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亲历者说

——杰弗里·贝德《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评介

卢 宁   

  2012年无疑是中美关系史上又一个比较关键的年份。中美两国在这一年都要进行领导层的更替,对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亚洲政策及中美关系做出某种意义上的小结,并向中美两国未来的领导者建言献策,似乎“正当其时”。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2012年推出了新著《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一位知情者对美国亚洲战略的记述》(以下简称《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12).) 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这部书为研究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窗口,有助于加深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杰弗里·贝德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怀特黑德(John C. Whitehead)国际外交高级研究员。在进入奥巴马政府之前,贝德曾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和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注:“Jeffrey A. Bader: Biography,” available at: http: //www. brookings.edu/experts/baderj?view=bio, 2012年9月1日登录。) 而在那之前,贝德是一名资深外交官。用贝德自己的话说,他有着“将近30年供职于美国各种外交岗位的经历”。(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12), Preface, p.vii.) 贝德1945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975年,他进入美国国务院,先后在多个驻外岗位上工作。1977年,贝德成为当时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的助手,开始涉足亚洲事务。他称霍尔布鲁克是他职业外交生涯的教父。在霍尔布鲁克负责东亚事务期间,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贝德学习了汉语,开始进入美国政府制定、实施对华政策的圈子。在其后20多年间,贝德先后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任职,亲历了中美关系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其中包括中美建交、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1980年代美国与中国发展紧密关系、中美围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的争执、美国对1989年“六四风波”和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的回应、1997年及1998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rologue, pp.xv~xvi.) 贝德的履历表显示,除了早年在非洲履职之外,他后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美国对华事务之中。1987年至1990年,贝德担任国务院中国与蒙古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并于1995年至1996年担任该办公室的主任。1996年,贝德被任命为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职责范围涵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蒙古、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及老挝的事务。2001年5月至2002年5月,他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助理,协助贸易代表完成了海峡两岸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02年贝德离开政府后,于2005年任职于布鲁金斯学会。2009年,他再次应召进入政府履职,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注:“Jeffrey A. Bader: Biography,” available at: http: //www. brookings.edu/experts/baderj?view=bio, 2012年9月1日登录。 )

  贝德不仅是一位学者型官员,而且是一名“中国通”。他会汉语,且在参加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工作之前就不乏与亚洲和中国事务打交道的经历。作为一名政、学“两栖”的外交官,他对亚洲及中国事务的了解和长期参与,使他成为奥巴马总统对华政策班底的成员之一。

  美国卸任官员有写个人回忆录的传统,贝德也不例外。《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就是贝德的回忆录。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这部书实质上是一部回忆录,是关于我为奥巴马总统工作期间所见、所做和所思的个人记述。”(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reface, p.viii.)

  贝德的回忆录除了前言和“序幕:总统候选人与大选”之外,共分为13章。第一章“亚洲政策:全貌”和最后一章“回首过去 展望未来”都是总结性的,主要是就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做出全面的概述。从第二章到第12章,贝德则按照重要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论述了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他所亲历的美国亚洲外交的具体情况。第二章“打下基础:克林顿国务卿访问亚洲”,论述了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2月亚洲之行的情况。贝德指出,国务卿首次出访即选择访问亚洲,表明奥巴马政府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美国与亚洲的关系。(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9.) 在该章中,贝德介绍了奥巴马政府通过希拉里亚洲之行传递给各个往访国的政策信号,以及希拉里在各国得到的反馈。(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9~17.)

  贝德在第三章“中国:起步”中,论述了奥巴马政府初期的对华政策。(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18~25.) 贝德指出,如何吸取1981、1989、1993和2001年的教训,确保中美关系不因美国政府的更替而发生波折,几乎是奥巴马上任后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21.)

  在第四章“北朝鲜:打破原有模式”中,贝德论述了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最初规划,以及奥巴马政府如何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应对三次危机,即2009年3月两名美国记者被朝鲜扣押、2009年4月朝鲜发射“大浦洞二号”导弹、2009年5月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而形成的严峻局面。(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26~39.)

  第五章“日本:从自民党统治到民主党统治”,论述了奥巴马政府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与自民党麻生太郎及取而代之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权交涉的过程,以及美国如何使鸠山由纪夫试图在美中两国间搞平衡的新外交战略腹死胎中。(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40~47.)

  在第六章“中国:奥巴马访华和气候变化大会”中,贝德描述了奥巴马总统2009年11月访华的台前幕后,以及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两国从激烈交锋到携手合作拟定会议最终文件的过程。(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48~68.)

  在第七章“执政第二年:应对一个过分自信的中国”,贝德则叙述了2010年前四个月中美两国政府围绕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胡锦涛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等问题进行的外交角力,以及2010年中期两国政学界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同解读。(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69~82.)

  第八章“朝鲜的紧张局势”,论述了美国对2010年3月 “天安舰”沉没、2010年11月朝鲜炮轰延坪岛事件采取的策略和措施。贝德指出,对于“天安舰”的沉没,奥巴马政府说服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发表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暗指朝鲜是“天安舰”事件的罪魁祸首,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了朝鲜;炮轰延坪岛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向黄海部署“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向中朝两国同时施压,迫使中方放弃重启六方会谈的努力,转而支持美方提出的朝韩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朝鲜则被迫与韩国开启南北会谈。(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83~93.)

  贝德在第九章 “与东南亚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中,论述了奥巴马政府重视东南亚的原因,介绍了奥巴马政府为提升美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而采取的主动行动,其中包括与缅甸开启对话、奥巴马总统决定每年定期与东盟十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加入东亚峰会、提升与东南亚国家及亚太区内其他盟友的贸易关系、与东盟的领头羊印尼发展更为深厚的关系等等。(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94~99.) 贝德在该章中还分别论述了美国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发展合作关系的情况。(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100~103.)

  在第十章“中国在其他海域的攻势”中,贝德论述了2010年下半年奥巴马外交团队在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上与中国展开的博弈,主要是2010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希拉里与杨洁篪的言辞交锋,以及2010年9月份中美日三方围绕中日撞船事件进行的外交斡旋活动。(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104~108.)

  第11章“通向胡锦涛访美之路”主要介绍了美方为胡锦涛2011年年初访美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特别是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团队人员在其中的贡献,还简要叙述了胡锦涛访美的情况。(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109~129.)

  在第12章“应对日本的多重灾难”,贝德论述了奥巴马政府对2011年3月日本特大地震、海啸与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应对过程。(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130~139.)

  仅从章节标题上看,贝德这部书就有五章涉及对华关系,分量占到全书的近一半篇幅,而如果仔细阅读该书每一章节,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影子无处不在,贯穿全书的主线就是美国如何应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贝德在前言中就点明了这一点。他说,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未来的历史学家理解奥巴马政府在中国崛起之时的亚洲政策。(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reface, p.viii.)

  2009年执政伊始,奥巴马就宣称自己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试图对小布什政府不重视亚洲的做法进行“纠偏”。贝德在本书第一章论述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全貌时,首先对小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有得有失。好的一面是美国与亚洲地区各大国,如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大体良好,且美印关系还有所前进;缺陷是布什政府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基本上忽略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如国务卿赖斯两次缺席东南亚国家地区论坛,而且布什政府专注反恐战争而不重视经济议题使亚洲国家感到不满。当然,布什政府留下的负面遗产还包括,由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得罪了伊斯兰世界,亚洲的穆斯林大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反美情绪也很严重。(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1~2. 贝德还指出,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团队发现,2009年亚洲人普遍认为,美国为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而分心,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下降了。)

  然而,贝德认为,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讲,美国亚洲政策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的崛起。他在总结小布什政府亚洲政策的正负资产之后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以年均10%这样引人注目的增长率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经由贸易、投资网络完全融入到亚洲地区的各个经济体之中的事实,已永久地改变了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2~3.) 因此,“亚洲,以及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主要地缘战略挑战,就是如何对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惊人崛起做出回应”。(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2.) 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是奥巴马总统及其政策团队思考、制定美国亚洲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当然,贝德也指出,奥巴马执政之初在亚洲面临的考验绝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其他挑战有: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对往届美国民主党政府亚洲政策有疑虑,认为民主党政府不如共和党政府重视美国的盟友,民主党人往往亲中,共和党人则亲日;东亚地区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担忧民主党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深恐民主党政府为自由贸易设置障碍从而影响到她们的经济发展;民主党在人权问题上的传统政策及说辞触动了不少亚洲国家的敏感神经,大多数亚洲政治领导人和知识精英支持亚洲发展模式,认为美国发展模式对亚洲国家不管用。(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4~5.)

  美国政府既要有效地应对中国的崛起,又要妥善处理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其他问题,这考验着奥巴马总统及其外交政策团队的能力与意志。不过,贝德对奥巴马及其外交政策团队充满信心。贝德称,奥巴马本人及其外交政策团队是坚定务实、非意识形态化的,不像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团队那样分裂为新保守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大派别。(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5.) 奥巴马及其外交政策团队组成人员的亚洲政策观也比较一致,大家都认为,美国须与其民主伙伴加强同盟关系;须在亚洲维持前沿部署;美中关系的发展要使双方既能扩大合作领域又能管控分歧;须保障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动;美国外交政策要将亚洲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上。(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6.)

  贝德指出,面对中国崛起给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亚洲区域内其他复杂因素对美国的考验,奥巴马政府从一开始就有迥异于小布什政府的亚洲战略考虑。这种考虑首先是,美国应更积极地参与亚洲的各种区域组织及对话机制的活动,从而使美国在这些多边机制中发挥领导和平衡作用,以安慰亚洲各国、制衡中国的影响力。(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3~4.)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亚洲形势的发展,奥巴马政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亚洲战略的根本判断。这些被贝德称为“奥巴马外交政策团队关于亚太地区、区内各个行为体及美国在区内利益的根本战略判断”(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6.) 有:

  1. 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将亚太地区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

  2. 要用一种平衡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

  3. 既要强化已有的同盟关系,又要发展新的伙伴关系;

  4. 全面扩展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保持在亚太区域的前沿部署;

  5. 美国国内经济的复苏是实行良好亚洲政策的前提;

  6. 打破朝鲜实施敲诈勒索及美国对朝鲜恶行进行奖励的恶性循环,冻结、削减并最终废除朝鲜的核武器计划;

  7. 美国须加入它此前业已离开的各种区域性机制;

  8. 在人权问题上既要清晰地发出声音,有所行动,又要理解和考虑到不同社会的差异。(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142.)

  贝德指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团队将上述重要的战略判断作为其重大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框架,而不是应付日常工作的一套答案。(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6.) 也就是说,奥巴马政府正是在上述战略判断的基础上规划和实施具体的亚洲政策的,这些战略判断就是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指针。

  既然“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最主要的战略变化是中国的崛起”,(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7.) 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头等大事,而奥巴马政府打算“用一种平衡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那么究竟什么是“平衡的方式”,怎样才能做到“平衡”,贝德在书中也给出了答案。

  贝德称,奥巴马的团队十分清楚,用单向度的方法对付中国是不会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的。一方面,美国不能单靠展示军事实力,进行经济劝诱和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制裁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因为这套办法即便是在中国贫弱的时候也不曾奏效;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能对中国武断的行为采取姑息和迁就的政策,因为姑息和迁就只能使中国更加大胆地实施“恶行”,吓坏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3.) 总之,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即是要避免上述两个极端,以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得以加强,减轻区内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贝德坦言,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职位上的工作就是花费大量精力微调美国对华政策,避免走极端。(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3.)

  如何用这种“平衡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贝德指出,奥巴马团队为美国对华战略确定了三个原则,他称之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三个“支柱”:(1)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中国正当地扩大其作用;(2)美国决心使中国的崛起符合国际规范和法律;(3)美国要努力塑造亚太地区的环境,以确保崛起的中国成为地区的一个稳定性因素,而非对区内稳定起破坏作用。(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7, 69~70.)

  贝德对三个“支柱”或者说原则做出了进一步说明。第一个“支柱”是欢迎中国的崛起。按照贝德的解释,所谓“欢迎中国的崛起”,是指美国不把中国视为必然的敌手,而是将中国视为可以与美国合作解决全球性关键问题的潜在伙伴。(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69.) 贝德称,“欢迎中国的崛起”还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准备承认和接受中国的正当利益,给予中方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所渴望得到的尊重。(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69.)

  第二个“支柱”是美国要使中国的崛起符合国际规范。贝德指出,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必须是在现有国际法和国际规范框架下的崛起。(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70. ) 贝德称,这意味着中国不应诉诸武力或者恐吓来解决国际争端。他罗列了一长串美国主导或参与制定的国际行为准则,要求中方遵守这些国际规范。他提出,在贸易领域,中国要遵守世贸组织制定的国际经济规范和规则;在货币问题上,中国应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在对外援助、出口信贷和海外投资领域,中国则须遵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援行为体制定的规则。除此之外,贝德提出,中美经济关系必须是互惠的,中国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标准和美国的经济利益,解决贸易不平衡和市场准入的问题。他又要求中国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自由航行原则,并按照该公约的规定确定国家使用海洋资源的权利和义务。他又指出,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一起阻止核武器扩散,特别是阻止朝鲜和伊朗发展核武器,至关重要。另外,中国要承担减轻气候变化的责任。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遵守人权的普世标准。(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70.)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第三个“支柱”,是确保中国的崛起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而非相反。贝德指出,奥巴马团队试图用三种方法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我们努力加强与现有盟友,特别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并且要与印度、印尼、越南等国家建设政治和安全关系;第二,总统下决心要美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涌现的各种多边机制,其中主要是参加东亚峰会;第三,通过达成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谅解,加强与这一地区的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系。”(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70~71.) 贝德指出,奥巴马政策团队之所以采用这三种方法确保中国崛起不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是因为美国的亚太盟友和伙伴都不愿看到美中发生冲突迫使它们选边站的局面,它们都不希望亚太地区被一个新的大国所主导,而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存在和军事前沿部署。(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70.)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完全体现了贝德所述的三个“支柱”的精神,且三个“支柱”在美国对华战略中是相辅相成的。

  2009年执政伊始,奥巴马政府不仅面临带领全球经济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严峻挑战,而且还面临着一系列外交难题,例如解决伊朗、朝鲜核问题,结束苏丹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剿灭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等等。贝德称,在这样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奥巴马认为,中国在解决所有这些挑战中的作用都是重要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中国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21.)

  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奥巴马政府在初期表现出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意愿。奥巴马上任不久就与中国领导人通话,抓住各种机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并主动向中方提出在任内第一年就访华。国务卿克林顿认为,小布什政府与中国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不足以涵盖政治和安全问题,应该将政治、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经过内部讨论和协调,奥巴马政府很快就确定由国务院和财政部共同领衔,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年度沟通平台。另外,奥巴马的政策团队尊重中方喜欢为两国关系定性的习惯,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在执政初期就将中美关系贴上了新标签,即美中关系是“积极、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22~23.)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7月27日举行的首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更是公开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发挥更有力的领导作用。(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69.)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初期在对华关系上“欢迎中国崛起”的一面。

  在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凡是涉及到国际争端问题,美国政府就动用对华战略的第二个“支柱”,即用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法规制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最为关心的伊核及朝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始终要求中国履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与美国一道向伊朗和朝鲜发出清晰的信息。2009年4月,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伦敦首次会晤时,奥巴马就要求中国与美国合作,中止朝鲜和伊朗的核项目。(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24.) 2009年4月5日朝鲜试射弹道导弹之后,经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的努力,中方最终同意了美方的要求,支持安理会于4月13日发表主席声明,谴责朝鲜的发射行为。美国对此感到满意。(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31~32.) 而直到2009年秋,伊朗依然没有对奥巴马开启美伊对话的倡议做出回应。于是,奥巴马在2009年9月联合国大会间隙与胡锦涛会晤时,促请中方支持美国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奥巴马此次游说未果,美方旋即决定派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和贝德访华,专门与中方讨论伊朗核问题,强调解决伊核问题的紧迫性。然后,在11月访华期间,奥巴马再次敦促中方与美国一道向伊朗施压。(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52~55.) 2010年11月,朝鲜披露其铀浓缩设施的情况,随后又发生了朝鲜炮轰延坪岛事件,在这两件事发生后访华的贝德和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曾警告中方,朝鲜的铀浓缩计划及其对韩国的军事挑衅将是2011年胡锦涛访美期间与奥巴马会谈的最重要政治议题,如果中方对此问题继续保持沉默,那么中国必将成为美国媒体批评的对象。(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122.)

  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岛屿争端问题上,美国反复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则或法律,要求中国不得以恐吓、威胁、胁迫的方式解决岛屿争端。在用国际规则约束中国行动方面,希拉里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的发言最具有代表性。贝德称,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希拉里准备了那次会议的发言稿。希拉里在发言中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美国利益包括南海航行自由、对于南海水域的所有主权要求都要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陆基诉求的相关条文规定、免于恐吓的自由商贸活动、支持用协作的方法解决领土诉求、美国愿为谈判达成有约束力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提供便利等等。(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105.) 至于美国政府利用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原则,要求中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已是老生常谈,这里不再赘述。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第三个“支柱”是营造使中国崛起成为亚太地区稳定因素而非破坏因素的环境。实施这个原则,就要求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编织地区政治、安全和经济网,将中国“嵌入”由美国主导或者美国参与其中的地区架构之下。贝德在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奥巴马2009年11月首次访问亚洲的行程安排就是要向外界表明,奥巴马政府不仅希望在执政第一年就与中国建立关系,而且打算将美中关系置于美国与其盟友及主要安全伙伴强化关系的背景之下。(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54.)

  美国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的东亚盟友发展紧密的关系以制衡中国之崛起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把发展与东南亚及东盟的关系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上。奥巴马政府组建后不久,就决定参与亚太地区具备潜在政治、安全影响力的多边组织,从而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8.) 由于奥巴马政府将东亚峰会视作有能力解决政治和安全问题的潜在的最重要地区性组织,(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14.) 所以加入东亚峰会成为奥巴马亚洲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2009年初,贝德等人促请奥巴马改变历届政府不愿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做法,通过加入该条约,为未来美国跻身东亚峰会打下基础。通过两年的努力,奥巴马终于在2011年成为出席东亚峰会的首位美国总统。也正是在2011年的东亚系列峰会上,奥巴马提出了南海问题,使中国在峰会上面临相当多东盟国家的质询。由此可见,贝德在书中说美国与东南亚和东盟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维护更广泛的亚洲平衡的基础,(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8.) 并非虚言。总之,通过加入东亚峰会这样的多边机制,奥巴马政府开始主导它的议程,从而在亚太地区营造了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国际环境,以应对中国的崛起。

  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尽管中美关系总体上仍然保持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势头,但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均对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状况及其走势感到担忧。2012年3月间,在《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一书出版前后,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研究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注: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012). 报告是两位作者用英文撰写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报告进行了翻译,并由报告执笔人之一王缉思教授对译文进行了审校。本文对这份报告的引用文字均出自报告的中文版,即《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刘春梅译、王缉思校),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中文版及其详情可参见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www.ciss.pku.edu.cn。) 就是这种担忧的明证。这份报告由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发展高级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联袂撰写。两位作者提出,报告中的“战略互疑”概念是指中美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注: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刘春梅译、王缉思校),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第v页。) 报告指出,尽管“中美关系涵盖内容广泛、深刻,且相对比较成熟……”,但是“截止到2012年,战略互疑好像在两国均有增长”。(注: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刘春梅译、王缉思校),第1~5页。) 报告分别从中美两国的视角分析了双方之间战略互疑产生及加深的原因,并向两国决策者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增信释疑的建议。

  李侃如和王缉思的担忧不无道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9月4日至5日的对华“谢幕之旅”,似乎进一步表明了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疑在加深。由于希拉里访华正值中国与日本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纷争愈演愈烈之际,她访华前一天即9月3日还在印尼敦促中国与东盟在2012年底东亚峰会之前就制订南海行为准则取得“实质进展”,因此希拉里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猛烈抨击。在她抵达北京的当天,《环球时报》即发表社评,批评希拉里搞出“重返亚洲”和“互联网外交”等新花样,称她是“深度强化中美互疑的人”。(注:《社评:希拉里,深度强化中美互疑的人》,载《环球时报》2012年9月4日第14版。)

  从奥巴马2009年上任第一年即展开访华之旅,超越美国政府更替之后惯有的对华政策的周期性波动,使中美关系迅速进入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到如今,国务卿克林顿访华遭遇中国官方媒体严词抨击,“战略互疑”似乎已成为描述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词,奥巴马执政这四年间中美关系的“温度”变化不可谓不小。中美双方都发现了这一变化,但是给出的解释却大相径庭。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2010年起在亚洲地区的动作,使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疑虑,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注: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刘春梅译、王缉思校),第vii页。) 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转身亚太”(pivot to Asia-Pacific)战略,特别是2011年以来该战略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各个层面进一步付诸实施,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造成了冲击。(注:朱峰、周新政:《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冲击中国外交与安全》,载《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3期。)

  杰弗里·贝德在任期间,美国政府还没有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或者“亚洲再平衡”战略等说法,因此,贝德的回忆录没有使用诸如此类的用语。但是在中美互疑问题上,贝德显然是站在美国学者一边的。在本书中,贝德指出,是中国2010年过分自信的外交政策使周边国家疏远了中国,从而使美国在亚洲各国更受欢迎。(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109~110.) 贝德还谈到了2010年下半年中国国内关于对外政策方针的反思和辩论,并指出辩论的结果是主张采取谨慎对外政策的人重新占了上风。(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122~123.)

  无论贝德本人如何看待中美关系遇到的问题及其原因,这部书都是一本理性、平实之作。

  首先,贝德这部书包含了他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对于美国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许多理性务实之思。在本书第一章概述美国亚洲政策时,贝德明确指出,“用战后美国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合理的选项。”(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3.) 他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的崛起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各国对中国的焦虑,但是现今的中国与当初的苏联完全不同。这种差别表现在:第一,中国现已完全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实践已证明,中国在全球体系之内比她在体系之外更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论断是正确的。第二,“中国看上去没有前苏联那种在全球称霸的帝国抱负”。(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3.) 在贝德看来,由于中国现在不像20世纪美国遇到的崛起国德国、日本和苏联那样怀有帝国野心,所以美国不应以自身的行事方式促使中国朝野心勃勃的方向发展。(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147.) 换言之,贝德认为,崛起的中国虽然有可能成为与美国在全球对抗的敌手,但这既非命定的结局,更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147.) 他强调,为避免这一结局的出现,美国自身的作为十分关键。这样的清醒、持平之论在贝德这部书中并不少见,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其次,贝德这部书的理性和平实,还体现为它既有强烈的现场感,也有厚重的历史感。所谓现场感,就是贝德书中对事件细节的描述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他笔下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一幕幕,充分体现了贝德之作的现场感。(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p.63~68.) 而历史感则表现为,全书虽然写的是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是现实问题,但是几乎在每一章节里,贝德都将该章节准备论述的问题的前因后果做出完整的交代,使人们对每个外交政策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能有大致的了解。这种写法比抽离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仅仅就事论事,更能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另外,贝德的书反映出他具有强烈的自省意识,对历史充满敬畏。他指出,作为一部回忆录,他的记述难免有夸大自身作用之嫌,但是他认为是回忆录这种形式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他故意为之。贝德认为,他的这部回忆录不过是供未来的历史学家所用,史学家的任务才是筛选种种对于事实的陈述,对不同记述版本的准确性和分量做出必要的判断。(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Preface, p.viii.)

  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即将画上句号,中美两国学术界关于奥巴马政府亚洲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内容、实质和效果的争论,此刻才刚刚开始。杰弗里·贝德的《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一书,用理性、平实的叙事风格,较为细致地记述了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政策,特别是奥巴马的政策团队围绕中国崛起采取的政策措施,无疑将成为中美两国学术界认识、研究和反思美国外交政策乃至中国对外政策的绝佳素材之一。

  卢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