所未闻的另一组神灵。在当时的航海日志或旅行记录中，充满了对新大陆的夸张描写和航海经历中的谣传。(注：Laura Lunger Knoppers and Joan B. Landes, Monstrous Bodies/Political Monstros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人们把对宗教、价值和道德的困惑融入到对新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中，创造出一系列恶魔的形象。(注：Laura Lunger Knoppers and Joan B. Landes, op. cit., pp.41~43.)这给欧洲人造成了新的紧张和不安。
从起源看，欧洲与新英格兰的巫术都是社会紧张和压力的产物。尽管双方相距遥远，但并非各自独立地出现巫术审判，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报纸等文献中记载了土著美国人、欧洲人和非洲人的频繁交往，包括文化形态、行为和礼仪。(注：David Edmunds, “Native Americans, New Voices: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1895～199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0, No.3, June 1995, pp.717~740.) 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关系不全然是殖民者和土著居民的关系，跨海西行的人们并不具备某种国家认同，这既是因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民族国家尚在建构之中，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来往于大西洋两岸，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流动的空间中。除了商贩和军人，逃奴、罪犯和贫民也进入大西洋世界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移民社会，逃亡的奴隶与流浪汉共同生活。(注：Brian Sandberg, “Beyond Encounter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Violenc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1492~170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7, No.1,March 2006, pp.6~12.) 这种开放性的移民社会构成了多文化交往的空间载体。在北美，移民村社与印第安部落共处，除了战争之外，彼此也有和平交往，通过婚姻、军事同盟、谈判等方式进行跨文化交流。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为我们展现了17世纪新英格兰人的商业生活和贸易活动，(注：Bernard Bailyn,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而布瑞斯劳（Elaine G. Breslaw）发现，在大西洋世界中，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往，但以往的研究只是关注跨大西洋商业、政治活动，尤其是奴隶贸易。他对塞勒姆审巫案做了细致考察，认为该事件混合了大西洋世界的文化因素，对巫术的判定和受害者的怪异行为，融入了多样化的文化因子，是欧洲、非洲和印第安文化交流的产物。塞勒姆审巫案反映了这种文化往来的高峰。他主张将大西洋两岸的巫术审判放在一起，进行跨区域的、全球性的研究。(注：Elaine G. Breslaw ed., Witch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布瑞斯劳曾通过个案研究来论证这一观点，他分析了蒂图巴的供词，认为供词所示内容隐含了非洲、欧洲和北美南部印第安人的神秘主义因素，说明文化交融是塞勒姆审巫案的大背景。(注：Elaine G. Breslaw, “Tituba's Confession: The Multicultural Dimensions of the 1692 Salem Witch-Hunt,” Ethnohistory, Vol.44, No.3 (Summer 1997), pp.535~556.) 欧洲、美洲和非洲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交往到了17世纪已经到达较为频繁的程度，其中文化交流必然对新英格兰产生了巨大影响，约翰·索顿（John Thornton）在一个关于非洲奴隶的个案研究中，为我们展示了黑奴关于“食人”的想象是如何渐渐融入巫术中的。(注：John Thornton, “Cannibals, Witches, and Slave Traders in the Atlantic World,”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60, No.2, April 2003, pp.273~294.)
除此之外，从移民的角度也可以证明跨大西洋两岸的审巫案是密切相关的。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在殖民地时期，英属北美殖民地通过移民、经济、政治等多种途径与英国及欧洲紧密相连，乃至于移民进程就是一部美国历史。(注：Oscar Handlin, op. cit., p.3.)北美殖民地是非洲、欧洲移民和印第安人混居的社会，移民来源复杂多样，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跨国特征。近来，美国史学界兴起了以全球化视野重新分析和建构美国历史的趋势，研究殖民地时期历史的学者开始采用跨大西洋的视角，分析和解读北美与欧洲在宗教、经济、人口及家庭关系等方面的联系。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需要在全球视角下重建，美国黑奴与英属西印度群岛黑奴的比较研究成为美国史学界的热点，有些学者把黑人奴隶视为第一批现代美国人。非洲原本被当作奴隶的来源地，但近来，美国学者更为关注奴隶从非洲到北美的经历。宗教和巫术也应当放置在全球背景中加以考察。英国国教、清教、长老会等通过移民扩大在北美的力量，17世纪的新英格兰清教教会与英国保持着密切关系，自视承担着向荒野进军的使命（“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实际上是跨大西洋宗教世界的一部分。(注：Ian K. Steele, “Exploding Colonial American History: Amerindian, Atlantic,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26, No.1, March 1998,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History), p.82.)
当遭遇未知的新事物时，人们很容易将其归结为某种已经熟知乃至习惯的思想或现象，以此来帮助自身理解这种新事物，并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在社会大变革中迷失了身份认同和安全感的欧洲人在面对这一困惑时同样如此。北美殖民地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欧洲，他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面对新环境时的迷茫。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一开始互相交往就认识到彼此的不同。(注：Brian Sandberg, “Beyond Encounter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Violenc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1492～1700,” p.14.) 欧洲人中流行各种关于印第安人的说法，有人说他们来自亚特兰蒂斯，有人称他们为高贵的野蛮人，不一而足。(注：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当他们与印第安人矛盾渐深的时候，恐惧和仇恨让他们断定印第安人是魔鬼的骑兵。由于欧洲曾经或正在对巫术和巫觋展开大规模的剿灭，人们很自然地重新回忆和使用这些思想和历史资源来应对这种社会心理和思想世界中的危机。不仅如此，作为与欧洲教会有密切联系的殖民地教会，在处理曾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巫术时，自然会受到欧洲影响。于是，一场排巫运动在欧洲人的活动范围内逐渐兴起，“巫”在跨大西洋语境中、在新旧世界的交锋中也被赋予了政治和种族含义。塞勒姆审巫案受到了英格兰罗斯托夫特（Rostov）巫术案的影响。塞勒姆的地方长官参考了罗斯托夫特审巫案的小册子，罗斯托夫特的主要证人塞缪尔·帕西（Samuel Passy）的兄长早年移民塞勒姆。塞勒姆案中的着魔症状也与英格兰的案例相似。(注：陆启宏：《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第232页。) 这些都说明，塞勒姆审巫案不仅是新英格兰本土的产物，而且有着跨越大西洋的背景。
欧洲人来到北美后，与北美印第安人、到达北美的非洲人之间发生了多层次的互动，相互间文化交流频繁，互相影响着各自的观念，孕育着新的文化。而新英格兰巫术案件频发的17世纪后半期，正是移民的代际交替期：新移民不断到来，一种本土意识正在形成而尚未完全形成。新英格兰地区经济以贸易见长，与英国乃至欧洲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塞勒姆就处于这样一个地区。在频繁的交流中，新英格兰人既保持了对旧世界的情感，又在逐步形成自己对北美的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生活在一个流动的、跨大西洋的空间中，具有一个流动的身份，这种身份特征使他们既关注大洋彼岸，又不得不把握自己的生活空间。因此，大西洋两岸的事件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这一时期人员和意识的流动建构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巫术审判运动。
尽管很快就有十几个人被指控行巫术而被捕，但这一切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1692年6月10日，两个月前被关押的布里奇·毕晓普（Bridge Bishop）被绞死。此前，村民作证说，曾看到毕晓普偷窃鸡蛋后变成猫溜走，还有几个女孩子说看到毕晓普后感到举止无措。(注：Paul Boyer and Stephen Nissenbaum ed., The Salem Witchcraft Papers, Vol. 1, verbatim transcripts of the legal documents of the Salem witchcraft outbreak of 1692. Available at: http://etext.virginia.edu/salem/witchcraft/texts/BoySal1.html) 这一年夏天，有19人被送上绞刑架，4人死于狱中，200多人被逮捕和审讯，甚至一些上层妇女也受到指控。巫术的恐慌迅速传播开去，但同时批评的声音渐渐浮出水面。1692年，牧师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发表《良心案》（Case of Conscience），质疑审巫案程序的正当性。最终，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威廉·费普斯（William Phips）的干预下，这一事件宣告结束。被判为巫者大多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她们是已婚女子或寡妇，年龄在41岁到60岁之间。(注：John Demos, “Underlying Themes in the Witchcraft of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pp.1315~1316.) 她们都属于村中的弱势群体。
塞勒姆审巫案不是北美殖民地时期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它比不上奴隶贸易、印第安人战争、土地开发等问题那么重要，但对该事件的研究却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是美国社会的基石，影响着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塞勒姆审巫案提供了一个案例，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看出宗教对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说明宗教与美国社会的密切关系，从而深化对美国宗教史上异端及巫术的理解。塞勒姆审巫案也是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离奇事件，对于该事件的研究，有助于通过一个侧面了解美国与欧洲的关联。塞勒姆审巫案发生在新英格兰的转型时期，对巫术审判案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北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机制的理解。在相关研究的众多著作中，保罗·博耶和斯提芬·尼森鲍姆为了解17世纪后半期新英格兰社会转型引发的社区变迁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解释。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塞勒姆镇与塞勒姆村之间权力纠葛造成的体制弊端导致该体制无法纾缓基层矛盾的窘境，启发人们思考权力划分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
塞勒姆审巫案是西方世界最后一场重大的巫术审判。在审巫案停止后，人们开始反思。几十年后，尽管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宣布取消原判，并对受害者的后人予以补偿，但这毕竟为时已晚。到1992年塞勒姆审巫案300周年的时候，马萨诸塞州正式通过决议，宣布为当年的受害者恢复名誉。
李文硕：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