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话语权的视角(注：非常感谢论文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许多关于论文逻辑和材料的建议十分中肯，弥补论文存在的重大缺陷。当然，对于论文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赵可金
〔内容提要〕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思潮发生重大调整。尤其是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加速调整，话语权的争夺成为中美关系的新特征。在中美关系的几乎所有问题上，包括全球问题、地区问题、双边问题和国内问题等众多领域，两国都面临化解话语分歧，寻求话语共识的挑战。在中美围绕一系列议题的话语角逐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外交存在着结构性的话语劣势和失语现象。中国对美外交的话语劣势和失语现象既受到国际话语结构的制约，也受制于中国外交话语战略滞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上升，中国可以通过制定话语权战略，不断改善话语权竞争的劣势，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话语权。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 话语权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最重大的变化。关于后危机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学界众说纷纭。乐观的看法认为，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展了中美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将驱动两国走向某种形式的合作伙伴关系，诸如“中美国”、“金融威慑平衡”、“两国集团”等观点流行于世。这些观点大多认为，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美关系形成了新的战略基础，这个战略基础将是稳固的，能够长久保持。(注：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 布热津斯基：《美中和睦 世界受益》，《金融时报》, 2009年1月16日； Robert B. 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 “Recovery Rides on The ‘G-2’ ,”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6, 2009; Robert B. 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 , “Recovery: A Job for China and the U.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09; Niall Ferguson, “Not Two Countries, But One: Chimerica,” The Sunday Telegraph, March 4, 2007.)另一种看法认为，金融危机并未对美国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害，美国即便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仍然是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实力依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不会放弃“美国永远做第一”的世界领导战略。美国既要修复同盟友的关系，又要寻求与其他全球大国合作，创建一种新的“国际结构”，例如，二十国集团（G20），重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中美关系依然需要服从美国战略的需要。(注：Robert Kagan, “Still No.1,”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0, 2008; Joseph S. Nye, Jr.,“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6, November/ December, 2010, p.2;〔美〕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悲观的看法认为，中美关系是“假朋友”，金融危机凸显了美国与中国存在根本的结构性矛盾，永远无法彻底解决，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上升，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战略性对抗将上升。中美关系即使存在合作，也只能是寻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战略性合作，中美的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且正在发生，中国正在通过“推进东亚共同体”将美国排挤出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对美国领导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的挑战。美国也在通过加快推进“亚太战略再平衡”来围堵中国。(注：罗伯特·威拉德（Robert Willard）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专访时抛出“中国威胁论”新版本，指中国正在增长的军力将会影响到亚太区域安全，不仅仅是台海，而且包括南海和东海。又参见Willy Lam, “Reassurance or Appeasemen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72, No. 9, Nov. 2009, pp.13~14; 王缉思：《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战略较量难以避免》，载《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0年7月23日；阎学通：《成熟的中美关系意味什么》，载《环球时报》，2010年7月10日。)还有的看法认为，金融危机凸显了“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模式”的挑战。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美国担心中国的范例会吸引“其他专制主义国家”选择中国模式，“在维持对国家牢固控制的情况下实行现代化”。他们担心“中国模式”会“风行世界”，导致西方模式无人问津。(注：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8, pp.23~37;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3.)
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也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国内重现“中国威胁论”的老调。有58%的受访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同时有35%的人认为是“机遇”。(注：仲伟东:《CNN民调58%美国人持中国威胁论或影响对华政策》，《环球时报》2010年11月19日。)同样，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美国形象也在趋于下降，尤其是网络民意的反美情绪日益升温。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充满期待与担忧的复杂心情。对于此种转变，尽管人们看法不一，但主流的看法仍然认为，中美两国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也不大可能成为敌人，两国关系将呈现为一种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复杂交织的“非敌非友”关系。(注：这一看法最早由美国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提出，后来得到广泛认可，参阅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2）.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变。本文的一个假设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性质正在从实力角逐转变为话语竞争，中美两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既不会恢复到冷战期间美苏关系那样的对抗遏制关系，也不会形成美国和欧日盟友那样的同盟关系，更不可能重复美英霸权更替的世界政治领导更迭，而是会长期保持在利益协调与合作基础上的话语竞争关系，中美两国既是全球治理的伙伴，也是话语竞争的对手。
判断中美关系的性质，不能仅仅从双边关系框架中来认识，必须将其置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宏观背景来认识。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推动国际社会背景、国际格局和国际思潮发生重大调整。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后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呈现危机与转机复杂交织的特征。在黄岩岛争端、钓鱼岛争端、黄海军事演习等一系列问题上，两国关系遭遇了危机频发的紧张局面，但往往在最后关头出现转机。两国政府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均不再依仗彼此的实力差距，而是更看重哪一方能主导话语权。话语权争夺成为后危机时期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新特征。这种新特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具有深厚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作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社会生态。在全球化推动下，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品牌、信息等一切生产要素，以及经营方式、管理制度、社会观念和文化形式等社会要素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和重新组合，寻求着最有效率、最具活力和最能释放人类文明智慧的实现形式。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自1500年以来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推动世界迈向一个“无极时代”。(注：“无极世界”最早由美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 2004 年提出，但未受国际社会重视。后来，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美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及学者扎卡里亚等先后提出并论证了这一观点，参阅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n Empire（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87,No. 3, 2008, pp.44~56.)在这一网络交错的全球体系中，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组织盘根错节，文化观念交融碰撞，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来自世界范围的牵制，大国的战略行动空间受到很大牵制。特别是以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全球媒体和舆论等为依托的全球公民社会异军突起，成为大国最难以控制的社会性力量。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再也无法成为世界上“极国家”，利比亚战争、叙利亚争端、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均证明了这一点。
国际社会背景的这一变革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美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新特征：两国无话不谈，但却行动缓慢。这种新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美关系被“重新国际化”了。(注：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21~29页。)越来越多的国内议题、双边关系议题、地区和全球议题成为中美首脑峰会的主题。自2009年以来，胡锦涛和奥巴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会晤12次，谈及了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众多问题，中美双方对众多国际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受到世界舆论高度关注，中美关系问题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更是关乎整个世界全局。“两国集团”（G2）论就是中美关系国际化的一个论调；其次，中美关系触及深层结构。中美在军事、安全、经济、贸易、汇率、能源、资源、气候、环保、人文等领域的深层交往牵引两国外交向深层延伸。“中美国”论、“金融恐怖平衡论”、“利害攸关方论”、“战略再保证论”等不断涌现，中美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新的重大变化。(注：James B.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9; Lawrence H. Summ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Adjustment Process,” Speech at the Third Annual Stavros S. Niarchos Lectur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March 23, 2004;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2009年11月17日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看上去已不像是政府声明，更像是一份商业合同的备忘录，从高层互访、战略对话、两军交往等高级政治领域，一直延伸到反恐、执法、科技、航天、民用航空、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卫生等领域的合作。(注：《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页：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627468.htm。)2010年5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内容涉及促进经济复苏和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广泛话题，美方还派出了2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这充分表明中美合作领域向着纵深推进；(注：罗春华、孟祥麟：《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 》，2010年5月26日，第3 版。)再次是中美关系战略性增强。中美关系向各自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伸展的趋势，特别是以双边机制化与多元机制化为标志的复杂勾连，大大提升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敏感度。2010年以来，中美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谷歌事件、贸易摩擦、汇率争端、伊朗问题、黄海军演、南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碰撞，双方在战略意图上的频频试探，在战略动作上谨慎操作，在危机管控上的刻意克制，表现出中美战略的联动性、全局敏感性和国际震荡性，都充分表明中美关系战略性在大大增强。
（二）国际格局
中美关系走向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格局的变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及其盟国等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综合实力下降，在世界上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受到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国力蒸蒸日上，发展中国家群体地位和影响力正在上升，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推动原有国际制度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
在国际格局变革的推动下，围绕改制和建制的角逐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内容，游戏规则之争成为中美话语权竞争的焦点。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美转制之争。金融危机凸显了现存国际制度的不足，促使国际制度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军备控制机制，以及各种区域和领域性的治理机制需要适应全球环境的变化，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中国则代表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大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围绕一系列全球发展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和角逐。自2009年以来，中美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比如关于创建超越主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的争论，(注：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参阅http://www.gov.cn/gzdt/2009-03/23/content_1266412.htm; Michael Bristow, “China presses G20 reform plans,” BBC News, 24 March, 2009; “Obama Rejects China’s Call for New Global Currency,” AFP, 25 March, 2009.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问题的争论，(注：严荣：《IMF改革的三大主题》，载《学习时报》2010年6月8日，第2版。)关于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G20）转制的争论，(注：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G-20 and Beyond: Towards Effectiv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openhagen, Denmark: Jakob Vestergaard, 2011, pp.5~20.)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争论等，(注：Ralph A. Cossa, Akihiko Tanaka,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CSIS Press, 2007).)核心都涉及转制方案之争。在这场未竟的角逐中，中国如何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转型贡献力量，不仅是国际社会赋予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未来长期和平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是中美建制之争。除了新兴大国群崛起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外，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也是国际格局变革的重要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全球贫困、国际反恐、打击海盗、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事务中，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运动、全球性媒体、跨国宗教团体、持不同政见者、国际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势力等，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活跃，如何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创建更加有效的国际制度，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2009年以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的碳排放标准之争，(注：John Vidal,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Blame Each Other for Failure of Copenhagen Deal,” The Guardian, December 9, 2009; Andrew Revkin, “Views on China’s Role in the Greenhous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2009.)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注：Ansgar Belke, Christian Dreger, and Georg Erber, “Reduction of Global Trade Imbalances: Does China Have to Revalue Its Currency?” Weekly Report, June 2010; David Barboza,“Yuan Hits Milestone Against Dollar,”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8/04/10/business/worldbusiness/10cnd-yuan.html.)在海地、巴基斯坦等地区抗震救灾问题上的危机管理机制，以及在全球反贫困事业、防治艾滋病、开发能源和环保新技术等问题上的方案，以及在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等问题上的争论，都无不显示出中美在建制方面的竞争。中美都高度重视既有游戏规则的改革，也非常重视新游戏规则的制定，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会呈现中美两个版本游戏规则争论引发的纷争。
（三）国际思潮
就国际思潮而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方自由市场发展模式难以一统天下，西方国家不仅在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上陷入了纷争，遭受来自世界范围内反美主义情绪上升的制衡，而且在各自国家内部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复苏乏力和失业居高不下的问题，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和社会抗议运动频发，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受到重视，关于普世价值和特殊模式的争论日益升温。(注：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in Our Time(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目前在全球陷入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基于制度的不同，中美分别代表不同的发展模式，开始了模式之间的对话和竞争。一是中美社会制度的竞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经济领域，此种争论与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健康标准等议题交织在一起；在政治领域，此种争论与民主选举、腐败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在社会文化领域，此种争论与贫困问题、医疗问题、女权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纠结在一起，2010年以来，中美在谷歌事件、北京空气污染指数PM2.5、诺贝尔和平奖、陈光诚事件等问题上的口角折射出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深刻性和长期性。二是中美发展模式的竞争。金融危机以来，围绕“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一直持续，甚至有美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将是发展模式的挑战。(注：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3.)2010年，中美在发展模式上的竞争围绕着“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争论展开。一种看法在极力推动把特殊的美国模式美化为“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发展道路应该向美国看齐；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认为“中国模式”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三是中美科技教育的竞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正在孕育一场大规模的产业革命和智业革命，中美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教育研发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中美角逐的重心正在从实力竞争转移到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上。比如美国在新能源和环保产业上的大规模投入和国际瞩目的“新太空”计划，并大力实施所谓“重新振兴制造业”计划，(注：Jon Hall,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The American Thinker, July 10, 2010; Toby Shute, “How to Get Positioned for America's Reindustrialization,” The Motley Fool, Nov. 30,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fool.com/investing/general/2010/11/30/how-to-get-positioned-for-americas-reindustrializa.aspx.)力图实现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注：〔美〕杰里米·里夫金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则推出的“千人计划”“登月探测计划”、“协同创新计划”和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都把发展重点聚焦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规模吸纳优秀人才上，(注：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来源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wgk/2010-10/18/content_1724848.htm。)中美在科技竞争和人才争夺上较量日趋激烈。
总之，由于国际社会、国际格局和国际思潮变化，为中美关系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作为后危机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各自代表守成战略力量和新兴战略力量，都在积极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中美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实力较量转移到话语竞争上来。
关于话语较量，毛泽东在谈及中苏大论战时曾经幽默地将其称之为“扯皮”，“关于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没有皮扯。世界上那有不扯皮的？”(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4页。)实际上，中美之间的扯皮现象也比比皆是。作为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的两个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美之间就一直没有停止话语上的扯皮。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一系列国际组织，中美同时被卷入错综复杂的全球化体系，缘于两国基本国情迥异、发展落差很大、社会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等诸多差异而产生的话语竞争凸现出来，话语较量上升为决定中美战略全局的重要维度，中美关系在话语权的争夺覆盖了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
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中美双方都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此种变革不仅意味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挑战主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网络黑客和跨国犯罪、传染病扩散和气候变化等。两国也都承认，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两个国家所能解决，合作是化解威胁和挑战的唯一出路。然而，在如何评估各自在全球、地区问题、双边问题的作用方面，中美两国存在着话语差异和竞争。
（一） “美国领导论”对“和谐世界论”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德国、印度对美国的竞争压力，但美国仍然坚持美国领导世界论。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曾多次公开表示，美国只能当“世界第一”，不能当“世界第二”。2010年1月20日，他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宣称，“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不会停止努力。”(注：Barack Obama,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8,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2010年9月，奥巴马在美国—东盟峰会上宣称：“美国做亚洲的领导者。”(注：陶文钊：《从美国东盟峰会看美东亚政策》，《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40期，第96页。Pankaj Jha, US-ASEAN Meet: Resurrecting a US Role? available at: http://www.ipcs.org/article/southeast-asia/us-asean-meet-resurrecting-a-us-role-3254.html.)在中期选举期间，奥巴马在为多个民主党议员候选人助选时宣布，美国只能当第一。在美国看来，即便美国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必须是第一超级大国，整个世界只能建立某种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所谓的两国集团论、伙伴论、中美国论，都不过是将中国编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罢了。
相比之下，中国明确主张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自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期间首次提出“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国际社会要通力合作，不懈努力，建设和谐世界”(注：胡锦涛：《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03年5月28日。)的主张以来，先后在多个场合阐述和谐世界的内涵，并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做了详细的阐释，“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要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显然，和谐世界论和美国领导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谐世界论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平等是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美国领导论则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导地位，国家间关系按照实力原则排序，不平等原则是其首要原则。和谐世界论所追求的是一个民主化的世界，美国领导论所谋求的是美国霸权的世界。
（二） 战略话语：“中美遏触论”对“中美协调论”
在对华战略上，美国战略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较为温和的观点主张实行“中美接触论”，提出中美双方要通过“战略再保证”，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国家安全、外交、政治、经济和贸易等方方面面打交道，避免在各项政策上激怒中国，主张对话采取安抚、妥协的政策，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断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注：James B.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9.)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强调对中国的崛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和高调立场，毫不犹豫地确立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权，中国必须在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反恐、防扩等全球事务和伊朗问题、朝鲜问题等地区事务上配合美国，批评奥巴马对华政策而不够强硬，应该实施对华强硬的抑制政策。(注：Bill Gertz, “China Policy Fight”,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21, 2010.)具体来说，寻求美国绝对力量优势，在夯实自身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优势的基础上，以巩固与盟国的同盟关系基轴，争取与各大战略力量比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等建立伙伴关系，进而对全球事务和地区热点实施美国领导下的多边机构治理。
同样，在中国战略界也存在着对美战略的争论，多数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战略互疑”，中美构建战略互信难度极大。针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强硬的一派强调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退步，反对美国对华实施所谓“C型包围”，必要的时候需要向美国“显示肌肉”。(注：戴旭著：《C 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较为温和的一派则强调中国仍需韬光养晦，中美“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遏制好”、作“伙伴比对手好”，要不急不躁地处理中美关系。(注：杨洁勉：《警惕误判与偏执冲击中美关系大局》，《人民日报》2010年8月12日。)
与学界的热烈战略讨论相比，中国政府对处理中美关系的主流战略话语是“中美协调论”。2010 年5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美要加强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认为中美协调机制是多样的，前提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注：胡锦涛：《努力推动建设２１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人民日报》2010年5月25日。)即便是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黄海军演、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朝韩炮击问题上，中国依然采取中美协调的立场。特别是在朝韩炮击后，中国依然为此进行积极努力，倡议召开六方会谈团长会议，杨洁篪外长和希拉里国务卿、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开展“电话外交”，为稳定地区局势进行积极协调。此外，尽管中国强调加强中美在一系列问题领域中的协调，但明确反对美国提出的“两国集团”的倡议，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美国打中国牌，主张多边问题与中美双边关系问题脱钩，独立自主地做出自己的立场和选择。中美在协调论、接触论、遏制论等话语上的竞争还将持续下去。
（三）机制话语：“民主同盟论”对 “制度公正论”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投资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冲击波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等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关注，以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新格局。特别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大国群迅速崛起，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推动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众多既定的国际经济体系转型，七十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气候变化大会、各种合作论坛等在全球发展问题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改制和创制问题成为中美关系话语权竞争的一个核心问题。
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在国际制度改革上更强调发达国家的立场，特别是强调美国领导权。近年来，美国智库、政府机构已经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新设想，比如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提出的自由主义色彩很强的“民主国家联盟”设想、(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eds.,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7, 2006.)新保守主义者提出的“新帝国”的设想。(注：2001年，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发起了“民主联盟项目”，该项目是一个利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多边机构平台，致力于在国际范围内提升民主和人权状况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推动民主国家联盟建设，监督各国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外交政策，倡导组建民主国家组成的“民主国家联盟”。网络资源参见：http://www.demcoalition.org/2005_html/home.html。)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在国际制度改革上倾向于如何继续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推进改革，提出了塑造基于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和共同价值的制度安排，侧重巩固共享价值和共享利益的同盟关系，加强美国主导下的多边治理。(注：赵可金：《后危机时期的大国关系集中为话语权的竞争》，《学习时报》，2010年12月27日第2版。)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美国试图弱化联合国的地位，将联合国改革作为战略调整的工具，拉拢和美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类似的国家，比如公开表示支持日本、印度入常，借机捆绑国家利益。(注：傅干：《中国、美国与联合国改革：一项比较研究》，《理论界》2012年第5期；“奥巴马挺印‘入常’ 醉翁之意？”，新华网，2010年11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1/10/c_12756259.htm.)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改革问题上，美国尽管表态支持改革，但更倾向于迫使欧洲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国家让出投票权，不愿意放弃对现有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注：参见王元龙：《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在地区机制问题上，美国加强在亚洲地区多边机构的参与，积极寻求加入东亚峰会，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把东盟视作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支持日本在亚太经合作组织发挥前倾性领导作用，与日本合作将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论坛，促进共享、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美国还积极参与所谓“少边机构”（mini-laterals），参与“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拉拢太平洋岛国集团。(注：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No.189. p.58.)不难看出，美国在国际制度改革上仍然寻求重建美国的领导力，不肯放弃国际话语权。
相比之下，中国倡导制度公正论，积极推进国际制度改革，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联合国改革上，中国一如既往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安理会改革、秘书长人选等议题始终强调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权。(注：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9月出席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65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http://www.un.org/zh/focus/wen/index.shtml，2013年1月10日登入。)在二十国框架内，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改革，为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严重低估、代表性不足的局面，中国强调增强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众多国际场合明确表达了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主张。(注：参见《胡锦涛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08年11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16/content_10364070.htm.；“金砖国家提振G20峰会”，新华网，2012年6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6/20/c_123311649.htm；《温家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新华网，2009年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1/29/content_10731455.htm；《温家宝在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演讲》(全文)，新华网，2009年4月18日，http://www.hq.xinhuanet.com/focus/2009-04/18/content_16292111_1.htm。)在地区机制问题上，中国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欢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加入东亚峰会，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建设。在朝鲜半岛、钓鱼岛、南中国海等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静，始终坚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竭尽全力防止局势紧张和升级。(注：《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人民网，2012年1月8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19475/16822446.html。)可见，中国代表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大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强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争取话语权。
（四） 价值话语：“普世价值论”对“中国特色论”
中美在话语竞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关于价值观的争论。中美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种差异会时不时浮到中美关系中，成为中美话语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2010年以来，中美两国在谷歌事件、气候变化、诺贝尔和平奖等问题上明显存在着争论。
美国坚持普世价值论。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美国认为自己所恪守的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美国模式优于其他一切模式，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将万流归一。(注：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候，仍然不忘向中国青年进行推销所谓“普世权利”。2010年11月10日，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大学讲堂演讲时，继续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认为“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携手并进的关系——某些价值观是普世皆准的。没有自由的繁荣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而已。因为有些理想是人类所共有的——有自由了解你们的领导人是否对你们负责……有机会接受教育并能有尊严地工作；有信奉宗教的自由……这些都是必须在世界各地得到遵守的普世价值观。”(注：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in Jakarta, Indonesia, November 10,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0/11/10/remarks-president-university-indonesia-jakarta-indonesia.)英国广播公司驻雅加达记者就评论称，“这是在对中国进行不那么隐讳的抨击”。 (注：吴庆才：《奥巴马为什么最近总是“中国”不离口》，新华国际，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11/)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并不反对接受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观，但绝不接受将其作为“普世价值”和“抽象权利”，尤其是难以接受西方赋予这些范畴的个体主义至上的内容。中国会坚持对这些范畴放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赋予其具体的内容，比如人权被赋予具体的人权和特定的人权内容，不会接受适用于一切人的抽象人权；中国反对将自由绝对化，强调任何自由都必须以法律为界限；中国会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会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中国尤其反对美国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注：新华资料：《中国政府对美政策-人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7-03/20/content_5869655_7.htm，2013年1月10日登入。)2010年7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10年《促进自由与民主报告》，指责中国民主、人权状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7月12日表示，我们奉劝美方多关注自己国内存在的问题，停止借口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美方有关报告无视事实，对中国人权、自由、民主状况妄加指责，中方坚决反对。(注：秦刚：《奉劝美方停止借口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新社北京2010年7月12日电。)
然而，中国对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具体化理解是美国社会难以接受的，美国恪守“普世价值”的个体主义至上信念，坚持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应该共享对“普世价值”的普遍化理解，不能接受对“普世价值”的具体化解释，将集体主义至上的价值观贬斥为“暴政”、“专制”和“独裁”，甚至从“宗教救赎”的“传教士情结”出发不惜代价地发难，主动围绕一些价值观议题展开批评和指责，给中美关系造成矛盾和麻烦。事实上，美国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背后，不仅仅是话语权的竞争，还隐藏着美国对利益寻求的考虑。在2010年5月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奥巴马公开声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注：http://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and-Remarks/2010/05?page=3)显然，推销普世价值仅仅是手段，目的是为了美国获取更大的利益。
目前，在当前中美话语权竞争上，中国话语权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弱势”。(注：张志洲：《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当代世界》2012年第7期。)全球化时代，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物质实力、制度机制和意识形态的优势，几乎垄断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中的话语权。长期以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下，中国话语体系长期存在“被定位”的问题，形形色色误读中国的言论流行于世，整个世界对中国缺乏清晰而准确的定位。(注：杨锐：《谁在误读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全面加入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西方话语主导下的国际游戏规则，且在很多问题上采取“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的方针，(注：《吴建民讲述中国外交60年：韬光养晦仍要管100年》，新华网，2009年6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01/content_11464495.htm。)不能有效地主动把一些问题讲清楚，在中美话语竞争中存在“失语”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战略议程失语。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外交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即否定性战略思维。在此种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面对美国时习惯性地只是考虑“美国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美国做什么”。(注：王缉思：《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页。)比如，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不要干涉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不要搞贸易摩擦，不要挑起人民币汇率的争端，不要在朝核问题上捣乱，不要在黄海军演，不要插手南海问题，等等。相比之下，美国对华战略的习惯性思维是“要求中国做什么”。比如美国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配合美国，要求中国在“天安舰”问题和美国站在一起向朝鲜施压，要求中国在治理金融危机和刺激全球经济复苏上“对表”，要求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等等。在中美关系的博弈中，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想要的东西很明确，一旦拿不到就会施压甚至耍赖。在目前中美力量对比结构下，面对美国的大棒政策和耍赖行径，中国又无可奈何，到头来美国要做的事情中国无法阻挡。相反，对于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做的事情，美国为了能够从中国拿到好处可以暂时不做，或者假装许诺不做，一旦好处拿到了，美国最终还是会继续做。
在依靠发展服务外交，将中国经济发展优势转化战略优势方面，中国做得相对不够，导致在对美外交上出现了“战略议程失语”的问题。专注于国内事务的战略思维对保护中国国土内的利益是有效的，有力地维护和巩固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但对于保护海外利益、海洋利益、太空利益和网络利益就捉襟见肘了。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互动加快，要求中国外交要主动融入国际体系、主动规划战略议程、主动参与战略讨论，把捍卫海外战略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国国家利益格局的变化，要求中国站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中美战略关系的未来，既要维护中美关系现有利益格局的稳定，又要主动布局谋势，更好地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海洋利益、海外利益、太空利益和网络利益。为此，中国需要主动规划战略议程，换位思考“要求美国做什么”，或者思考一下“美国不要什么”或者“美国不想看到什么”。事实上，美国对华外交的实用主义和逐利思维非常明确，只要坚持原则、掌握尺度、拿捏分寸、注意火候，美国还是能够接受中国提出的战略议程的。特别是当下面对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中国也需要主动进行战略筹划，增强亚太地区秩序安排的话语权。因此，在中美关系步入新的阶段之后，作为具有国际战略影响的大国，中国应该逐步确立逆向性思维，与美国见招拆招，逐步寻求赢得在某一些问题上的战略上主动权，不断提升战略话语权。
二是战略目标失语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目标长期是明确而稳定的，那就是巩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拓展美国价值观主导的国际秩序。(注：赵可金：《对美外交谨防失语倾向》，《东方早报》，2010年12月15日，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0/12/15/548018.shtml。)从克林顿确立的参与和拓展战略到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一直到奥巴马出台的基于安全、繁荣、价值和国际秩序的战略，美国对外战略目标是清晰的。在此框架内，只要中国崛起不冲击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美国价值观的世界主导地位，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支和平、繁荣和强大力量的崛起。(注：2010年5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该报告承认美国实力的局限性,扩大了外交接触范围,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表达了实现“责任分担”的强烈意向。新战略以安全、繁荣、价值观与国际秩序为四大支柱，全文见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相关评述参见陈积敏：《美国领导：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4期。)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是具体策略和战术，时而采取接触、对话和协商的策略，时而采取施压、对抗和强硬的策略，一切服从和服务于美国清晰的战略目标。
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战略目标也是清晰的，即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但中国对美外交长于战术而失于战略。在具体策略和战术问题上，中国敢斗愿和，斗而不破，十分灵活，在争取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办北京奥运会、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中国在对美战略关注的重心是国家发展目标，而非国际战略目标，重视经济收益，轻视战略利益，重视国家利益，轻视战略信誉，重视战略合作，轻视战略竞争。因此，中国对美外交看上去缺乏可操作的明确战略目标和协调一致的战略规划。比如增持美国联邦政府债券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间存在着何种内在联系？在美国对台军售、会见达赖、人民币升值、黄海军演、南海岛屿及其附属岛屿争端等问题上对美强硬究竟是为了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还是为了显示中国的战略信誉？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双边问题和地区、全球多边问题复杂交织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外交所追求的根本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即便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要向美国“显示肌肉”，也应清楚此种行为的战略目标和意义何在。从2010年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来看，各部门行动自相矛盾，甚至在同一问题上，有的部门在姿态上锋芒毕露，有的部门态度温和，还有的部门则完全采取一种积极对话和合作的立场。此种自相矛盾的对美外交姿态引发了外界对中国认知的混乱，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力造成了不应有的损耗。
事实上，中国对美战略目标的混乱来自于冷战后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一方针在战略目标上是模糊的，仅仅强调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埋头国内经济建设，在外交上恪守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注：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是一种故意的战略模糊。这一战略模糊在中国不受世界关注的情况下是非常高明的。然而，随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第二世界经济大国，中国一言一行饱受世界关注，特别是中国国内现代化建设在能源资源、气候变化、市场空间、汇率制度、游戏规则等领域对国际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继续专心国内事务而对国际事务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就会令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被动。即使中国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低调姿态，也难以遮蔽中国外交的光芒了。在战略全局上，中国已经从“战略机遇期”提前进入了“战略选择期”，(注：赵可金：《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和调整》，人民网，2010年8月3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583015.html。)中国需要转变战略模糊的方针，实行与作为新兴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战略清晰方针，在一系列战略问题清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逐步确立地位和身份改变后的战略布局，以适应其国际地位结构转换的新现实，在中美外交中赢得符合战略目标要求的主动。
三是游戏规则失语
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美国善于利用其在国际游戏规则中的主导地位谋求国家利益，无论在多边舞台上还是在双边关系中，均是如此。比如在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美国利用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影响力向中国漫天要价，不断层层设置障碍，在“特保”、“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问题上频频挑起争端，作为对华外交讨价还价的筹码。(注：俞燕宁：《贸易救济案件中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基于中美双反案和中欧紧固件案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5期。 )在二十国峰会、气候变化峰会、核安全峰会等多边框架内，美国借助其主导地位，或者采取拉拢盟友的方法设置不利于中国的议题，或者暗中支持一些国家“空降提案”，或者将多边外交议题和双边关系捆绑以多边外交为由在双边外交中套利，等等。所有这些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无非是打游戏规则牌，试图用美国主导的游戏规则捆绑中国外交，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尽管此种行为在道义上并不光彩，但也的确不违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一个国家外交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相比之下，无论在双边外交中还是在多边外交中，中国在有效地运用游戏规则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还很稚嫩，不仅在改变游戏规则方面杯水车薪，而且在利用现有游戏规则提升外交影响力方面也进展不大。2009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对现有国际经济机制缺陷热烈讨论的有利时机下，中国尽管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投票权从3.65%升至6.07%，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实际上并未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权依然牢牢掌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注：颜海燕：《IMF份额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主权》，《特区经济》2011年第5期；宗伟、王金强：《权力结构变迁下的IMF改革：基于制度改革的分析路径》，《亚太经济》，2012年第1期；李优坤《IMF总裁之争“旧秩序”注定是赢家》，《特区经济》2012年第2期。)在东亚峰会和其他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美国高调加入东亚合作机制，并将东亚合作实施“转基因改造”，将东亚合作的果实转化为更大范围的亚太合作机制。在东亚峰会问题上，尽管中国欢迎美国和俄罗斯参与，但对美国参与后的战略准备明显不足。(注：约瑟夫·奈：《奥巴马转向太平洋》，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12月7日。陶文钊：《从美国东盟峰会看美东亚政策》，《瞭望》2010年第2期；张铁根：《东亚峰会吸收美俄参加及其影响》，《亚非纵横》2010年第5期；王光厚：《美国与东亚峰会》，《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此外，在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东亚国家前期历经千辛万苦组建的中日韩首脑峰会机制、中国-东盟自贸区机制等地区合作的果实弄得一片狼藉。除了美国实力因素之外，在运筹游戏规则方面的外交能力的确令人侧目。
面对美国驾轻就熟的规则实力，以国防大学的杨毅将军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喊出了“美国不改弦，中美军事关系难更张”的口号，美国不改弦更张，中美关系难以维持稳定，甚至提出要“为中美关系立规矩”。(注：杨毅：《美国不改弦，中美军事关系难更张》，新华网，2010年7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7/09/content_13832144.htm。)此种主张尽管看到了中美关系的症结和要害所在，但问题是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说“不”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图和迹象。美国政治主流并未承认美国实力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认西方在国际道义、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宣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形象得到改善。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由此决定，中美关系改弦更张和重立规矩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将不仅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更取决于中国在游戏规则方面外交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四是形象传播失语
冷战结束以来的20年时间内，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很多美国人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对中国抱有深深的偏见。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红色中国”，一个不信仰宗教的“无神论”国家，甚至在某些媒体的鼓噪下，中国成为一个“压迫宗教自由”的“专政国家”，一个“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家，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威胁”，(注：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丹尼尔·伯斯坦、阿恩·德凯基泽著，孙英春译：《巨龙：商业、经济和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未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各种猜忌中国、抹黑中国和批判中国的声音在美国大有市场，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独断论”等论调流行于世，甚至有学者批评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注：楼春豪：《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Thomas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60~65.)不管怎样，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定位始终无法反映一个真实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它构成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严峻挑战。
诚然，由于美国对于中国的误解由来已久，想要改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特别是需要大力推进国内改革，在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社会治理等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而，中国对美传播不仅存在着美国强大传媒体系的限制和干扰，也缺乏系统完善的有效形象传播战略体系。近年来，尽管中国在加强对美传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加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设孔子学院、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推动中美媒体交流与合作，举办“中国文化美国行”和“中国文化节”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民间交流活动等，然而，仍然过于依赖于官方努力，缺乏对大量民间社会交流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使用，各部门间也缺乏统一协调，难以成为化解中国形象难题的统一性力量。外交、外宣、外经贸等各个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成为制约中国改善国际形象的一个因素。
此外，在改善中国形象问题上，还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现在很多的语言还停留在很早的阶段，过于情绪化，例如“别有用心”“罪恶行径”“鼓吹”“炮制”“不能得逞”等等，比较生硬。国内网民听起来很有力度，但是效果往往不好甚至适得其反，给人一种话语体系不成熟的印象。要改变夸大成就回避问题，用宣传的方式回避问题等方法。还要注意转变话语体系，减少情绪化语言的使用。现在中国发展很快，话语却跟不上。要努力树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我们越是处于舆论中心，批评中国的声音会越多。因此。要学会坦然面对，要有大国胸怀，特别是要确立一整套协调配合的形象传播战略，尽快改变对美外交中形象失语的情况。
当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不可逆转地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中美关系表现为第一大国与第二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社会背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思潮的急剧变化，使得话语权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秩序、双边关系、多边机制和社会价值等领域存在话语分歧。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在全球话语结构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在与美国的话语竞争中面临结构性劣势，甚至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失语的问题。
中国在话语权竞争上的劣势和失语问题，既受制于中美实力对比和国际话语结构，也受制于中国话语战略的模糊和滞后。中国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方针塑造了中国外交不当头、不扛旗、不争论的防御话语偏好，当中国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国内现代化建设和做好自己事情的时候，在外交战略上就很难产生强有力的话语偏好。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奉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大力推进原有话语体系的改革，广泛参与全球化体系，导致原有的话语体系无时无刻不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猛烈冲击，短时期内难以确立新话语事实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更重视实用性的策略思维，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不愿意将对美战略清晰化，导致在一系列战略问题上存在着失语倾向。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力受到削弱。美国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希望中国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提出新话语，承担更多新责任。因此，适应中美关系话语权竞争的要求，中国对美外交需要重视话语权问题，重视把话语权作为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通过明晰战略目标、设置战略议程、创新游戏规则、开展公共外交等渠道夯实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提升中国发展经验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实施话语权战略的开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新型大国关系”为统领，在对美战略目标、战略议程、游戏规则和社会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上制定配套措施，切实提升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话语权。
赵可金：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