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对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的思想诊断
——读丹尼尔·罗杰斯的《断裂的年代》
贾 敏
冷战结束以来，一种新型的社会思想冲突开始席卷美国，并被形象地称为“文化战争”。与1960年代青年反正统文化和反越战运动相比，“文化战争”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前两者，其中又以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而受人瞩目。在这场论战中，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在一系列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如国家、社会、经济、宪政、对外政策等领域提出具有煽动性的观点，而且在美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上向自由派发起全面挑战，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美国政治和公共领域出现分裂乃至对峙局面，撕裂了公众原有的价值共识。媒体人、学者、政治评论家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这场纷争之中，解释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成因，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注： 相关讨论可参见James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ens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 James D. Hunter and Alan Wolfe, Is There A Culture War? A Dialogue on Value and American Public Life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6);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赵晓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克里斯托夫·拉希：《精英的背叛》（李丹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学者对“文化战争”的论述，可参考王希：《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吕磊：《美国新保守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11年，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T. 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出版的《断裂的年代》一书，(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考察方法，回溯并梳理了造成美国社会思想界意识形态化背后的观念变迁和学术成因，呼吁美国知识界抛弃党派偏见，重新凝聚在“共识”的理念下，应对目前美国面临的诸多困境。(注：罗杰斯在美国社会政策和思想史领域声誉卓著，他的Atlantic Crossing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被公认为研究进步时代美欧社会政策起源的经典著作。该书已有中译本：《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政治》，（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有关该书的评论可参考拙文《进步时代的‘拿来主义’》，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1日第22版，阅读周刊。)《断裂的年代》以其宏大视野和权威论述，加上作者高超的叙述技巧，迅速引起学界热烈的响应。该书荣获2011年度美国大众文化学会授予的约翰·卡威迪（John G. Cawelti）著作奖，2012年3月又获得代表美国史学著作最高荣誉的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
在进入罗杰斯讨论的主题前，有必要勾勒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在近半个世纪里的演变历程，从而更好地理解何为“断裂”的命题所在。
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是以主流思潮的异议者形象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各界普遍欢呼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裕，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摆脱激进、阶级矛盾和外来势力干涉等困境，迈入了长期繁荣的时代。 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赖特·米尔斯（C.W. Mills）、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等，对美国社会新阶层和人格特征的观察和见解，也融入到主流政治的话语之中。反观保守派阵营，由于缺乏鲜明价值观和行动理念做后盾，保守主义者无力与新政自由主义同盟展开抗衡。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谓的美国“意识形态终结论”正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主流意见。(注： 有关战后美国保守思潮发展的论述，可参考王恩铭：《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重构》，载《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第88～98页。)
随着1960年代末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伟大社会”计划举步维艰、经济增长日现颓势，保守派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心态失衡所引发的波动：在公民责任与个人价值观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公众之间出现愈来愈大的裂痕，其中既有对大政府模式忿恨不满的民众，也有对政府黩武主义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左派人士。保守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速内部各派整合，开始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全面的反击。譬如，对联邦政府的抨击一直以来都是保守派的重要议题，但在自由派借用经济学概念，提出“小就是美好”的口号下，保守派人士极为精明地借用这个话题，将左派寄希望建立小型社群的理念，转变为鼓吹美国商界的“企业家精神”，实质上就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重新肯定。保守派也利用1960年代的反叛青年和希望回归传统美德的中产阶级的力量，抨击联邦政府的臃肿和低效，呼吁重新定义个人自由的内涵，重塑美国精神。自里根时代以来，新保守派在每次论战中都高扬价值观、道德观和宗教观。曾长期为里根撰写演讲辞的智囊佩吉·努南（Peggy Noonan）表示，所谓“文化战争”，其实质乃是一场“话语与观念的战争”。(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2.)
除了在大众议题上新保守主义思潮卷土重来之外，更深远且被公众所忽略的变化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学术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全面渗透。自里根时代以降，以企业研究所（Enterprise Institute）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为代表的思想库得到保守派基金会的鼎力支持而全面发力，为保守派理念和主张提供正当性理论支撑。在高等教育领域，新保守派资助他们认为具有潜力的学者，通过向这类学者所在大学捐赠和设立各类研究项目，把原来抽象和价值中立的学术观点包装成具体的政策方案，再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放大成为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达到逆转新政自由主义理念、重塑美国社会思想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加速了美国思想界内部的纷争：原有的共识基础不复存在，碎片化的时代已然成型。
《断裂的年代》以思想的内在演变历程为切入点，对这场思想纷争及其结果做出知性上的诊断。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众多观念拼凑而成的思想图谱，论述了自里根时代以来30年间占据美国社会生活的核心概念，如责任、国家、族裔、公平与正义等，是如何一步步陷入争议、被解构和被边缘化的。该书还论述了市场、自由、权力和多元文化主义等概念如何通过社会科学范式转移所赋予的新含义而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的动态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动态”（dynamic）在罗杰斯看来具有清晰的方法论自觉意识。罗杰斯始终以社会历时性的发展来审视思想共时性的变化：概念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现实并形成自己特有的逻辑，而其思想内涵的强弱转换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可以说，罗杰斯独辟蹊径，摒弃了以往学者和政治观察家以左右翼划分思想光谱描述党派纷争的观察视角，他在宏大视野下关注“小问题”的行文方式，成为《断裂的年代》一书醒目的叙事风格。
罗杰斯撰写《断裂的年代》的初衷，除了有重绘当代美国社会思想版图的学术雄心以外，另一个缠绕其心间的价值诉求就是唤起他的美国同行重新思考并认真反思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学者如何真正秉持客观严肃的立场、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术、学者应当如何介入现实政治等。纵览《断裂的年代》全书，罗杰斯并没有对任何当今流行的学说和事件提出直接的批评，但笔者在其旁征博引、力透纸背的历史论述背后，却能深深感觉到作者对美国社会及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关切和忧虑。
为了能紧扣书名中“断裂”一词的寓意和所指，罗杰斯首先用三个章节的篇幅详细论述了美国冷战话语的衰落、市场与权力两大概念的崛起与分解的历史过程，勾勒出美国话语权势转移背后的历史成因。在第二部分，作者则用四个章节，以具体的社会议题和学术著作为切入口，对权力和市场两种话语相互之间的影响做更为细致的分析。结尾部分探讨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社会思潮的新动向。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意识和责任理念的强弱，集中体现在历届总统演讲修辞风格的变化中。罗杰斯认为，总统修辞的风格体现为宣扬美国的国家使命、强调历史紧迫感，以及公民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在卡特时代，这种修辞出现明显转向。卡特本人的基督教福音派背景，加上1970年代全球能源震荡和经济滞胀对美国公众形成的冲击，加速了这种趋势，“总统的责任观从应对社会和国家的挑战，变成对于个体自我的坚守。总统不再成为领导公众的领袖和政治家，而更像是扮演信仰道德准则的一名布道者”。这种趋向在里根身上得以充分展现。和其他观察家一致，罗杰斯认为里根是杰出的政治演讲家和媒体宠儿，他的发言极具感染力，某些辞句令人印象深刻。但通过文本分析和援引曾为里根起草演讲稿的幕僚的追忆，罗杰斯揭示了隐藏在里根修辞背后的重大转向：比喻和象征化的语言取代了对实际问题的陈述；喜好从美国历史典故当中寻找答案，并赋予典故极高的道德地位；有关责任、牺牲等话语从演讲辞中完全消失，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边界被巧妙地模糊与合并。这种策略极大地满足了美国保守派的心理需求，里根时代的神话也由此矗立。罗杰斯指出，里根本人实际上无法为美国步入后冷战时代提供有效的思想贡献，诸如“邪恶帝国”、“美国旭日”等媒体传诵一时但缺乏深刻含义的短语，不久后也被公众所遗忘。然而，因此兴起的保守派思想运动和大范围内的公共辩论，是里根时代留给美国政治影响至深的遗产。(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16~21, 40. 同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肖恩·韦伦茨 （Sean Wilentz）在其《里根年代》一书中有更为细致的论述，可参考Sean Wilentz, The Age of Reagan: A History 1974～2008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8)。)
在第二章，罗杰斯分析了有关“市场”（market）概念的再发现。众所周知，以市场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1980年代极为盛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被以微观经济学分析为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所取代。这种转变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社会保障体系运行的缺陷、金融资本流动及全球化兴起等因素。但罗杰斯指出，1980年代市场概念的兴盛并非仅源于经济学本身的探讨，而是把市场的概念推向抽象化（abstract）、理念化（idealized），并且在公共领域将市场概念加以神话。“市场概念最受追捧的时刻，绝非是推行市场化经济成功的时刻，而恰恰是赤字经济最为糟糕的阶段……这构成里根时代最为矛盾和荒谬的地方。”(注：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41, 45~47. )
罗杰斯就市场神话的崛起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点来自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倡议。货币主义与市场意识形态始终存在复杂的关联，但货币主义并非真正反对管制，其施行和贯彻仍然需要美联储这样的联邦管制机构，在1980年代初滞胀问题困扰美国经济学界时，弗里德曼在智利治理高通胀的经历让决策者视其为纾解困局的合适人选，保守派基金会和右翼媒体的宣传造势也让弗里德曼声名鹊起。
第二点来自学术界自身的范式转移。罗杰斯列举了以探讨社会成本和公司治理而著称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以法律的经济学框架分析而为国人熟知的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以经济规律的社会学分析而闻名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理论贡献，指出此三者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想化状态之上。无论是科斯定律推导出的产权激励效应、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还是波斯纳的效率最大化假设，其命题都是“个体利益最大化能推导出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而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反而会使市场长期失衡。在这种学术视角的支撑下，原本以收入增长和社会整体均衡为目的的宏观经济话语自然处于劣势和失语的境地。(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52~56, 58~63, 65~68. )
第三点则归功于所谓的供应经济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的兴起。这批人由美国的社会批评家和媒体人士构成。他们对民主党政府的高税收政策不满，提出在不减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施行减税将有利于经济的重新复苏。供应经济学派得到保守派基金会和思想库的倾力支持，直接影响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供应学派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和利他主义式的减税观点，也再次强化了市场的象征意义。罗杰斯不无反讽地指出，在供应学派最受追捧的时刻，美国的联邦赤字和失业率始终未能下降，同时期的税收也没有大幅度削减，但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已然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社会作为整体被削弱并最终降至微观的层面，市场的字眼愈来愈走向抽象和概念化，开始不断渗入到社会议题之中”。罗杰斯举了一个隐晦的例子，1992年，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一部分从宏观经济学悄然变成微观经济学，“这是自1948年该书首版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动”。(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70~73, 76.)
沿着对市场进行分析的脉络，作者在第三章中对里根时代的权力（power）观念展开剖析。与市场不断被神话相逆的是，权力观念在1970年代走出了一条不断衰退和被污名化的轨迹。这里的权力意指战后美国政经各界对政府、企业组织、社会三者间融合互补，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共识。罗杰斯以新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例，指出“他从偶像位置跌落的过程，是后萨缪尔森时代经济学转向的标志，即从有关制度和组织的权力分析改为对效率和均衡的追求。‘权力’的概念被认为不合适、反市场”。(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78~80.) 保守派亦将这种权力观与政府等同起来，指责权力所需的一致性和服从扼杀了西方社会的自我创新能力，阻碍了个人能力的展现。
但权力观念的式微并不意味着代表权力的社会存在的消亡，权力的观念是以一种解体后分裂、离散化、渗透式的形态进入后冷战时代的。罗杰斯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复杂。除了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和劳工运动陷入低潮等因素外，新出现的专业阶层开始热衷于对权力的追求。这个阶层与以往社会学家所描述的传统白领的区别在于，他们成长在战后物质充裕的年代，接受过1960年代反正统文化的洗礼和1970年代激进环保思想的熏陶；他们敢于对政府权威进行抗争，批评美国主流价值观，提倡多元价值论，善于利用媒体来扩大影响力。新保守派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讽刺新阶层“并不会‘控制’媒体，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媒体”，道出了新专业阶层以掌握社会话语权为荣的群体特征。(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81~83.) 与此同时，新专业阶层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界，在提倡学科范式转移和跨学科研究的口号下，也在改变美国学术界的面貌。
罗杰斯具体分析了在这种范式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观念。在政治学领域，以“理性选择论”闻名的政治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和提出“寻租偏好”概念的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Anne Kruger）都认为所谓的公共利益不过是由国家塑造的虚幻目的，真正的社会行动和选择权应该交给个体和各自所属的压力集团，这正好与保守派提出自由选择的口号不谋而合。在社会学领域，这种从“体系”到“个体”的转变也甚为明显，罗杰斯以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论转向为例做了分析。在历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罗杰斯详细介绍了新左派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诸如汤普森（E.P. Thompson）和英国文化研究的路径及欧陆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如何与196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领域出现的碎片化和解体化趋势相联系的。罗杰斯还分别论述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福柯（Michel Foucault）、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reetz）三者的学说对美国学术界价值观的深远影响。罗杰斯认为，三者对社会权力的解构和他们的后现代言说风格，整体改变了美国学术界对学术话语的认识；权力的观念变得具有流动性、渗透性，自然也就更容易产生不确定性，进而引起争议。(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82~85, 88~90, 95~102, 107~109. )
简而言之，罗杰斯通过对市场和权力两大概念此消彼长及其内在结构和表现形式的学理分析，试图从历时性的角度勾勒出这两大话语及其使用状况。作者尖锐地指出，正因为两者在表达形式上的共通性，都偏好在微观和个体层面进行话语争锋，使得原本就具备相当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因学术界的话语介入而呈现更为复杂的态势。保守派得以借助重拾话语权而展开“文化战争”，其成因即在于此。
在第四和第五章中，罗杰斯聚焦于族裔认同、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思潮等在“文化战争”中被广泛涉及的争议性话题。
首先是非裔美国人面临的问题。20世纪下半叶，非裔美国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自身的政治社会地位得到较大改善，其政治斗争策略也从原先的抗争性运动转向跻身主流政经领域以获取成功。客观而言，新生代的非裔学者和知识分子逐渐在美国文化知识界站稳脚跟，加之高等院校纷纷创建非裔美国文明研究项目，似乎都预示着非裔群体不断融入到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之中。
然而，1980年代非裔群体愈来愈强调的族群认同策略，开始成为与白人群体之间隔膜的肇因。从功利政治的角度观之，非裔政治家强调历史记忆创伤的重要性，强调黑人贫穷的社会根源，藉此捍卫包括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的正当性和长期性，颇有其内在的逻辑合理性。但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族群认同，反过来激发了白人对“反向歧视”的不满。右翼保守派充分抓住这个机会，把马丁·路德·金有关无肤色差别（Colorblind）的口号攫为己用，将之巧妙地杜撰为对个人权利平等的呼吁，恰如1984年传统基金会的一份内部报告所体现出的那种斗争情绪，“20年以来，我们争取的就是民权运动中的话语”。 (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113~122, 127.) 在保守派的鼓噪下，这种话语转变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向右转的趋势中，在涉及有关工作机会、入学资格、教育公平等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最高法院已然从沃伦时代的积极赞许过渡到伦奎斯特时代的严格审查。(注：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127~129, 134~136.)
罗杰斯着重考察了非裔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少非裔知识分子出于自身利益的纠葛而对“反向歧视”话题不以为然，不希望从发展的眼光来审视种族含义的消解。罗杰斯以有影响力的非裔学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为例，论述了他如何从早先的文学形式主义立场批判非裔的自我中心化和隐喻化倾向，转变成为现今捍卫非裔文明坚固论的附议者。罗杰斯认为，在盖茨转变的过程中，政治和学术利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138~140, 122~124, 143. ) 罗杰斯颇为忧虑这种将族裔身份固化的后果：美国社会学家在1970年代曾津津乐道的美国“种族意识日渐消亡”的观点，或许将失去在现实社会和学术圈立足的根基。
与坚守文化内核的非裔群体相类似，美国女权运动在1960年代的风云激荡后也日益走向形式和内容的断裂。以“我们”（we）为口号的集体诉求不复存在，被愈来愈多样化的群体“差异性”（difference）取代。原本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的涌入，如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群体、新外来移民等，加深了女权运动在内部利益和表达立场上的冲突。转投学术界的女权主义者则在强调社会性别差异的口号下高举“学术斗争”的旗帜，在很短时间内把性别问题打造成研究热点，但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界内部有关学术霸权的争议；一些女权主义者刻意强调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政治正确性，也不免引起部分学者的反弹。以写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闻名的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正是因为对此现象持批判态度而受到部分公众和保守派的青睐。罗杰斯感慨道：“当评判学术作品的指标变为衡量其内容和方法是否带有性别歧视时，学术商榷也就走向了言辞之争。”与此同时，保守派从道德虚无主义的角度批判美国大学学术质量的下降，一些保守派知识分子更是直接借用“差异性”理论与女权主义学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在公共领域中充斥着这类抽象而晦涩的词语，其效果可想而知。在一个“推崇大众隐喻的时代，以各自不同的企图来寻找位置”的话语权之争，能否真的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坚守和进步呢？罗杰斯对此表现出深切的忧虑。(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149~154, 144, 156.)
在第六章中，作者回归有关美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议题，具体描述美国学界关于社会断裂的两种视角、理论路径和现实讨论。从政治理论出发，罗杰斯以政治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为分水岭，论述了呼吁通过再分配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张在1970年代后期如何陷入迭遭质疑的状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中提出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诸领域》( Spheres of Justice)中捍卫的多种社群及其正义边界的主张，其共通之处都在于质疑和抵制国家力量对公共生活的入侵，强调“地方化”、“小型化”、“多元化”和公民行动（civic action）的社群主义理念受到追捧，宏大的整体性公民协商共同体被视为制约社会行动和公民美德的原罪。(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183~185, 188~194.) 罗杰斯以1980年代以来关于资助美国贫困阶层的问题为例，说明这一领域已不仅仅是对社会政策的利弊权衡，而是成为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场域。(注：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200~209.) 作者还围绕美国教育领域中的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和择校现象，透彻地分析支持和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两派如何在具体政策上纠缠不清，以致出现政策多次逆转的怪异现象。(注：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214~218.) 1990年代末以来，有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讨论逐渐走红，成为学者反思和重估公民社会政策的出发点。但罗杰斯颇为尖刻地指出，把所谓的信任进行量化和评估的举措，其背后的逻辑实质还是以微观自由市场为出发点，这也解释了哈佛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出版后学界和公众评价该书时显现的两极化现象。总之，尽管罗杰斯认为美国人对待社会的整体理念并没有完全消亡，高高飘扬的星条旗和爱国主义行为通过媒介化的表达仍然可以高度加强美国民众的团结，但建构这种团结的基石是不牢固的、断裂的。(注：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220, 181.)
在第七章和结尾部分，罗杰斯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近30年来的美国社会思潮。借用里根当年访问中国，并在复旦大学演讲中提出的“历史是一条河流，我们能够驾驭并选择航向”的隐喻，罗杰斯点出了当代美国政治精英和公众掀起阅读历史著作热背后隐现的立场偏好。在纪念诸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美国独立革命、宪法和第一修正案的原始含义，以及美国内战的起因和结果等方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诸多历史话题的泛政治化倾向。里根时代恰逢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权剧变，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在传媒领域喧嚣一时，保守派亦为里根时代的神话找到了合法性的奠基石，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及其学说也激起了公众通过技术解放个人的强烈渴望。(注：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222~224, 245~247, 269. ) 罗杰斯并不否认重述历史的积极意义，但质疑如果“抛开宏大叙事和情绪高涨的爱国主义话题，这种共识能够坚持多久”。在经历了1990年代“文化战争”的高潮后，九一一恐怖袭击为重新凝聚美国精神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罗杰斯遗憾地发现这种趋势仅持续很短时间就宣告中断，所谓的国家意识、容忍对个体自由的限制、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很快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土崩瓦解。(注：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257~261, 264~268.) 市场化和自由选择的口号再次回归，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呈现出新面貌。无论是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修辞风格，抑或是茶党这样号称源自美国历史传统的激进社会运动，还是占领华尔街的左翼学生想表达的那种社会愤怒，都能从时代的断裂特性中找到答案。(注：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pp.270~271.)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脍炙人口的名言，或许能够形象地概括罗杰斯对当代美国社会思想状况的看法。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的思想与概念流动早已超出地理和民族国家划定的边界而日趋扁平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各种思潮的交流更为迅捷和敏锐。因此《断裂的年代》描述的状况绝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困境。
作为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少有的思想史力著，罗杰斯和他的《断裂的年代》在赢得众多学术界资深人士的肯定赞许之外，也引起部分学者相当直率的批评。譬如，有人认为罗杰斯的“断裂”命题建立在并不存在的战后美国社会共识基础上，是美国共识史学思想的回潮；也有学者认为罗杰斯对战后社会思潮中的诸多概念使用混乱，特别是对欧陆后现代主义思潮缺乏公允的评判。(注：Neil Jumonville, “Learn This Forward but Understand It Backwar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 Vol.73, No,1(November 2012), pp.155～162; Samuel Moyn, “Studying the Fault lines,” Dissent, Vol.58, No.2 (Spring 2001), pp.101～105. ) 相关的学术杂志围绕该书展开了多重维度的热烈讨论，罗杰斯也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在这种阅读交流和反馈过程中，该书所要呈现的历史命题和价值关怀也日益清晰和为学界所接受，正如《美国历史杂志》对该书的评价所言，“这是一本需要反复思考和品味的著作。”(注：以笔者所涉猎的范围，《历史之声》（Historical Speaking）杂志专门开辟栏目讨论该书，可见Bruce Schulman, “Daniel Rodgers' New Conesus History,” Michael Kimmage, “A Response to Age of Fracture,” Melani McAlister, “Popular Media in an Age of Fracture,” 以及Daniel Rodgers, “A New Consensus?”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12, No. 2 (April 2011), pp.12~21; Doug Rossinow, “Review on Age of Frac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8, No.3, 2011, pp.802~803.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美国研究项目（United States Studies Program at Woodrow Wilson Center）也曾为该书召开研讨会，视频链接见http://www.wilsoncenter.org/event/new-book-discussion-iage-fracturei。)
依笔者之浅见，一部优秀的思想史著作必然会在宏大历史背景和问题意识的双重牵引下展开有针对性的聚焦讨论，对某些局部问题的忽略和遮蔽也将成为难以避免的瑕疵。事实上，《断裂的年代》的确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譬如，以“断裂”之命题能否涵盖里根时代以来美国“文化战争”的全貌？以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权力”的观念审视学术界生态变迁，是否存在过度阐释的倾向？(注：在2012年5月26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过去十年的中美史学”学术论坛上，笔者曾就《断裂的年代》的学术价值向与会的思想史学者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求教。霍林格极为赞许罗杰斯的视野，但也对他运用经济学概念阐释当代美国学术思潮的转向持一定的保留意见。) 如何辩证地认识媒介化时代观念传播的渠道及其效果，以及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平衡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的关系等，都值得做进一步的思考。
贾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2012年度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