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美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与培训政策：1945~1968》 高嵩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全书包括序、绪论、正文6章、结论、中英文词汇对译表、参考文献及后记，约28.2万字。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她长期致力于美国人力政策问题研究。作为2009~2010年度富布赖特学者，作者在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通过实地搜寻大量原始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并进行研读与吸纳后，对其博士毕业论文进行修订和拓展而成此书。
本书以20世纪40年代中叶至60年代末为研究断限，以美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失业及贫困问题为切入点，通过梳理美国政府就业与培训政策制定的背景、进程与实施情况，意在考查联邦就业与培训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探讨美国就业与培训政策的性质，分析其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原因，进而加深对美国联邦政府运作机制有限性的认识。作者认为，联邦政府在60年代初确立了基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的、旨在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就业与培训政策体系，但由于收效甚微，加之随后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迫使这一政策转而“向贫困开战”，其性质也由一项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微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以扩大培训与就业为手段、以消除社会贫困为终极目标的福利性的社会政策。同时，围绕着联邦政府角色的争论与斗争，国会、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及劳工部等部门各行其是，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与妥协，等等，延缓了就业与培训政策体系的最终确立，也揭示了美国三权分立机制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滞后性。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松文 供稿）
Martin S. Indyk,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Michael E. O'Hanlon, Bending History: Barack Obama's Foreign Polic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之时，他已经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构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寻求将历史之弧弯向更正义、更自由与更和平的方向。因此，主要是由于他做出了这一承诺，他在上任一年内就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本书中，马丁·因迪克、李侃如和迈克尔·奥汉隆不仅从奥巴马总统的各位前任及当前面临的挑战的角度来衡量奥巴马，而且将奥巴马的行动与他自己的高谈阔论和他提出的鼓舞人心的目标做对照和比较。在书中，三位作者评估了奥巴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论及他的失败之处，并试图阐明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位作者认为，奥巴马的最大政绩是他在应对重大而紧迫的外交政策挑战方面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包括：在反恐政策上，经奥巴马拍板，美军发动突袭，击毙了本·拉登；奥巴马“重启”了美俄关系；成功地管理了日益重要的美中关系；应对了“流氓国家”对美国的挑战。但是，对于巴以冲突问题，奥巴马政府在战略制定和政策执行上都有严重缺陷。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则饱受信息传送和团队合作方面的前后矛盾的困扰。在一些重要的“软”安全问题上，比如能源政策、气候政策、非洲问题和墨西哥问题等，奥巴马的政策成效则是好坏参半的。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抱负，即让新兴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承担更多的责任。本书认为，奥巴马在这方面的努力经过了精心构思，但是实施的效果却十分有限。
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奥巴马一直保持着克制：他尽量避免与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古巴的卡斯特罗进行无果的争论；在利比亚问题上，他坚持让别的国家带头打击卡扎菲。尽管也有一些失误，但总体说来，奥巴马成功地应对了阿拉伯世界的觉醒，并努力在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三位作者将奥巴马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看作是自制力与现实主义战胜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们认为，奥巴马既不是他的支持者想要的那种能够改变美国的指路人，也不是他的批评者所宣称的那种为美国行为进行辩护的软弱辩解者。他们认为，奥巴马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促进美国利益的大战略也许当下才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大战略有可能由于美国与伊朗发生冲突而受到削弱。他们认为，奥巴马或他的继任者将不得不把美国经济的复兴当作未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挑战。
马丁·因迪克（Martin S. Indyk）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中心副主席和主任；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 ）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与发展部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E. O'Hanlon）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和高级研究员。
Javier Corrales and Michael Penfold, Dragon in the Tropics: Hugo Chavez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volution in Venezuel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两位作者在书中剖析了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发动“玻利瓦尔革命”，建设他所宣称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作者论述了1999年查韦斯第一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后领导委内瑞拉革命的情况，集中论述了查韦斯如何将一个虽然脆弱但依旧多元的民主政权转变为一个半威权主义政权的过程。作者指出，查韦斯是靠牺牲该国原有的体制，包括石油工业来实现这一政治转型的。全书共六章，分别为：1.导论：纵览查韦斯革命；2. 权力的攫取与委内瑞拉混合式政体的兴起（1999～2009）；3. 经济政策和石油蜜罐；4. 制度性的资源诅咒：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政治控制；5. 委内瑞拉的新外交政策：软平衡与社会权力外交；6. 委内瑞拉的混合式政体和民粹主义及其得以出现的条件。
本书作者哈维尔·科拉莱斯(Javier Corrales)是美国安姆赫斯特学院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彭福尔德（Michael Penfold）是委内瑞拉IESA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本书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拉丁美洲系列研究丛书之一。
（卢宁 编译）
Michael D. Swaine, 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主导力量的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在亚洲地区。这个挑战要求美国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并重新评估基本战略设想和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关系。
本书作者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他在书中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战略设想、政策议程设置和国内决策结构正受三个变量的影响：中国自身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增强，经济和社会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以及全球安全面临的威胁扩大。美国要想成功应对21世纪中国崛起和各种因素带来的挑战，决策者需要重新审视美国对中国、对亚洲地区，以及对自身力量的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和设想，对当前的战略和政策做出重大调整。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但是两国却没有以战略性的方式处理很多双边问题。作者认为，美国传统上从两个轨道处理对中国的政策，一方面在关键利益领域最大程度地与中国合作，而另一方面又说服中国不要采取伤害美国利益的行动。但是，两个国家都在面临迅速的变化，这种轨道模式是否能够持续很成问题。 为此，作者全面评述了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十条建议，以应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挑战，有效处理长远的中美战略关系。
（魏红霞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