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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 研讨会综述

仇朝兵

　　2012年11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外交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等单位的近30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下述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一、关于“公共外交”的界定

　　 与会者首先就“公共外交”的界定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提出，公共外交有别于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公民外交是社会行为，但可能会配合政府的外交。公共外交是政府行为，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是塑造国家形象、扩散软实力和加强沟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张平先生指出，美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比较窄，包括“传播”和“交流”两部分，强调以政府为主体，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注重对外交流。中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比较宽泛，参与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和民间组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韩召颖教授强调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作为辅助性手段，其作用是长效的、间接的，起关键性或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家的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

　　二、美国公共外交的性质、特点与效果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且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指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以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如果国内问题重重，其公共外交也难以达致好的效果。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外交，经常是朝野同心一起开展活动，政府在社会力量的背后扮演着推手的角色。另外，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大公司为实现其某些利益或使命，也乐于开展公共外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赵可金副教授指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执行工具，讲求硬功夫而非软实力，具有胁迫性，善于将公共外交植入美国智库、大学、公司、宗教组织的各项活动中。

　　与会者探讨了当前美国公共外交面临的问题。陶文钊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外交政策是否正确。错误的外交政策会限制公共外交的作用。他以奥巴马总统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为例：尽管奥巴马在演讲中表达了美国试图与穆斯林世界改善关系的愿望，但由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误，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态度并未因此而发生积极的转变。赵可金副教授认为，以下因素影响了美国公共外交的效果：第一，公共外交和外交由不同人群分管，彼此间存在竞争和冲突；第二，美国人有传教士心态，总想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第三，美国人内心潜藏着种族主义；第四，1998年美国新闻署并入国务院之后，其公共外交进入“管办合一”时期。

　　三、中国公共外交的新气象

　　与会者畅谈了中国公共外交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外交部新闻司鲁世巍参赞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他指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我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多种手段和资源，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开展公共外交的意识也普遍提高。他介绍了外交部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为领导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服务和设计；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与学者进行交流；在国内外进行舆论引导；以“外交小灵通”等形式开展网络公共外交；重视机制建设，加强部内、部际合作与协调，等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薇薇指出，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在2012年有所改善，外国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报道和研究更加理性，口吻更加平和，这是中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宣传和解释自己的结果。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处处长段军介绍了对外友协在开展民间友好工作、为中国外交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对其工作特点进行了总结，包括：第一，以情动人，注重感情的培育与积累；第二，以理服人，通过深入交往展现中国人的通情达理，有理有据地巧妙应对来自外方的不友好的攻击；第三，用事实说话，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国家汉办规划处处长樊钉介绍了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孔子学院仅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在许多国家布点的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孔子学院采取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模式，从语言教学入手，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重点开展民间交往工作。南开大学的韩召颖教授认为，通过开展广泛的活动，孔子学院为打造中国外交的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傅由教授也肯定了孔子学院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对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

　　四、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问题与机遇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主要面临以下困难：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对其他国家的民众吸引力不够大；国内百姓尚未做好承担国际责任的准备。第二，中国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基因不同，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理解。第三，与政府相比，中国的社会力量相对比较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吴白乙研究员认为，人类进步推动了精英政治向草根政治的转变，导致中国外交越来越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和影响。信息化改变了外交决策的环境，“一对一”式讨论或交涉的力度和效果已不比从前，因此，应更多地关注国内公共关系。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利用公共外交新载体方面比较落后，没有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汇集成有效的公共交流的语言，中美在公共外交方面的竞争明显不对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莉丽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整体上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部门间协调、公共外交战略、媒介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比较薄弱，不足以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思想支持。赵可金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说得多，做得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口号式公共外交”；第二，过分依赖软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对当代资源开发不够；第三，过于重视上层和精英路线；第四，存在“灯下黑”现象，国内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妨碍了公共外交的成效。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也有其优势。鲁世巍参赞指出，尽管目前公共外交的基本格局是“西强我弱”，但展望未来，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本身有其独特之处，总结的好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底子深厚，思想资源“矿产”丰富，应以平常心恰当地展示文化自信。他认为学者有责任在上述两方面挖掘公共外交的资源，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赢得话语权。

　　五、中国应如何开展公共外交

　　对于中国应如何开展公共外交，与会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张平先生指出，在外交上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战略机遇期，需要从国家和政府层面上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认真规划，打造立体的公共外交战略。在国家战略层面上，需要加强机制上的统筹协调，收缩战线，集中资源，确立重点，对中国对外传达的信息和展示的形象，要有理性和长远的考虑。

　　针对中美之间在公共外交方面存在的竞争不对称，吴白乙研究员提出，中国需要重视网络，打赢网络宣传战，同时选择“对象下沉”，面向外国普通民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还需要在政策框架内推出主打的价值观，抗衡美国强调的普世价值观。王莉丽认为，对美开展公共外交要明确美国公众舆论的构成要素，确立以美国智库为中心的精英舆论影响机制，把美国智库作为突破点，在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美国智库来影响美国政府、公众、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针对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际话语权困境问题，张薇薇副研究员提出，开展公共外交要充分注意中外文化差异，在中外交往中要敢于争辩和直接回应，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清华大学对外传播中心副主任周庆安对比了冷战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认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对冲型的，旨在抵消世界各地的反美主义；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增量型的，旨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主要源自对中国的不理解，因此中国需要开展增量型公共外交。但随着近10年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国际地位需求和国际舆论生态的变化，中国开展对冲型公共外交需求也在增加。

　　本次研讨会议题广泛，讨论深入，既有观点的共鸣，也有思想的碰撞，有助于推动和深化有关中美公共外交的研究。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