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

“权力与规则并非敌人”

——《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注：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本书的中文版由笔者翻译，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读后

赵明昊　　　

　　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未来命运向来是学界争论的重大议题之一。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霸权之后》(注：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到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单极时刻》，(注：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1990/1991).) 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9).) 到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注定领导世界》，(注：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从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后美国世界》(注：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08).) 到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巨人》，(注：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这一争论从未停息。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以来，这种争论似乎变得更加激烈，及至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时代已然终结”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注：Stephen M. 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 Michael Mandelbaum, The Frugal Superpowe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a Cash-Strapped Er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 还有人超越了对美国首要地位（primacy）的关注而提出，世界政治的转型不仅仅是权力分配的变化，有关全球秩序的思想、原则和规范也在发生变化，而中国则构成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大挑战。(注： Trine Flockhart and Li Xing, “Riding the Tiger: China’s Rise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DIIS Policy Brief, December 2010,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Paul D. Miller, “Five Pillars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 54, No. 5, October/November 2012, pp.8～10.)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在2011年5月出版的《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一书，阐述了他对战后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看法。他认为，虽然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发生了变化，它与外部世界订立的“霸权契约”（hegemonic bargains）也面临再谈判的问题，但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特性、基本规则和原则安然无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未遇到竞争对手。恰恰相反，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以及各国经济和安全相互依赖度的增强，为这一秩序造就了新的拥护者。

一

　　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特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领导构建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liberal hegemonic order）的内在逻辑、变化特征和未来命运。按照伊肯伯里相对简约的定义，国际秩序是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和程式化的安排，而世界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得以确立，即制衡（balance，如18世纪的欧洲）、统制（command，如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赢得同意（consent，如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及欧盟）。在过去200年中，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构建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的国际秩序。而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其无可匹敌的实力地位，围绕着多边机制、同盟、特殊关系等，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为基石，推动建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特殊型态——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体现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规则和权力的融合。

　　《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一书共有八章，除导言和结论外，第二章至第四章为理论探讨部分，第五章到第七章为实证阐释部分。为帮助人们理解战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逻辑和特性，伊肯伯里首先梳理了历史上不同类型的世界政治秩序，并着重对不同的等级性秩序，即帝国主义等级性秩序和自由主义等级性秩序做出了区分。伊肯伯里提出，自由主义等级性秩序需要主导国按照协商而得的（agreed-upon）、制度化的克制与承诺来运用权力。第三章和第四章探讨了主导国在全球体系中如何进行支配（rule）的问题。伊肯伯里阐述了主导国的两大支配模式，即“以规则支配”（rule through rules，如美欧关系）和“以关系支配”（rule through relationship，如美国在东亚建立的毂辐体系(注：毂辐（hub-and-spoke）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为辐条的同盟体系样式。正如维克多·车（Victor D.Cha）所言，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为“建立一种非对称的同盟，从而对较小的盟友的行为进行最大程度的控制”。关于这一论述，可参见：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3 (Winter 2009/2010)。关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实施不同的秩序构建战略，可参见：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Galia Press-Barnathan, Organizing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前者强调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多边承诺，后者则是指按照主-从关系来构建秩序。伊肯伯里认为，单极条件往往会诱使主导国选择以关系支配的模式，但随着单极权力的衰落，主导国将更多地依赖多边规则和制度。

　　第五章以清晰的历史脉络和理论逻辑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如何推动建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伊肯伯里指出，美国领导人在战后本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一种更具普世性的全球秩序，但由于冷战的出现，这种秩序构建只能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内部展开并以美国为中心，而且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苏联威胁，美国最终在东亚建立了一种具有附庸关系性质的同盟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将联合国所体现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北约及东亚同盟关系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美国成为了“自由主义利维坦”，“受他国邀请而进行领导”，并且反过来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为他国提供了“服务”。伊肯伯里提出，从提供安全、创造财富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这一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秩序；在冷战终结之后，这一秩序从西方国家之间的“内部秩序”成功扩展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外部秩序”。

　　但在冷战结束后的近20年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危机。伊肯伯里关注的是全球体系的长期性变化：一方面，美国虽以单极力量的面目出现，但其霸权权力的正当性因苏联威胁的消失而逐渐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基石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主权规范受到侵蚀，对别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和“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小布什政府曾试图在单极条件下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新秩序，其对外战略被视为以改造世界为目标、以单边黩武为特征的“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伊肯伯里着重分析了“布什主义”缘何最终失败，指出美国企图以单边主义挣脱其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徒劳无益。当然，其他非西方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另一重要因素。但是伊肯伯里认为，这一秩序遭遇的危机实际上是“权威危机”（crisis of authority），是秩序内的权利和权威重新分配与秩序治理方式需要重新调整的危机，是该秩序在战后得以成功建立并得到巩固和拓展所带来的结果；虽然美国作为该秩序中的霸权力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深层逻辑，即开放性和以规则为基础，却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接受，这一秩序实际上“易于加入、难以推翻”。

　　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发展，伊肯伯里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被重新协商并得以存续；二是出现一种后霸权自由主义秩序，美国扮演起普通角色；三是自由主义秩序全面衰败，世界政治陷入非开放和不以规则为基础的状态。他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命运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让渡自身权威并接受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意愿；二是美国利用安全和军事实力与其他国家达成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契约的能力；三是中国和印度这类非西方崛起国家是否会继续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本书的最后，伊肯伯里就美国如何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引领该秩序的转型给出了建议：美国需要让渡一些在霸权时代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需要继续倡导那些能发挥实际作用且深具共识基础的规则和制度，要选择“以规则支配”的方式, 并在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之中，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和衰落国家、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分享权威。伊肯伯里相信，如果美国足够聪明并正确地打出外交政策牌，未来几十年中，美国仍将是一个由开放市场、民主社群、合作安全及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构成的世界的中心。

二

　　伊肯伯里关于国际秩序问题的另一本著作是2001年出版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注：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通过对1815年、1919年和1945年三次国际秩序重大变迁的深入探析，他回答了赢得大战胜利的国家如何运用新近获得的权力这一问题。他的核心看法是，这些国家倾向于采取制度化举措约束自身权力的施展，以赢得较弱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默许，从而“锁定”其在大战中获得的有利地位。伊肯伯里的分析路径和观点体现了其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的折衷态度，他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针对的是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者的困惑，即为何强国会同意将自己纳入国际制度之中或接受其约束。但同时，他又突出强调了国内民主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宪政性之间的深刻关联。这表明，他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仍是自由主义的，他是威尔逊主义的忠实信徒。这种理论选择上的折衷态度和开放性也自然延续到《自由利维坦》一书之中，伊肯伯里在前言中称此书可被视为《大战胜利之后》的姊妹篇，意在强调他对国际秩序问题一以贯之的学术兴趣和理论取向。

　　可以说，《自由利维坦》一书所要申明的核心思想是：权力和规则并不是敌人，它们可以成为朋友，两者在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过程中缺一不可；只有在一个由规则构成的体系中得以运用，权力才是最持久和最具正当性的；而规则也只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并受到相应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时，才是最持久和最具正当性的。这本著作带给我们的启发还在于，它强调“当前的国际秩序并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西方的”，这一秩序继承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诸多原则，解决了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建立稳定的国家间关系的“霍布斯难题”，同时又通过维护开放性和坚持以规则为基础促使国家能够利用“洛克的机会”进行合作。既然这一秩序并不完全属于美国和西方，那么，未来世界政治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就并不必然局限于西方/非西方这种二元结构之间，会比关于西方与非西方的刻板分野更加复杂。伊肯伯里关于崛起大国并不必然推翻这一秩序的观点也大致符合经验性认识：一是因为这些国家从加入这一秩序中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二是没有可以完全替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能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备选方案；三是崛起国家需要通过对自己进行某种程度的制度性约束以阻止或缓和外部施加的各种制衡。这本书使我们对崛起国家和既有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但是，伊肯伯里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理论及论证过程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他对帝国主义等级性秩序和自由主义等级性秩序（即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或者说帝国和霸权的区分依然不够明确。早在1953年，英国学者约翰·加拉格（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就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指出英国通过一种“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方式实施统治，它在英帝国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并培植和利用当地精英作为代理人管理殖民地，尽可能少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注：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6, No.1, 1953；如加里·贝斯（Gary Bass）在其关于19世纪英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中所言，“在英国不断增强的自由主义和英帝国的粗暴集权主义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断层”，参见：Gary Bass, Freedom’s Battle: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p.343~344。) 那么，美国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为这种“非正式帝国”？如果说帝国要依靠武力的话，那霸权也是如此，“自由主义”和“利维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关系，霸权在本质上并非民主的和自由的。(注： 关于美国“帝国”性质的讨论，参见：Michael Cox, “Empire in Denial? Debating U.S. Power,” Security Dialogue, Vol. 35, No. 2, 2004; Michael Cox, “The Empire’s Back in Town Or America’s Imperial Temptation Again,” Millennium, Vol.32, No. 1, 2003。) 此外，伊肯伯里总是从威尔逊那里为自由国际主义溯源，但应当承认，威尔逊时期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如今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者所抱有的思想还是具有显著差异的——前者强调的是以真正的法治为基础，通过大国平等合作共同保障和平，而后者支持的则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中心且更具等级性的国际体系。(注： Thomas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Lloyd E. Ambrosius, Wilsonianism: Woodrow Wilson and His Legacy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2002); John Milton Cooper, Breaking the Heart of the Wor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ight 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牛津大学教授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借用"朝贡体系"理论框架考察了美国及其盟国体系，参见：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 No.1, 2013。)

　　其次，伊肯伯里对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过分美化之嫌。自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创设之初，权力而非规则就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联合国体现的是“大国共管”，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安理会显然不能说完全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过程则鲜明地体现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从布雷顿森林协议得到全面执行的1958年，到1965年戴高乐政府推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一体系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此外，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单极的迷恋使欧洲感到担忧，欧盟决定在美国和北约之外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从而在自己的领地内维持秩序。欧洲国家还对美国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状况的消极发展趋势做出了回应，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好和支持美元。此外，伊肯伯里认为冷战后西方的“内部秩序”拓展为世界的“外部秩序”，但这一拓展充其量也只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则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一秩序称为自由主义秩序。

　　第三，伊肯伯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以规则支配”到底是形式和手段，还是实质和目的？他在书中提出，“秩序内部的政治权威来自于法律-宪政基础而非权势。”他还称，秩序内的合作并不会使华盛顿放弃政策的自主性，因为合作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根据美国的方式来行事，“美国的国内规则和规定会成为世界的规则和规定”。这不禁让人想到，即便美国遵守国际规则，也不过是走形式而已，难道小布什政府当初如果不绕开联合国而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值得赞许的吗？而事实是，小布什政府的确曾努力寻求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看，美国历任总统几乎从不根据什么自由主义原则或国际规则来处理安全事务，他们坚持美国“例外主义”，从不认为在维护美国安全方面应受到国际机制或协定的限制，无论是发动越南战争，还是科索沃战争，抑或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更不消说美国自战后至今一直开展的“隐蔽性行动”（covert actions）。(注：Sarah-Jane Corke, U.S. Covert Operations and Cold War Strategy: Truman, Secret Warfare, and the CIA, 1945~1953(London: Routledge, 2008); Bruce D. Berkowitz and Allen E. Goodman, “The Logic of Covert Ac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8. 近年，小布什和奥巴马曾分别授权对伊朗和利比亚实施“隐蔽性行动”。)

　　第四，伊肯伯里虽然提出了权威重新分配的问题，但并没有触及如何分配才能既满足崛起大国的需要又维护美国的首要地位的问题。他一方面承认美国将在未来的自由主义秩序中扮演一个较之前不那么具有中心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呼吁美国推动重建全球体系，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客观而言，既有国际秩序的危机不仅是“权威危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功能危机”和“正当性危机”。(注：“功能危机”是指多边主义合作越发难以实现，且其效用变得非常有限；“正当性危机”是指西方国家的很多外交政策并未有利于建设更加安全和公正的世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成为非正当行动的借口，比如西方国家只谈“保护的责任”，却不注重“负责任的保护”、“保护中的责任”。Marjo Koivosto and Time Dunne, “Crisis, What Crisis? Liberal Order Building and World Order Conventions,” Millennium, Vol.38, No.3, 2010; 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显然，多极化发展并不会自然使世界进入一个多边主义的时代，新兴国家对美国和西方的全球统治地位的不满在日益上升，在贸易、金融、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它们希望修改规则。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并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全球制度中的特权。比如，国际能源机构的投票权是根据1974年各国在全球石油消耗总量中的比例确定的，这一机构至今仍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能源消耗大国、俄罗斯这类重要的能源供应国排除在外。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但这顶多算是“修法”，而非重新“制宪”。(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7页。)最终影响新兴国家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美国内部，为新兴国家创造一定空间，需要美国政府在心理上做出调整。在这一问题上，美国面对的真正挑战或如1960年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英国的批评：“英国已经失去了帝国地位，但却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角色。”

　　赵明昊：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