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笔谈：世界发展趋势、美国对外战略
与中美关系
编者按：2012年8月15~16日，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承办的“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1972~2012）”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在长春举行。与会者围绕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美国巧实力战略、奥巴马能源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2012年8月28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做学术讲座，就世界发展趋势、中美关系前景及治学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经发言者同意并审订，本刊摘要刊登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世界发展趋势及中美关系前景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我今天主要向大家介绍我离开美国所之后这几年在想什么，干什么。我到北大以后，教学任务比较多，也需要考虑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讲什么，这都涉及知识体系的建立问题。记得1983年我来美国所第一次见到李慎之先生，他谈到要建立中国的“美国学”知识体系及美国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等问题。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五年会发表一份世界发展趋势报告，这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也向教育部申报了一个课题，希望研究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不过这个课题后来增加了与国家应对战略相关的内容，包括一些政策建议。我问过约瑟夫·奈，他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只进行世界发展预测方面的研究，不做具体的政策建议。我总感到，如果要针对未来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必然涉及对未来趋势的认识，或者说客观的评价。在课题中，我们团队有分工，我自己现在专心做预测研究。
我们的研究认为，未来10到15年初步有几个趋势，其中有些趋势是相对可以确定的，如人口发展、移民、城市化、环境的破坏、能源短缺和水资源短缺等；有些趋势相对不那么确定的，这其中包括大国兴衰、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改革等。总的来说，未来世界存在六大失衡和三大难题。
六大失衡包括人口发展失衡、社会发展失衡、资源供需失衡、生态失衡、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财富分配失衡。在人口失衡方面，日本、欧洲和俄罗斯人口在逐渐减少，必须依靠移民来补充年轻的劳动力；拉美、非洲、南亚北部、中东则形成一个新月形的青年人口补充带，形成严重的失业和动荡。各国之间的大规模移民不可避免，这就会带来更多的族群冲突和人口骚乱。社会发展失衡主要和城市化进程相关，欧美的一般状况是城市中心区向城外扩展，规模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在欧美发达国家只有纽约市和洛杉矶市。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表现为人口向中心城市快速集中，仅亚洲就有16个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形成各种城市病，这在北京表现得很典型，如交通拥堵、住房和就业困难、社会保障问题、犯罪问题、空气污染等。资源供需失衡主要是大宗商品，如矿产等不可再生原材料、水资源和粮食的供需失衡，而粮食供给和不稳定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新兴工业体的崛起也加剧了资源供需失衡。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气候变化方面。经济发展失衡，一方面制造业向新兴国家转移，另一方面金融业则继续向美国集中。财富分配失衡，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继续拉大，马太效应非常明显。缓解这些失衡就需要进行全球治理，但是有三大难题。一是全球治理非常困难，一涉及具体问题，各个主权国家总是争执不休。比如在碳排放问题上，欧洲发达国家碳排放的人均水准很快就要低于中国和印度了，它们当然很不愿意承担更多义务；二是民族宗教纷争激烈，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群的认同危机，分离主义倾向严重。三是一些个人与小团体的社会能量很大，通过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挥政治作用，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唯一比较能够确定的正面趋势是大国关系可预测性强，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与上述六大失衡和三大难题息息相关，而不是目前大家都在议论的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美国共和党的一位智囊人士最近私下说，世界上其他事情都一团糟，只有中美关系、中国经济、印度经济、沙特政局还好。这反映出美国人对世界乱局的担忧。中美两国需要的是面对未来的全球挑战，进行协调。美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比较好，其资源禀赋和人口结构都非常好，它的移民来自全世界，近年比较多的来自拉美地区，这些拉美裔的移民多信奉天主教，相对稳定，容易融入美国社会。从各方面情况看，美国这个国家还不会衰落。至少，如果各国（包括中国）的富人和专业人士都用脚投票，想移民美国，那么美国就不会衰落，而如果美国不衰落，那怎么可能有世界的多极化？
中美两国高层最关注的事情其实不一样。中国领导层和外交部门都希望把中美关系搞好，但是最反感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担心国内不稳定，担心美国干涉，在国内安全稳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考虑美国因素，有些部门坚信美国在制造中国国内的矛盾。中国最关注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担心美国影响这种领导权。美国则反复强调它希望中国国内稳定，它最担心的是中国在国际上挑战美国，关心的是美国如何保持对全球的领导权。中国要维护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美国要维护的国际霸权，中美关系的两条主线。2008年、2009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实力快速提升，美国人的自信心有些下降，同时他们也觉得中国的国内发展方向不是美国人原先所设想的那样，所以很不放心。
中美关系一直和全球发展趋势、两国国内的发展趋势相联系。对于中国而言，国内政治与国际事务两条主线在历史上随着苏联这个大国的兴衰而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美战略互疑是无解的。人们往往以为，双方各个层级的接触、了解越多，双方的相互理解就会加深，双边关系就越有可能改善。其实，政治上有许多实例可以说明并非如此。有的时候反倒是双方越相互了解，彼此越不信任。比如历史上的国共两党，相互非常了解，但却不能避免决一死战。另外，互疑双方的透明度是有限的。美国人让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许多事情，但他们不会让我们真正深入地了解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和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运作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知道他们如何影响美国军事战略与对华政策；美国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到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解放军指挥系统和我们的维稳部门去了解我国如何管理媒体，如何安排人事，如何管理军队。如果真正了解了，并不一定有助于消除战略互疑。
有人认为我对中美两国及其关系的发展趋势的看法似乎比以前更悲观，实际上我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比较忧虑，比如道德底线和公信力的缺失、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这些问题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形象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从长远看，美国的发展趋势比较容易预料。当然，人类社会发展中也存在许多乐观、积极的趋势，如新能源、生物工程、机器人、网络技术等方面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医学的发展有可能在5到10年内就攻克癌症这个难关，大大造福于人类。从目前情况看，我预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技术创新多半还是会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于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很难再缩小。就大国关系而言，我还是有信心的。大国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小，世界整体上是稳定的，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之后，过几年世界经济整体上仍旧会缓慢增长。
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起不了太大作用。如果中国的社会治理不力，政治改革停滞，美国人会不舒服，但是没有能力改变。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取得进步，那么中美关系问题不大。在美国，即使有人想搞垮中国，这些人也掌不了权，即便他们掌了权，也实施不了颠覆中国政权的设想。据我个人的研究，冷战时期的美国其实没有把苏联搞垮的具体计划。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美国也没有把匈牙利搞垮的意图和行动。那些匈牙利的叛乱分子听信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宣传，以为他们一造反西方就会采取行动干预。当英法两国推动联合国承认纳吉政权的时候，美国并没有表态，反倒去私下跟苏联政府说，匈牙利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不打算去挖墙角。美国对小国可能有搞政权更迭的计划或者设想，但是对大国很难有这种计划，更缺乏手段和经费。即使对伊朗，美国也没有把握搞垮它的政权。但是它有预案，一旦伊朗国内出了什么问题如何应对，这个预案它是有的。各个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政府中主管政策的官员其实都不想看到动乱发生，都愿意维持现状。如果世界真乱了，或者说有一天人们“惊喜”地听说某个有核国家的政权垮台了，很多人会感到很难办。中美关系的现状具有可持续性，若真要发生了突发事件，很可能会是坏事变好事，促使高层领导注意到潜在的风险，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善危机管理。
随着我们对世界性、区域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对诸如贸易、核不扩散等所谓功能性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过去纯粹的、比较窄的美国研究受重视的程度相对下降，这很正常。我们今天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也需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我在2003年的一个国际形势研讨会上曾经说过，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样的论点在一些与美国有分歧的国家看来是不受欢迎的，我发现这有道理，就不再说这句话。做学术分析和判断是一回事，政治上应当如何表态是另一回事。就像所谓“中美共治”（G2）的观点一样，中国没有对美国人的这个提议给予响应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提法在政治上不正确，不仅对于我们国内，而且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言也不正确。我们必须考虑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感受，我们没有“接招”是正确的。总之，对于世界发展趋势之下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进行客观、细致和全面的研究与分析，既不要太“亲美”，也不要太“反美”。
（王欢根据录音整理）
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变与中美关系
宫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由于摊子铺得太大，超出了其力量的限度。奥巴马总统上台推出了“战略再平衡”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仍存在问题，表现为：战略目标再平衡尚好，但对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再平衡做得不够，对国际区域再平衡做得也不够；在亚太的再平衡上，经济、军事手段之间存在失衡，过于强调军事，人为地加大军事存在的作用，经济上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将亚太地区发展最快的中国排除在外等。
美国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并非阴谋论，而是顺应大势之举。当然，这种政策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关系。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力量的消长，也取决于双方战略层面的判断。中美关系将呈现出稳而不定、争而不裂,在摩擦中前进的局面。
对中国来说，需要学会“管控分歧”。中美之间一些矛盾会长期存在,一时解决不了，要进行管控，使之不要闹大,影响大局；要深耕周边，因为我们周边美国因素在加强，可以考虑“西进”，在西亚、中亚一带加强关系，减轻东部、南部所承受的压力；加强软性外交，特别是公共外交，增强中美关系的抗震能力；丢掉幻想，如对华高科技出口解禁方面,美国口惠而实不至,我国要加强自主创新；中美相互依存度在日益加大，但需要注意美国日益用规则来限制中国,这是一个新的动向。
归根结蒂在于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再过十年、20年，局面会又不一样，因为时、势都在中国一边。
从美国走向霸权的过程看当前中美权力转移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美国成长为一个霸权固然有其自身的特殊国情、条件，其他国家并不具备、更不可能克隆这些历史条件，但其中仍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尤其是美英关系的变化过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经过初步探讨，大致有以下几点规律性的认识：第一，从美国独立以后,大约经过一个半世纪，美英两国才从宿敌变为盟友。它们之间经历了三场战争，即独立战争、第二次英美战争和南北战争，直到1959年，美国国防部才在其假想敌名单中将英国取消。这归因于两个核心条件的变化：一是英国不再具备干涉美国内政和主权的能力和意愿；二是双方有了共同的、长期的敌人，先是德国、后是苏联。第二，美国在上升过程中，没有挑战当时霸权国英国的核心利益，即英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在世界殖民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第三，在相互依存方面，英美地位的互换。先是美国依存英国，后是英国依存美国，这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第四，美国和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的变化，英国是殖民体系，美国则基于创立国际机制和规则，这两个国际体系的基础截然不同。第五，美英的国际行为方式不同，英国是对殖民地实行占领和统治的老牌宗主国，而美国则是“控制而不占领”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还更多地充当国际冲突的仲裁方，而不是冲突方。20世纪上半叶美国推行的“金元外交”、“门户开放”、“不干涉主义”等政策皆不同于英国“光荣孤立”等外交行为。第六，在地缘政治中美英主导地位的替换，“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是美国崛起中的“护身符”，使美国得以长期避免卷入欧洲列强的集团对抗。第七，美国的软实力超越了英国，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和通用于各国的英语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以移民和英语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是美国软实力的基础。第八，美国比英国更具制度优势，从民主政治的形式和理念上都超过英国，因而更具世界领导权的合法性。
中国从美英霸权转移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经验是：第一，中国应尽力避免成为美国的头号敌国，即使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假想敌，我们也应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对抗。相反，中美之间应对共同威胁、共同挑战则比相互威胁、相互挑战更重要。第二，中国应尽力避免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对其盟国体系的主导权和对世界战略通道的控制。第三，应尽力加大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包括美国对中国商品和资金的依赖。第四，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应尽可能增加公共品供应，以弥补美国因财力下降而导致公共品供应之不足。第五，中国应把共同利益作为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多边关系的主要基础和行为方式。第六，中国应根据自己独特的地缘环境来设计海陆兼顾的地缘战略，而不是过快地追求海权优势。第七，中国的软实力优势在于汉语文化和中国人才走出去，而与美国的英语优势和人才优势相比还有巨大差距。第八，加强中国本身制度的普世性。只有在中国的制度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认同时，中美对抗的危险才有可能降到最低点，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如何看待美国的战略调整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在复杂的背景下出台的新战略，它标志着历时十年的反恐战争的结束，它也是在财政压力下采取的“瘦身”行动。美国的新战略力图取得三个再平衡：再平衡国防与经济，再平衡美国的全球存在，再平衡美国的国际负担。总之，新战略是在全球进行收缩，但在重点地区，即亚太地区进行扩张的战略。
美国出于安全、经济和平衡中国崛起的考虑而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种战略重心东移是全面的，美国是在安全、经济、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同时出击：安全方面，美国加大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加强与盟国的关系；经济方面，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试图主导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强价值观外交，主要体现在对印尼和缅甸的政策上；鼓励其他新兴大国与中国竞争，主要是印度；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从中渔利。
但美国的战略东移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从国内来说，受制于美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从外交上来说，受制于阿富汗和中东的事态发展，以及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因此，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底气不足。我们既不要把它看成不得了，也不要看成无所谓；要重视和关注，不允许美国的新战略损害我们的核心利益。同时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不动摇，继续努力与美国建设基于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继续实行睦邻政策。
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亚太战略主要基于如下背景：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两岸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并开始从阿富汗撤退，使奥巴马政府能腾出手来，为了应对中国的兴起和亚洲的整体崛起，开始将美国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东亚地区。
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亚太战略，将美国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东亚地区，高调重返亚洲，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通过加强与盟友关系和建立及加入多边组织，维持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其次，加强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推出“空海一体战”理论；再次，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争取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第四，在地缘战略上以南海问题为抓手形成问题型联盟。但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美国在经济上力不从心，难以为其亚太战略大幅增加投入；美国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支撑其亚太领导地位，作用有限；中国与亚洲邻国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的发展，成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稳定因素。
如何应对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我认为，首先，中国必须实现可持续性的和平崛起；其次，和平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唯一道路，和平发展也要以国防力量强大为基础，要用好和延长战略机遇期，这点也很关键。大国之间的竞争关键就在制度之间的竞争，制度就需要有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和法治性，中国的发展需要从这几个方面大力着手。对于权力转移理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来说，争取不要成为美国的敌国或至少是不成为美国的首要敌国。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学会利用美国与日本、美国与菲律宾、美国与越南等国家之间的矛盾。
独特的中美关系需要独特的管理模式
徐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冷战结束20多年过去了，但中美关系的性质至今难以定位。其关键原因在于，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比拟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不同质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文明、发展模式、发展阶段上。二是不平等的大国关系，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最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关系还远未实现正常化。三是外交政策明显相反的大国关系，比如干涉与反干涉的问题，用制裁、武力威胁、使用武力等手段干涉他国内政，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标准选择，而中国的政策则与此明确相反；四是存在严重战略互疑的同时，两国在经贸和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往和联系，政府各部门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及个人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这种联系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五是双方都表示要防止历史上大国冲突悲剧的重演，承诺致力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五大特征同时存在于一对大国关系之中，使中美关系与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一对大国关系都明显不同。因此，任何简单的历史类比或单一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和预测这对独特的双边关系。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在使双方存在结构性冲突可能性的同时，也为防止大国冲突历史悲剧的重演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要实现“防止冲突”和“促进合作”这一相互对立的目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关键是要坚持“管理争端、共同发展”这一管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回顾中美交往的历史，恰恰是因为坚持了这一原则，才能在40年前打开两国交往的大门，才能使中美关系在冷战后的风风雨雨中没有失去航向。面向未来，坚持这一原则显得更加重要。这种管理可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次的战略管理，保持高层交往的良好势头，增进理解和互信，把握好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二是中观层次各功能领域交往的管理，进一步加大各领域、各层次的交往，继续为两国关系的积极面注入活力，增进相互依存；三是微观层次的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实际上是在走中间路线，其最高境界在于，如何同时实现“防止战争和促进利益”这一相互对立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国家间面对利益和观念的冲突时，一味地忍让或一味地喊打都不是可取的选择。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东亚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中美之间发生危机的概率明显增加。美国实施危机管理的信条是实现“谨慎施压与廉价妥协”之间的平衡。对我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内部协调，掌握危机管理的话语权，防止或管理好可能因第三方因素引发的危机。
(石培培、余功德根据录音整理）
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形势和特点
刘学成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将于2012年11月6日举行。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推出现任总统奥巴马和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参与角逐。目前选战已经进入白热化，两人使出浑身解数展开唇枪舌战，至今选情仍不明朗。盖洛普在9月19~21日的民调显示，47% 选民认可奥巴马总统的表现，而有46%的选民不认可；支持奥巴马和罗姆尼的选民各占47%。最终鹿死谁手还有待观察,特别要看10月份三场正副总统候选人面对全国选民的电视辩论。这是全面展现参选人的政见、睿智及个人魅力的大较量，将会直接影响选民的投票取向。
然而，全国民调并不能反映美国总统竞选的实际。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并采取“胜者全得”的规则，真正的博弈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摇摆州,其中的佛罗里达、俄亥俄、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等州将决定候选人的最终命运。2008年，奥巴马都赢得了这些州的选举人票，他目前在这些州的民调中仍领先于罗姆尼。陷于经济危机和高失业率逆境的奥巴马，有可能打破历史上处于相似困境的在任总统竞选连任落败的定律。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消极竞选”大大提前。从以往的总统选举进程分析，“消极竞选”往往是在总统选战的后期由民调落后的一方发起，希望扭转竞选颓势，挽回败局。2012年5月初，罗姆尼刚刚从共和党初选的厮杀中胜出，奥巴马一边宣称要进行“君子竞争”，一边对罗姆尼进行媒体广告轰炸，把他描绘成富人的代表，偷税漏税，隐瞒海外资产，他的公司把美国的工作外输给中国，把他主张的预算方案解读为“劫贫济富”。最近，奥巴马竞选团队利用罗姆尼对国际事务的说法指责他不懂外交，又利用他在内部筹款会议上的不当言论，指责他诬蔑47% 的美国人不纳税，靠政府救济。这些针对罗姆尼个人的广告攻击，使他在选民中善于理财的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大打折扣。
这次总统竞选的另一个看点是两位候选人竞相打中国牌，发誓谁对中国更强硬。中国成了美国这次选举政治的替罪羊羔。
奥巴马有可能再次创造奇迹。2008年，在参院仅任职两年的他以“变革”的口号击败了老将麦凯恩；2012年，在面临经济危机和高失业的困境的情况下，他有可能战胜足智多谋、理财有道的成功企业家兼政客罗姆尼，再登总统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