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美国女性批评的西部拓展
——评尼娜·贝姆的《美国西部女性作家：1833~1927》
金 莉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女权主义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势头，而且在不断向纵深发展。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文学评论家开始向带有明显性别偏见的文学批评标准发起挑战。她们从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入手，披露男性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提倡对于歪曲女性形象的男性文学采用一种抵抗性的阅读方式。随后，女权主义批评家转而研究女性作品，将关注点从作为“读者”的女性转移到作为“作者”的女性上来，致力于研究女性文学作品的体裁、主题、风格和结构，着力于梳理女性文学的独特传统，对一直被边缘化、被遗忘的女性作品进行挖掘。这一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至今已有大批女性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人们开始了解美国女性作家群体，并进而加深了对美国女性文学和美国女性的认识和了解。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尼娜·贝姆（Nina Baym）(注：尼娜·贝姆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荣誉退休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内战前文学、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曾任《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三版至第五版的主编。她的著述颇丰，是美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批评领域多部开山之作的作者，目前已发表过八部著作、65篇学术文章，以及130多篇书评。鉴于她的卓越成就，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于2000年为她颁发了杰伊·B. 哈贝尔美国文学终身成就奖。)于2011年撰写的《美国西部作家：1833~1927》(注：Nina Baym，Women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West，1833~1927（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1）.)一书，就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将研究视角延伸到一向被视为男性创作领地的西部文学，进一步拓展了女性研究的疆界。
美国西部文学产生于美国独立后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它根植于美国本土，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地域性文学体裁。它记载了美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折射出美利坚民族的性格、文化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西部文学最早可以溯源到詹姆斯·菲尼莫· 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边疆小说。小说中绰号“皮袜子”的主人公纳蒂·邦波肩扛猎枪、朝着夕阳下的茂密原始森林走去的孤独背影，为西部文学的创作定下了基调。纳蒂·邦波身上的正义感、道德力量和崇尚自由的精神，也成为典型的西部文学主人公的精神写照。故后来的评论家将库珀奉为“西部小说之父”。(注：陈许：《美国西部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9世纪初美国人开始向西部挺进之后，西部作品展示了西部边疆居民创业的艰难生活和拼搏精神，表现了拓疆过程中对荒野的开发以及以文明的名义对自然的征服，书写了西部牛仔驰骋天地之间、惩恶扬善的传奇，也记述了白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掠夺和杀戮。西部文学这种与民族发展和地域扩张紧密相关的特点，使它成为美国文学中独具特色的分支。
今天，美国西部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的发展历程；西部精神被视为影响美利坚民族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西部文学作品作为风行美国和全球的文学形式，具有其他文学作品难以比拟的艺术表现力量，被电影、绘画、影视、广播、戏剧等各种视觉艺术频频演绎和展现。虽然西部作品主要表现了以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西部为背景的故事，包括土著印第安人与定居者和美国骑兵之间的厮杀、牧场主与农夫之间的冲突、萌生中的工业化为牧场带来的威胁等等，但西部文学给大多数人带来的联想，或许不是那些在加利福尼亚的河流中淘金的矿工，不是西部大草原上拓荒者在田野劳作的身影，不是修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的工人，而更多的是那些浪迹天涯、驰骋荒野的牛仔们。可以说，是西部牛仔所体现的英雄气概和自由精神使得这一文学形式经久不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欧文·韦斯特（Owen Wister）的小说和弗雷德里克·雷明顿 (Frederick Remington)的绘画使得牛仔的形象风靡一时，并且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流传下来。韦斯特发表于1902年的《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 A Horseman of the Plains) 塑造了一个西部人物的标准形象，他嫉恶如仇，骁勇善战，风尘仆仆，富有人情味和正义感，具有一个堂堂正正、形象高大的男子汉的形象。这一形象的流行使得牛仔成为各类西部作品的主体。西部作品之所以长期流行，或许正是因为它体现了美利坚民族崇尚的开拓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抨击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个人自由的羁绊，勾起了被异化的现代人对昔日美好岁月的怀念之情，不断触动了读者的心弦，满足了读者的情感需求。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西部文学的通俗性使得它长期以来被排挤到主流美国文学批评的边缘，遭受学界的冷遇。虽然也有诸如亨利·纳什·史密斯 (Henry Nash Smith) 于1950年发表的颇有影响的《处女地：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和其他一些断断续续的评论，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领域才真正受到批评家的青睐。1965年，美国西部文学协会成立，协会成员创办了《美国西部文学》(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刊物。除了每年召开年会之外，协会还分别于1987年和1997年推出两部关于西部文学的重头作品：《美国西部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和《西部文学新编》（Updating the Literary West），从而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在相隔10年的两部作品中，已经反映出这一领域的诸多可喜的变化。《美国西部文学史》虽然长达1330多页，内容丰富，但主要聚焦于男性白人作家的作品，仅象征性地谈及四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少数族裔的作品同样被边缘化。这表现出明显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倾向。而10年后出版的《西部文学新编》反映了对学界白人男性中心论的宏大叙事的解构，不但重新确立了西部文学的经典之作，而且增加了女性和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在批评视角上也大大拓展，出现了题为“女权主义、女性作家和新西部区域主义”、“族裔新西部”、“新西部”、“新落基山文学”的评论文章，显示出新历史主义、新时期的美国研究和西部历史研究对西部文学批评的影响。同时，这部作品也重新审视了该领域的传统主流观点，包括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学说 (注：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Proceedings of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Dec. 14，1893；特纳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边疆和西进运动对于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边疆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特性。) 和亨利·纳什·史密斯的神话与象征学说，并对其提出质疑。(注：Dean Janet，“Searching for the New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46, No.4（Winter 2000），p.949. ) 与美国文学领域其他分支相比，西部文学虽然仍相形见绌，但它已成为近年来一个发展迅速的研究方向。而尼娜·贝姆于2011年完成的新作《美国西部女性作家：1833~1927》，则是该领域又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论著。
尼娜·贝姆的新作《美国西部女性作家：1833~1927》在几个方面拓展了美国西部作品研究的疆界。
首先，贝姆将研究范围延伸到一直以来属于“男性作家、男性探险家和男性成长历程”的特权领地，集中探讨了美国女性西部作家及其作品。(注：Christine Bold，“Annie get your pen，”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July 8, 2011，p.8.) 长期以来，在西部文学批评中，女性作家的名字通常只出现在括号、脚注和参考书目中。《美国西部女性作家》则着力展现了女性作家与西部文学的关联及其对该领域做出的贡献。贝姆把1833年作为自己寻找西部女性作家踪迹的起点，因为她所能找到的最早的西部女性作品，为玛丽·奥斯汀·霍利（Mary Austin Holley）1833年发表的关于得克萨斯的两部作品。霍利在其作品中首次发出了西部对于女性的呼唤：“在西部女性将成为她们与生俱来的真正英雄”。(注：Nina Baym, Women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West, 1833~1927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1), p.12.) 贝姆的研究截止到1927年，因为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 于这一年发表了《死亡来迎大主教》（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这部作品被贝姆视为西部小说中的杰作。贝姆通过查阅文学史、文化史、作品选集、传记辞典、学术论文与专著、出版书目、参考书目、书籍广告、女性作家作品中的相关引文，以及全方位地搜索各类网站，找到了1833年至1927年间出版的343名女性创作的640部关于美国西部的作品。这些女性既包括享有盛名的薇拉·凯瑟，也包括美国西部研究学者熟悉的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和玛丽·哈洛克·富特（Mary Hallock Foote），还有土著文学研究学者熟知的奇特卡拉-萨（Zitkala-Sa）和S.爱丽丝·卡拉汉（S. Alice Callahan），以及其他一些读者比较陌生或早已被遗忘的女性作家。这些从事西部写作的女性有作家、新闻记者、自由撰稿人和编辑，也有教师、社区活动家、俱乐部女性和地方历史学家。在这个群体当中，既有多年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的作家，也有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一部作品的女性。她们的作品有些已被相当多的研究者所评介，有些则是近年来才受到瞩目，但绝大多数都遭受了被尘封的命运。贝姆通过其研究说明，西部文学绝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只有男性参与的领域。她的研究成果再次雄辩地证实，“女性在被认为应该是无声的地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做了她们被认为不应该去做的事情。”(注：Nina Baym，Women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West，1833~1927，p.2. )
贝姆从女性如何再现西部、如何展示自我的角度，介绍了这些作品。从题材上来看，女性作家的西部作品较少涉及男性作品中特别是西部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对暴力、枪战和死亡的描述，而是更关注女性自己的故事。这些作家丝毫不认为西部是专属于男性的话题，而把自己的创作看作是对西部定居的真实记载。美国西部作品中具有共性的主题是其体现的“天定命运”：西部开发注定会将美国的边界不断向西延伸，直至太平洋海岸。但在女性笔下，对于西部荒野的这种占领是以和平昌盛为宗旨，以家庭、农场和商业的发展为目标的，而不是为了炫耀征服和暴力，更不是为了张扬男性气概和个人英雄主义。西部女性写作的共同特点是表现出对落户西部、发展西部、繁荣西部的“共同目标”的关注，以及对女性的坚强意志的歌颂。它再现了女性在开发西部的历史使命中作为男性的伙伴的经历。在女性作家的笔下，西部成为一个女性也被给予成长和发展空间的地方。这些女性作品展示了女性是如何通过从事家务来为自己和家庭创建西部生活的，她们也因此改变了西部。当西部随着女性的到来从荒野变成定居之处时，女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家庭、婚姻、生育、房屋、教堂、学校、庄稼等便大大改变了西部的地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变得更加健康、活跃、有用，比她们东部的姐妹们更多地参与了社会。“西部的发展使得女性成为新人”。(注：Nina Baym，Women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West，1833~1927，p.2.) 远离东部的城市文明和欧洲的传统文化，西部更有效地摆脱了东部城市的等级观念和文明社会的繁文缛节，使出身平凡的普通女性也得到了自由发展、实现自我的机会。“新夏娃，与新亚当一样，将会在美国获得自己的发展机遇。”(注：Nina Baym，Women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West，1833~1927，p.9.)
贝姆研究西部女性作家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她对领域和体裁的跨越。在研究西部作品时，自然会涉及如何定义西部的问题。在书中谈及的这些女性作家眼中，西部意味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各州，西部的范围和边界是一个不确定的、具有多种文化真实性的概念。随着西进运动的推展和美国边疆的西移，西部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而关于西部的写作自然就发出许多不同的声音。正如评论家尼尔·坎普尔 (Neil Campbell) 所说：“西部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符号。这个符号被在此居住过的、路过的、征服过的、定居的、务农的、从军的、城市化的以及向往它的人们赋予各种意义。西部是一个多文化、多特点、多层面的空间，它的多种文化既独立存在，也与周围其他文化进行着对话。”(注： Neil Campbell，The Cultures of the American New West（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p.2.)“西部”这个抽象的地理名词，实际上涵盖了历史、地理和气候条件差异极大的不同西部地区，由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新墨西哥州等辽阔区域共同组成。贝姆在书中强调了区域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和区域文化的巨大差异，并以地域为分界编排全书的章节，向读者介绍西部女性作家如何展示其所在区域的独特风貌，进而有效地揭示出西部文学的多样性。例如, 格蕾丝·E.梅雷迪斯（Grace E. Meredith）以自己姨妈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沙伊安印第安部落的年轻女俘虏》（Girl Captives of the Cheyennes, 1927），讲述了1874年四姐妹在跟随家人去科罗拉多州的路上被沙伊安印第安人俘虏，后被赎回的故事。蕾切尔·卡洛琳·伊顿（Rachel Caroline Eaton）或许是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印第安切诺基部落人，她在其作品中抨击了“印第安人懒惰”的流行观点。非裔福音传教士艾玛·雷（Emma Ray）撰写了宗教小册子，向阿拉斯加淘金矿工们宣教。摩门教女诗人伊莱萨·R.扬（Eliza R. Young）是杨百翰(注：杨百翰 （（Brigham Young，1801~1877）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创始人小约瑟夫·史密斯去世后，担任后期教会首领一职长达30年之久（1847~1877）。他被人称作“美国的摩西”，因为他率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穿过沙漠，长途跋涉来到盐湖城并定居下来。他是盐湖城的创建人，也是犹太州的第一任州长，在普若佛的杨百翰大学，即由他的名字命名。他信奉多妻制，曾有几十位妻子。) 诸多妻子中的一位，她创作了叙述摩门教徒长途迁徙的朗诵诗，后成为犹他州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而杨百翰的妻子中唯一向他提出离婚的安·伊莱拉·扬（Ann Eliza Young）则成为一个离经叛道者，并于1875年发表了《第十九位妻子，或奴役生活的故事》（Wife No.19, or the Story of a Life in Bondage）。欧文·韦斯特因1902年发表《弗吉尼亚人》一书而被誉为“西部作品之父”，其实爱玛· 根特·柯蒂斯 (Emma Ghent Curtis)、莫莉·E.戴维斯 (Emma E. Davis)和弗洛伦丝·芬奇·凯利 (Florence Finch Kelly) 分别早在1889年、1899年和1900年就已发表了情节引人入胜的西部牛仔小说。许多女性都有一种想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冲动。俄勒冈州的伊莱拉·斯波尔丁·沃伦（Eliza Spalding Warren）1916年发表了回忆录，当时她已年届79岁高龄。她在回忆录中说，“让我在此声明，我认为拓荒女性从未因为她们为这个伟大的西北部地区的改观而得到应有的歌颂和认可”。(注：Nina Baym，Women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West，1833~1927，p.50. )女性选举权也被纳入当时的政治议程，这种政治诉求建立在西部女性对公共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基础上。西部许多州都曾出现过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那里也是美国女性最早获得选举权的地区。西部作品显示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能力，她们参与各种与西部利益有关的活动，展现了她们作为政治活动积极参与者的身份。此外，贝姆还在书中评介了所谓的“路上书籍”。在这些书中，旅程比目的地更为重要。这些书籍包括军队叙事、陆上的书籍、铁路书籍和关于摩托车的叙述。艾米莉·普斯特（Emily Post）是少有的几位痴迷于“路上叙事”的作家，她后来成为享誉全国的礼仪专家。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浩瀚的书籍资料，贝姆最终决定在其新作中仅介绍女性西部书籍，而不包括报刊杂志的文章。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这类作品太多，不得不有所取舍，而且书籍比文章更有分量。尽管贝姆的选择有一定的道理，但西部少数族裔女性因其边缘的社会地位，本来就难以进入文学领域，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因为不具备发表长篇作品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被这种抉择排除在外。这部书中所涉及的大多数作者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女性，即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贝姆在书中提及的19位其他族裔的女性作家（包括华裔、非裔、墨西哥裔和美国土著），仅占书中评述的女性作家总人数的近6%。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这部著作的一个缺憾。
长期以来，西部文学研究在两个方面遭受阻力。其一是历史学界和文学界对如何表现西部各持己见。史学家们通常指责文学家制造神话而排斥他们，并为自己讲述真实的西部历史而感到自豪。(注： Forrest G. Robinson，“We Should Talk：Western His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n Dialogue，”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Vol.16, No.1(Spring 2004)，p.132.) 历史学家在内心深处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是真正植根于事实的，比起虚构的文学作品更接近真实的世界。但是当代学者已经在试图打破两个领域的边界。譬如，当代评论家威廉姆·R.汉德里(William R. Handley) 就在其著作中表示，要解决文学界和史学界所谓的“这种再现和‘现实’之间的窘境”。他提出的解决方式为“学会占据两者之间的地带，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唯一地带。”(注：William R. Handley，Marriage，Violence， and the Nation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Wes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30.) 汉德里表示，自己的目标“在于阐明为何文学与史学不能分开对待，而应该采用一种互文性的方法：通过在文学中找到其历史性，在历史中看到其文学性，而不是用把一方作为另一方的背景的方式使两者联系起来。”(注：William R. Handley，Marriage, Violence, and the Nation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West，p.1.) 唯有如此，两者才会相得益彰。其实，如果人们认识到所谓的真实性都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话，那么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就不再是一种不可跨越的鸿沟，文学作品中的“西部”也就更容易被史学家们所认可。虽然目前两个学科领域之间还缺乏有效的对话和互动，尤其是历史学家对西部文学作品表现出抵触情绪。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于西部的真实面貌和展现西部的方式已经有了认识上的转变，人们笔下的“旧西部已经被具有多种形式的新西部所取代”。(注：Nina Baym，“Old West，New West，Postwest，Real West，”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Vol.18, No.4 (Winter 2006)，pp.815~816.)
阻碍西部文学研究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西部文学的通俗性。长期以来，除了受到历史学界的抵触之外，西部文学在主流文学领域的地位也不容乐观。西部文学是随着西进运动产生的，当这些作品最初出现在东部的杂志上时，它们与主流美国文学就存在着差异。而好莱坞西部片和廉价的西部小说更使西部文学无法跻身高雅文学之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电影、艺术和廉价小说扩大了西部文学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但其模式化的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和主题，也使得西部文学被高雅文学长期边缘化。这一边缘化的态势造成了西部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落后，也使西部文学研究者对自己的领域产生了“学科焦虑”。(注： 项歆妮:《论当代美国西部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变》，载《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54页。) 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对通俗文学的认识有所改变，包括西部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受到更多的关注。尼娜·贝姆在其2006年发表于《美国文学史》（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杂志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1987年出版的《美国西部文学史》所推出的西部文学经典旨在建构一种宏大叙事、强调普适性意义的话，那么它在出版之际就已经落伍了。(注：Nina Baym，“Old West，New West，Postwest，Real West，”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Vol.18, No.4 (Winter 2006)，p.815.) 而1997年出版的《西部文学新编》则充满了新观点、新视角和新作家，不仅女性作家、土著作家和拉美裔作家的比例大幅提高，通俗文学作品也堂而皇之地进入西部文学的殿堂。遗憾的是，西部文学研究的弱势地位使它仍然无法与高雅文学研究同日而语。美国西部文学协会推出的两部美国西部文学研究论著虽然有效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但绝大多数西部作品仍被归入通俗文学之列，其研究仍然面临着从边缘向中心位置的艰难转移。
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姆的新作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贡献。她不仅通过自己的发掘拓展了西部文学经典的宝库，而且打破了文学和历史的界限。她在书中没有将文学与历史作品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而是将各类不同的文体、内容和观点置放在一起，以求呈现多种不同声音。她所收集的西部作品既有个人和家庭回忆录、历史、传记，也有小说、短篇故事、诗歌集、随笔、幽默作品、报告文学、游记，还有教材、布道、政治和社会辩论方面的作品。她打破了历史与文学、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将各类作品、声音和视角汇集在一起，展现了一个带有不同地域和文化色彩的新西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其新作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她对于各类西部作品进行了充分的挖掘，而且在于她通过自己的研究，打破了西部文学专属于男性世界的神话。借用大卫·L.凯非（David L. Caffey）的话来说，她在从事一种“文学考古实践”。(注： David L. Caffer，Land of Enchantment，Land of Conflic: New Mexico in English Language Fiction（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9），p.7.) 贝姆努力挖掘从事西部文学写作的女性作家，其研究成果拓展了美国女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以后的女性西部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她的新作“展示了早期西部女性创作的活力和多样性”，(注：S. K. Bernardin，“Review，”Choice，October，2011，p.300.)高度评价了西部女性对于西部文学的贡献。这必将推动西部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贝姆的作品问世不久就受到学界的肯定。纽约大学的S. K. 伯纳丁(S. K. Bernardin) 指出：在19世纪美国文学和女性创作两个领域进行过开拓性研究的贝姆，在这本著作中同时丰富了这两个领域。她在之前对女性小说和女性历史作家的挖掘性工作基础之上，把视线转向了美国女性创作的各类西部作品。(注：S. K. Bernardin，“Review，”Choice， October， 2011，p.300.)著名女性评论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则在该书封底的推介语中称：“贝姆的作品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奠基作用……作为早期西部女性创作的第一部全面的导读性书籍，这部作品必将成为一部受欢迎的经典文本。”
30多年前，贝姆曾发表过关于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小说的全面论述。她于1978年出版的批评性专著《女性小说：由女性撰写和关于美国女性的小说指南，1820~1870》(Woman's Fiction: A Guide to Novels by and about Women in America 1820~1870) 大大改变了美国文学史的面貌，改变了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缺席的现状，带动了学界对女性作家的关注和研究，有效地拓展了美国的文学经典作品。《美国西部女性作家》一书的问世，昭示着她又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了长期以来被视为男性领地的西部文学领域。贝姆把自己的西部文学研究著作视为一个新的开端。她在书中宣称：“我开始了一个话题，但不是对这一话题做最后的总结，”(注： Nina Baym, Women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West, 1833~1927，p.2.) 美国边界的西部延伸早已终结，但关于西部的研究仍大有可为。贝姆以广泛的研究和翔实的论证展示了其新的研究领域的文学和文化价值。她是女性批评的西部拓荒者。
金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