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
学者与决策者的关系
——来自白宫的看法
理查德·范伯格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政治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评价学者与决策者之间鸿沟的研究文献（如乔治、詹特尔森、李侃如、奈、威尔逊等人的文章）。不过，这一所谓的鸿沟主要集中体现在正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上，与那些直接与“现实”世界联系密切的经济学领域关系不大。值得庆幸的是，就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各种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差异在学界和政界所造成的鸿沟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缩小。意识形态的两极化与共有价值观的缺失，这一标志冷战时期特征的现象已大为改观，为各界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根据自己在白宫负责美洲国家事务的工作经历，笔者认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的政策（如多边外交、经济一体化以及民主的推广），与学术研究一样复杂，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和根据，正如评估“影响”原因在方法论上非常复杂一样。本文在结尾处提出了一些教学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建议，以期能对进一步改善学界与政界的对话氛围有所帮助。
人们所看到的大量的（上面已经举例）、主要集中体现在政治学及国际关系领域的文章，都在为象牙塔与决策界存在的鸿沟而感到惋惜。在这些文章提出的意见中，学者惯用的高度抽象化的理论、晦涩的语言、沉迷于方法论的繁琐考证，以及缺乏全面分析等毛病受到诟病，所有这些特点把学术研究与决策过程割裂开来。有些学术理论也进一步受到批判，因为一些简单化的假定严重扭曲了人类的现实，而他们的一些惯用词语虽然简练新颖，但却忽略了其中关键性的变量；而且太多的理论都是静态理论，对于面对瞬息万变形势的决策者几乎无用。问题是，社会科学学科矮化了地区专业化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其对于方法论的过度执着使人们不重视案例研究工作——而这正是与每天要处理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具体问题的官员们建立良好的关系的关键所在。
这些文献进一步指出，大学与公共政策领域之间的不和深深源自于学术界盛行的个人激励和文化之中。为了获得终身教职而奋力拼搏的青年学者必须多发表文章，成为顶尖的学术刊物作者，或跻身大学出版社（这些对于大部分政府官员来说通常很少接触得到），而他们在政策相关的场合发表政策性的文章却很少得到赞誉。的确，花费时间为大众感兴趣的媒体写文章有可能对他们不利，容易被人看成是浮躁和浅薄。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形容词比“搞新闻的”这个词更能损人的了，它如同在官场上用“学究气”来贬损别人。（“学术的”这个字眼，在官员们的眼里就是指空谈理论、对于政治现实麻木不仁、对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一窍不通，以及对紧急事件漠不关心。）
对于学者和政客在演讲和专题发言中的不同风格，鲜有评论。为了避免落入俗套，学者们在发表言论时往往爱用一种婉转的、试探性的、深思熟虑式的、反思似的、批评和嘲讽的方式。他的研究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行制订的。相比之下，成功的决策者的口头言论则显得更加直白、不容置疑和吸引人，而且充满自信、乐观和可行性。他们的意见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某些刊物，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不受领导意志左右。两者对时间的观念也有所不同：学者们可以提前几个学期甚至几年来安排他们的研究计划；而决策者则必须在数小时或数日内完成任务。学者们可以充分阐释一个问题的复杂性，而政府官员寻求的是简明和直截了当的答案。学者们会因为自己阐明了复杂而晦涩的问题而得到赞赏，而优秀的决策者却想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折衷办法，怎样才能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可供选择的方案在哪里，而且是刻不容缓！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学术研讨会和某种政府部门之间会议的不同之处。一次学术研讨会有可能持续90分钟，做报告的人要面对人们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通常集中在与以前学术成果相关的问题上，研究者采用的方法是否合理，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指导意义等方面。研讨会的目的是促成人们积极地交流、提高论文质量和增进知识，而不是做什么总结。相比之下，政府部门会议会利用20~30分钟的时间集中讨论一个主题，与会者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而是其所在部门的诉求。人们为了节省时间，会尽快审查一些事实与分析，然后把重点转向手头的实际问题：确定可供选择的方案，在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尽快结束会议。这种交流模式简单明了。
美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文化
说到美洲国家关系的特殊意义，美国的知识分子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批判性眼光和挑战权威的勇气。(注：Edward Shils,“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Philip Rieff ed., On Intellectuals: Theoretical Studies, Case Studies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69), pp.25~48.)在学术界，如同在新闻界一样，奖项往往青睐的是批判和指摘,而随声附和则会被人怀疑是不明真相，受人蒙蔽和自我宣传。拿一些有关美洲国家关系的政策性文章来看，它们主要抨击的对象都是那些对官方行动表示赞成的意见。无论是政策性杂志还是大众媒体的编辑们，更感兴趣的是负面性的东西和挖掘丑闻（即“调查性质的新闻”）。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官员的职责就是要证明自己做的事情有道理，学者的任务则是提供另外一些不同的看法。
此外，冷战时期，有关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战略利益问题上，许多美国学者并不认同官方的观点。有些学者更认同国际流行的观点和拉美左派的价值观，即认为美国政府把与它的战略对手苏联结盟的都视为敌人。即使那些并不完全认同拉美左派观点的学者也不赞同官方对美国利益和优先问题的界定。例如，许多学者不喜欢美国政府过多关注企业利益，而主张优先考虑贫苦大众的困境。另外，许多学者难以接受在美洲国家关系上存在着的极大的力量不均衡现象，以及在政界流行的“霸道式的专横”态度。学者们认可的是拉美同行中普遍所持的那种国家主权和不干预的观点（与此同时，学者们谴责美国的决策者没有在人权和社会正义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
由于在美国利益和优先问题上各执一词，学者和决策者各行其道，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他们对于现实看法差别极大，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基础来形成“共同形象”，而这是实现富有成效的交流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鸿沟已经不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它在拉美问题上已发展成一种明显的对抗，这种对抗超过了他们在其他地区，比如在西欧和东欧地区问题上的对抗，在那些方面学者和决策者至少还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和观念。
随着冷战的结束，虽然这些对抗逐渐销声匿迹，但思想上的分歧依然很尖锐，它们呈现出新的形式。随着政策争论转向自由贸易和以市场为推动力的全球化，有些政治学家把“新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然而，这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无所谓，“市场”一词对他们而言，就像“政党”一词对美国政治学家一样关键和重要。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市场自由化和贸易开放化的争论中，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公共政策界，那些专业的经济学家都处于最主要的地位，他们虽然在改革的理想速度和范围上发表不同看法，对各种政策的折衷办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但还能够使用共同的语言交流，运用大家都理解的理论和方法工作。
21世纪的相互融合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尽管文化上的、思想上的和社会学上的张力紧张依旧存在，但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中，至少能够在美洲国家事务方面，找到越来越多一致的想法和共同关注点。当前，学术界与政界的这种相互融合情况如下图所示：
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仍然停留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即使有自己的政策性倾向，他们也缺乏时讯方面的信息流（互联网不能取代政府和坐在华盛顿办公室里忙碌的政客们能够获得的大量信息流），以及面对面的交流，而后者对于成功地参与政策辩论至关重要。这样或许是有益的，因为学术研究显然有自身的重要任务。
如上图所示，有些社会科学家与广泛的政界进行互动，其范围不仅包括行政部门和国会，还延伸到华盛顿周围思想活跃的各个阶层，其中有各种智库、不断增加的非政府组织和更加严肃的媒体。有大量的学者参与了这种广泛的讨论，而其中小部分人还进入官方决策者的圈子内部。
然而，学者是否有必要为了影响官员们而直接与政界打交道呢？众所周知，繁忙的决策者既没有读书的时间也没有阅读期刊文章的爱好（他们忙于撰写并阅读他们自己内部的备忘录，开会，没完没了地与政府其他部门的人争论，这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工作时间）。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想法就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如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名的评论所言，“自认为能够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的实干家，其思想往往是历史上某位已故经济学家观点的翻版。”为此，前美国外交官戴维·纽瑟姆曾说过，“教师播下种子来塑造新一代人的思想；这或许就是学术界最长远的贡献。”(注：David Newsom, “Foreign Policy and Academia,” in Foreign Policy, Vol.101,pp.52~67.)
一些在华盛顿办公的智库在相对独立的学术界与政界之间发挥了桥梁的作用。这方面的一个恰当例子是，智库的工作对于克林顿政府时期拉美政策的整体观念产生的重大影响，现在我们已经向这方面转变。
受过教育的思想往往是许多影响的产物，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学术界中的学科，有其严格的训练和完善的传授知识的成套方法，它们帮助头脑灵活的学生全面地了解世界，学习大量的分析方法。当然，人的经历也同样重要，许多研究拉美的学者就深受其领域研究以及与国内同行之间交流的强烈影响。工作中的经历同样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尤其是在一个组织完善、对自身目的和任务了如指掌的机关里工作。一个人在这样的机构中才能不断进步。
因此，如果决策者把某些政策的形成简单归结于一种来源，比如一种特定的学术理论或研究，那么这未免有些幼稚。同样，如果一个人要求为某项决策的成功受到过多的褒奖，那么他未免有些自以为是，因为有许多先人都为此做过贡献，有些人是近代的，有些是很久以前。尤其难以厘清的是某些深层的结构性思潮和个人的单独行为产生的作用。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从托洛茨基到托尔斯泰，都花费了大量精力，试图说明历史力量与伟大领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笔者将上述告诫牢记在心，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向人们阐明，克林顿政府时期针对西半球的重要政策都植根于学术界和智库的思想与著作，而智库本身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受到了学术研究的极大影响，例如发起美洲国家峰会、争取地区自由贸易，以及推进民主制度。
美洲国家峰会
1994年，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召开的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会议上，我在发言中说道：
“通过目前在政府中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思想界的至关重要性。克林顿政府不断地征求学术团体的建议，大量的学者被吸收到政府部门中工作。新近任命的大使现在都定期聆听学者们介绍情况。我们召开了一次有美国顶尖的拉美事务专家参加的会议，来分析我们的西半球政策。现在我们期待着你们来帮助我们准备今年召开的美洲国家峰会。”(注：Richard Feinberg,“Substantive Symmetry in Hemispheric Relations,” Vital Speeches, LX, Vol. 17, pp.525~529, June 15, 1994.)
迈阿密峰会是时隔近30年来举行的第一次美洲国家峰会，其目的是要展现长期以来主流的美国学者和拉丁美洲学者所倡导的许多价值观，即：为寻求相互的利益而进行广泛的磋商；关注与民主的推广与良好的治理、人力资本和社会正义有关的议题；通过多边程序和机构付诸实施。这些程序和议题经过拉美事务谈判者的努力，也得到了推进。此外，它们还得到了在华盛顿的研究地区问题的一流智库支持：当克林顿政府准备就职时，美洲国家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组织发表了一个对以后产生深远影响的报告——《融合和共享性：1993年的美洲国家》。这一报告的主题与峰会公报在许多问题上不谋而合，这并非出于偶然。美洲国家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的报告本身生动反映了冷战后新出现的美国和许多拉丁美洲政府之间价值观的融合。作为一个智库，美洲国家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同样也是学术思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
美洲国家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并不是唯一为峰会的准备工作提供帮助的非政府组织。许多人权团体、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商业协会也做出了贡献。(注：Robin Rosenberg and Steve Stein eds., Advancing the Miami Proces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ummit of the Americas (Miami: North-South Center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1995).)一些民间团体的代表亲临峰会并参与峰会后的相关工作。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学术界做了大量工作，拉美国家也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但迈阿密峰会险些没有开成。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案后，美国政府中的高级官员考虑再三，搁置了召开一次峰会来讨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多亏了有副总统艾尔·戈尔的领导，以及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议后的墨西哥城讲话已做好安排，才迫使负责的官员们结束了官场上的扯皮，赶紧面见总统请示工作。(注：Richard Feinberg, Summitry in the Americas: A Progress Report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全球热点问题和国内政治产生了无休止的压力,使美国高层领导难以关注西半球的事务。所以，为了得到总统对召开美洲国家峰会的批准，人们不得不在采用学者和智库意见的基础上，抓住官场上的机会，甚至冒险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员出马。这是思想和行动的一次最富有成效的合作，为近几年来更为重要的美洲国家倡议活动开了先河。
经济一体化
随着峰会计划安排的不断进展，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急于要发表一个声明，讨论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政治学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各执己见，有些人赞成经济学家的效率论，而其他人则更强调人们对分配结果的担心，或这样做给国家主权带来的侵害。不过，自从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为国际经贸往来歌功颂德。因此，充斥着博士经济学家或其弟子的国内政府机构及国际官僚机构，都大力支持更开放的市场。在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都一致倾向于自由贸易，尽管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一开始就提醒人们注意自由市场问题。然而，经济学家在看待地区贸易安排的效果上意见不一；有些人更喜欢全球协议带来的更高的效率，担忧偏心的地区主义会造成市场的混乱，而其他人更看好地区协议，认为它们是取得更高的全球效率的基石。在美国政府内部，经济学家之间的这些分歧削弱了他们在美洲国家贸易政策的内部争论中发挥的专业作用，从而使那些负责国内政治事务的官员们能够趁机拖延这方面工作的进展。这些分歧显然危害很大，因为随着20世纪90年代晚期末美国的犹豫不定的表现，一些最关键的拉美国家改变了主意，不再支持西半球贸易安排，于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推进民主
克林顿政府将推进民主作为其全球政策的核心。在这里要首次披露一下，笔者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员杰里米·罗斯纳，共同起草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所做的那篇影响深远的关于“扩大化”的演讲稿。正如莱克所言，“遏制原则之后必须实行扩大化的战略，即扩大世界上市场化民主国家的自由社会……我们既没有到达历史的终点，也没有面临文明的冲突，而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争取民主和进行创业的时刻。我们绝不能坐失良机。”
演讲的起草者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在这个方面，拉丁美洲政策可以推动美国的全球战略。在谈到促进拉美地区“民主国家社会”时，莱克直截了当加入了学术界的争论：“我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悲观的观点，即认为拉丁美洲当前的民主化浪潮仅仅是昙花一现，像钟摆运动一样之后又回到过去的独裁统治。”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接着说：“作为美国人，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者，我们对这种现象都不能熟视无睹。最终的结果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莱克以前曾是大学教授，他提醒人们要注意一般的学术观点和政策观点之间的区别：政策的目的不在于评论历史，它更着重改变未来的道路。
在有关推进民主的争论中，人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派以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团体活动分子组成，最初以华盛顿拉美办公室（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为主，后来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美洲观察(Americas Watch)和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也加入了，它们不厌其烦地鼓动政府和国际机构去制裁独裁国家，并在民主政权下改进民主治理和加强公民社会；另一派由学者们组成，他们认为这样自由的激进主义可能效果不大，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它们可能会妨碍当地的民主标准的完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围绕着推进民主的模式，学术界的专业水平得到了提高，他们探讨民主治理的理论，为检验干预的有效性而设计并运用一些方法，调查公众对于民主价值的看法。所以当人们后来发现这些学者变得更加活跃和乐观，并对决策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时，并没有感到奇怪。
逆转政变：海地和危地马拉
在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其民主推广战略在两个国家面临着考验：海地和危地马拉。在这两个例子中，美国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其实就是学术界和智库早已教给人们的东西，即重视采取多边行动，最大限度地施加压力，耐心等待政权取得其政治合法性。在海地，美国策划的制裁策略，能最直接地危害政变领导人的利益，像拒发签证和冻结资产；制裁策略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覆盖该地区，还涉及到西半球以外的国家。谁也没有多想个人渠道造成的漏洞，海地人仍然能够通过它们获得包括石油在内的重要的必需品，有些东西是通过海地与其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那长长的、疏于监管的边境运进来的。当经济制裁无法把掌权的军政府赶下台时，美国就头一次求助于美洲国家组织，然后是联合国，希望它们能批准采取最后一种手段——军事干预。这是美国在与美洲国家打交道的历史上第一次约束自己的军事行动，即使是在其势力范围“不远的地方”——加勒比盆地，它要得到地区安全组织和全球安全组织的批准。在军事干预以及废绌非法军政府之后，来自联合国各成员国家的军队才真正地在联合国多国部队指挥官的率领下进驻海地。
值得一提的是一名阿根廷外交官在美国制定对海地的战略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名外交官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吉多·迪特利亚，他本人就是顶尖的拉美研究知识分子。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和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迪特利亚为阿根廷向美国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提出的条件是，它需要得到有关多边论坛的批准（笔者出席了那次会议）。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参政的非同寻常的例子，在历史上的这个关键的决策时刻，他运用了其专业知识和价值观。
美国对危地马拉政变的回应也遵循了这种多边主义的做法。在1993年春天，危地马拉总统豪尔赫·塞拉诺企图滥用手中的独裁权力，关闭国会。对此，美洲国家组织(OAS)吸取了1992年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自我政变（auto-golpe）时自己优柔寡断的教训，于当天下午就召集会议，明确谴责塞拉诺的自我政变（auto-golpe）并敦促其立即和平恢复宪政民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巴埃纳·苏亚雷斯立即率领一个由外交部长们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危地马拉城，传达了国际社会的意见。与此同时，美国暂停了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并警告危地马拉商业界他们有可能失去自己的贸易优惠。此外，一些多边开发银行也停止考虑给予危地马拉新的贷款。
然而，危地马拉行动策略的内容更多地是来自于决策者积累的经验，而不是学术文献。决策者从美国以前改变其他国家政治进程的努力中得到了三点教训：（1）在政变站稳脚跟之前迅速行动；（2）针对其国内关键的行为者进行选择性的制裁，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危地马拉强大的商业部门，并与双边和多边经济行为体进行协调；（3）增强目标国家里的友好力量，没有他们的参与国际社会将一事无成。学术文献在避免独裁倒退方面很少能够深入到这样的操作层面，而且许多学者不愿意公开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如此露骨的干预。不管怎么说，1993年危地马拉自我政变（auto-golpe）的逆转是一场极其成功的集体捍卫民主政体的演习。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内部，美国对危地马拉政变企图所做的反应一度被称为“范伯格教义”。
古巴和哥伦比亚
引起更多争议的是，克林顿政府也试图推动古巴和哥伦比亚的人权和安全利益。在古巴问题上，克林顿政府的行动显得十分小心，它担心在一些关键的选举州会引起古巴裔美国人社区的对抗性反应，而且政府受到国会立法方面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然而，凭借智库和学术团体提交的大量政策报告，以及西欧在冷战末期对东欧运用“人民到人民”这一成功政策的经验，克林顿政府逐渐放宽了个人旅游、给亲属汇款及某些商品的贸易。在克林顿整个任期，非政府组织、学者和智库专家不间断地游说政府，敦促政府削减（如果不能废除的话）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到这届政府任期快结束时，克林顿甚至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长期挚友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奎兹，探讨了与古巴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坚定看法的影响下，政府在政治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最大努力朝着这方面前进。
但政府的策略在一个重要方面的确与学术观点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许多学者更偏向于采取单边措施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与此相反，政府对于“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情有独钟，其宗旨是美国采取的进一步解除制裁的措施要以这个岛国的改革为条件。在强权政治文化的熏陶下，美国的外交官们不习惯在没有获得回报的情况下就“放弃”谈判筹码。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哥伦比亚酝酿着一场暴乱。一些人通过非法活动把大量资金注入该国，使形势火上浇油。尽管美国国内就这个问题存在极大争议，克林顿政府还是通过它的“哥伦比亚计划”，回应了学界对美国以前的拉美政策提出的批评，学者们认为美国政府过于重视安全而忽视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克林顿政府做出努力，争取更好地平衡安全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关系。新的援助计划不仅要加强哥伦比亚的安全部队，而且要减少对人权的侵犯，加强法律架构，并开始解决这个国家紧迫的社会问题。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方法在国会里获得了两党的广泛支持，尽管此时此刻有些非政府组织还在尖锐批评政府，主张立即举行和平谈判。
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即通过举行最高领导人的峰会以推进多边主义、地区贸易一体化和民主等，都表明在冷战后的一种更加宽松的氛围下，美国的政策体系是能够接受知识分子意见的，现在学术界、智库与官方之间意见一致的地方已相当普遍， 大有超过原来那些文献中普遍断言的学界与政界存在的鸿沟的趋势。
另外，更加鼓舞人心的是，这一鸿沟目前也许正在进一步缩小。那种使拉美国家四分五裂和让许多美国学界和政界人士各行其道的尖锐的政治分化，也正在消失。与此同时，标志着20世纪美洲国家关系不对称的现象也在缩小（随着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止步不前，而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在不断进步），它缓和了美洲国家紧张关系背后的一个结构性因素。美洲国家之间的问题日益集中在现实的、技术性的事务上，虽然难免争议，但不会引起深层的意识形态上的龃龉。此外，拉美大部分国家日益增长的活力在逐渐消除长期以来笼罩着学术界的悲观主义，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天生乐观、向前看的政界相结合。
知识分子与政府机关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想的。(注：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Philip Rieff ed., On Intellectuals: Theoretical Studies, Case Studies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69), pp.25~48.)总而言之，二者进行有益的互相交流是有很大余地的。有关学者与决策者之间鸿沟的文献（尤其是奈、沃尔特等人的文章）一遍又一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学者们除了完成研究工作外，应该通过在政策性期刊和报纸专栏上发表作品来直接参与政策讨论，争取与决策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政府部门在紧急事务上征求意见时迅速作出回应；(注：Kenneth Lieberthal，“Initiatives to Bridge the Gap,” Asia Policy, Vo1.1, pp.7~15.)应该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来促进与政策有关的学术研究，让更多的学者有机会直接在行政机构和国会实习。同样，要让更多的官员有机会与学术界进行互动。为了实现这一点，应该改变奖励机制，为政策性研究和写作提供更多的奖励。设想一下，对知识分子采取的雇用、长期任用和晋升，不仅有利于提高出版物的数量和地位，而且能够加强它们对政策的影响！
如同在公共政策学院经常发生的一样，应该教会学生们在政界取得成功的重要技能：比如怎样把文章写得清晰和令人信服、如何起草简明扼要，结构合理的行动备忘录；如何在各种政策场合下自信而乐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对上级的报告以及部门之间的讨论会等。这些课程有助于缩小学术界与政界之间某些风格上的差异。
尽管如此，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仍将保持他们对于掌权部门的批判性姿态。但就笔者在政界和学术界的经历而言，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更有成效，学者们可以通过注意以下的一些方面，调整自己的方法，使执业者更乐意倾听他们的意见：
1. 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更重视官僚政治。(注：现存最好的研究是Morton Halperin and Priscilla Clapp,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6), 2nd Edition.)部门之间的不仅仅是发生在它们内部的现象！许多政策结果反映的是官僚利益。由于官僚政治常常是无形的，所以很难研究和衡量它们，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无关紧要。有些了解政府部门紧迫任务的分析家会发现，那些整天被这些事务困扰的决策者们其实更乐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对拉美国家官僚政治的研究，比如我们需要知道地区大国（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部门、安全部门和总统是如何达成共识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在对外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政府的决策者会很高兴接受对这些问题的评估意见。
2.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应该更仔细地研究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美洲国家关系在美国的外交中经常被视为一项基本研究。更准确地讲，美洲国家关系应该被看做是西半球国家（以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一系列互动。拉美人也有自身的影响力，这一点决策者心中十分清楚。学者们应该承认，事实上，美国经常试图与拉美政府拉关系，但总是遭到那些国家外交部门的回绝，在它们眼里，美国更像是打着合作的幌子想以势压人的大国。最近布丽塔·克兰德尔撰写的一部经典的研究著作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美国-巴西关系中这种令人难堪的道德上的积怨。
3. 分析家应该直言不讳地阐明他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政策产生的结果,因为实际结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中的目标。分析家们也应该分清楚什么是在决策者影响下发生的变化，什么是他们尚未搞清原因的变化。例如，有一本批评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在该地区平淡无奇的宏观经济表现的书，就隐讳地过分强调美国政府控制下的政策性工具。在一些观点占上风的形势下，有批判眼光的分析家们有责任提出与事情无直接关系但可能会产生更好结果的事实。例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整方案提出批评的分析家应该说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怎样做才能实现外部和内部的稳定，同时减少穷人的痛苦。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典文章向人们表明，他们完全可以做出这种合理的和现实的分析。
4. 不是所有的政策目标都能一蹴而就。人们需要根据资源匮乏情况、各方利益及互相矛盾的工作重点，来安排为贯彻政策制定的计划。许多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严厉批评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它没能解决贫困问题。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处于困境中的政府在消除贫困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之前，必须要先理清它们的欠账，使自己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现在，随着局势恢复稳定，政府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紧迫的“下一代”社会发展计划。这也是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出版物面临的任务，它们的贷款方案将会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同样，良好的治理并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它需要时间逐步进行。分析家们应该恰如其分地记载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他们不应该借口说政府在开始阶段没有解决好各种问题，就忽略它初期取得的成就。
5. 在所有人当中，学者在给原因和结果定性时应当十分慎重。当然，很难厘清事情背后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比如在民主国家的崩溃和创建问题上。但遗憾的是，许多学术文献总喜欢在事情搞砸时先指责美国政府（或者称其为“新自由主义”），而当事情顺利时便把功劳一古脑归于地方力量。难怪有些决策者，尤其是那些为自己或他们的上司寻求连任的决策者，也会津津乐道于那么一点点称赞。
最重要的是，学术界要做到的是理论上的严谨，我把它说成是仔细地辨认各种变量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还要提出明确的设想和假定，用有效的数据进行检验。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和拉美国家的许多一流大学都在给新一代社会科学家传授这些价值观和技能；我们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将其才能用于美洲国家关系的研究。他们要面对的挑战是，在掌握了思维上的严谨和渊博的知识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来自决策界的局限性和各种挑战。
理查德·范伯格(Richard Feinberg)：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教授
（孙敏译 段若石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