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
结构性因素与中美关系的变迁(注：感谢匿名审稿人与编辑的评审与修改意见。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0221016。本文文责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概由作者自负。)
王伟光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种演变可以通过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来加以解释。所谓结构性因素,包括各国以及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双方在价值观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的重大分歧与矛盾、中美之间的双边联系和多边领域中的联系，以及中美双方的对外战略等。自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动荡起伏的特征，但在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及其成因是不同的。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国际格局 权力转移 国际关系
国内外学者和公众对中美关系过山车式的起伏波动可能并不陌生。1990年代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关系总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即从战争——向相互合作不断摆动，而很难处于持续的均衡状态”。(注：David Shambaugh, “Patterns of Interaction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98), pp.197~223.)也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注：牛军：《转型中的中美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Z1期，第51~54页；Niu Jun, “Relations in Need of Better Management: Reflections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Past Three Decades,”in Yufan Hao, 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hallenges Ahead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pp.13~22。)从紧张到缓和、从冲突到合作的有规律的动荡，充满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自19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表现出合而不和、斗而不破的特征，似乎“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注：贾庆国、汤炜：《棘手的合作》，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如何界定中美关系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难，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敌对关系，到中美建交后逐渐形成的准同盟关系，再到“一种脆弱的关系”，再到世纪之交的“同床异梦”和小布什政府所言的“复杂关系”，直至当下中美双方期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不断的转型中。那么，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呈现出近乎规律的动荡和脆弱与韧性并存、冲突与合作并存的特征呢？其未来将会怎样发展？
有关中美关系的绝大部分阐释都涉及到对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一致与矛盾的分析。这种阐释是合理的，但简单地以国家利益的异同一言蔽之是不够的。中美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在哪些利益上存在着矛盾？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共同利益和矛盾？它们在不同的条件下或环境中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阐述。
也有学者从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和政治家的个人特征等方面，来解释和预测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的总统选举与更迭、国会选举、党派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是得到了许多的关注。(注：戴维·兰普顿：《美中关系中的循环、进程、约束与机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第71~76页；张立平：《权力交替:对中美关系周期性波动的一种解释》，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12期，第10~15页；Peter Trubowitz and Seo Jungkun, “The China Card: Playing Politics with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2 (2012), pp.189~211; Suisheng Zhao,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5 (2012), pp.369~389; Elizabeth Economy, “Don't Break the (US) Engagement (with China), ”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3 (2004), pp.96~109.)还有一些学者从更普遍的层次，如全球化、全球国际体系的变迁等，来解释、预测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唐永胜、卢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52~60页；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21~29页；Chas W. Freeman Jr, “Sino-American Dynamics in Perspective,” 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Vol. 9, No. 1 (2008), pp.21~28; Banning Garrett,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Terror: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5, No. 48 (2006), pp.389~415.)也有一些研究分析了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大众、媒体等的互动、心理、认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注：E. Kwon, “Invisible Anxiety: Would the Rise of China Really Be a Securit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Focus, Vol. 27, No. 3 (2012), pp.369~392; Michael G. Kulma, “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s of China,” World Affairs, Vol. 162, No. 2 (1999), p.76; David Shambaugh, “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1 (2011), pp.7~27; Yi Edward Yang and Xinsheng Liu, “The ‘China Threat’ through the Lens of Us Print Media: 1992~20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6 (2012), pp.695~711; Q. S. Tan, “The Change of Public Opinion on Us-China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5, No. 2 (2011), pp.211~237; David Shambaugh, “Introduction: Imagining Demons: The Rise of Negative Imagery in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2003), p.235;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How China Sees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5 (2012), pp.32~4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5~56.)
在这些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给出的解释和预测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注：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5), pp.7~45.)而最近十几年来，无论哪个流派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分析中美关系中的所谓霸权衰落与更迭、均势或权力转移等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包括：美国的霸权是否正在或已经衰落，而中国是否已经赶上或必将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实力增长是否会导致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或对外扩张的做法；美国是否将遏制中国的崛起或发动预防性战争；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将导致中美走向冲突和战争，还是走向合作与和平。(注：Steve Chan,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2004), pp.103~141;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5/01/05/clash_of_the_titans.)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确实在缩小，但美国在当下仍然占据优势，而且中国未来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或美国即将被中国取代的极端论者，至多认为这种情况将发生在不远的将来，而不是当下。至于中国实力增强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这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将推翻美国的霸权；(注：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pp.381~396; R. L. Schweller and X. Y.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p.41~72; C. Layne, “This Time It's Real:the End of Unipolarity and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203~213.)有的则认为，即使中国的实力赶上了美国，美国或西方建立的现有国际秩序或霸权仍可得到维持，中国可能会接受这种体系。(注：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2006), pp.77~94;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over Story),”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2008), pp.23~37; R. Saull, “Rethinking Hegemony: Uneven Development, Historical Blocs, and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12), pp.323~338.)乐观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助于中美实现更好、更广泛的合作。(注：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t.com/cms/s/0/d99369b8-e178-11dd-afa0-0000779fd2ac.html#axzz2VF5bxaWX ;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2008), pp.57~69.)当然，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的崛起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挑战。(注：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2012), pp.44~45.)
领导者个人、国内政治或全球层面的因素对于中美关系当然很重要，但本文尝试把分析的焦点从分析层次的两端向中间靠拢，通过对那些对中美关系有直接影响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分析，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变迁。所谓结构性因素，即在中美关系中持续稳定地存在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中美两国无论哪个政治家、政治势力都需要面对的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而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等体系性变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些结构性因素体现出来的。
具体而言，本文考察的影响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1）国际以及中美间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即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斗争状况，包括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敌我或同盟状态；（2）中美间的双边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包括两国在外交、政治领域的联系，还包括双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事务性或功能性领域的联系与互动；（3）中美在多边外交领域中的联系，如两国在军备控制、气候变迁、地区安全、经济与能源等领域的联系；（4）中美之间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主要指长期存在的事关双方重大国家利益或根本价值观的分歧与矛盾，如双方在台湾问题、意识形态与人权问题上的矛盾；（5）中美双方的对外大战略，即两国对外的基本目标与战略。
学术界对冷战开始和结束的准确时间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以1989年为界来划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就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间的中美关系
在这段时期，中美两国处于严重的敌对、冲突和隔绝状态，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美国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双方之间发生过严重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朝鲜战争。中美两国的这种关系，首先是由当时的大国权力关系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时，冷战已经开始，美苏对抗的冷战和两极格局已经形成。因此，当中国采取“一边倒”战略，选择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其后的对抗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朝鲜战争在加强中苏同盟关系的同时，也使中国“与美国的敌对关系进一步加深和固化。”(注：Niu Jun,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oad to the Korean War,”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th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 Origi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21~243.)因此，中美之间的对抗与矛盾从属于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构成了冷战的重要部分，并受到冷战形势变化的制约。在这个时期，中美的对外目标与战略也有严重的冲突，表现为美方对共产主义势力的遏制和中国对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的支持。
这种敌对关系使中美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几乎为零。在国际舞台上，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很少，主要局限于政治、军事上的冲突与对抗，比如在朝鲜、越南问题上的对抗。更为重要并产生长远影响的是，这种敌对关系制造了中美在现实利益或具体问题上的重大矛盾。在这段时期，中美之间的一些矛盾随着事态的发展得到解决或消失，如双方在朝鲜半岛、越南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逐步缓解，但有些矛盾却逐渐固化，成为中美关系中持续存在的棘手的重大现实矛盾与分歧，如双方在台湾问题、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矛盾越来越受到中美双方都难以完全控制的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注：滕建群：《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5~10页。)比如，台湾自身的因素就对中美关系及中美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些分歧与矛盾要么牵涉到双方的根本价值观与政治体制，要么牵涉到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渗透与沉积，在双方的政治生活中都产生了广泛、持续而重要的影响，不仅涉及到决策者，而且涉及到普通民众。(注：倪世雄、赵曙光：《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60年》，载《美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5页。)其中有些矛盾甚至被以法律等形式确定下来，如台湾问题就是如此，“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反映的是一个历史遗留的承诺，是意识形态的亲和，是国内政治，是对美国在亚洲安全利益的总体关注；而中国的利益则涉及了持久和至关重要的安全忧虑和强烈的民族情感。”(注：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丛凤辉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这类重大的现实矛盾与分歧成为中美任何政治家都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难以一下子解决的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具有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大国的权力关系状况对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美)对抗关系完全是全球两极体系的结果。”(注：Shambaugh, “Patterns of Interaction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但其他因素一旦形成后，就开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到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并从盟友变成敌人，中美关系并没有随之立即发生转变，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敌对状态。
（二）1972～1989年间的中美关系
当苏联对中国构成越来越明显、紧迫的威胁，而美国又因深陷越南战争和面对苏联在全球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而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时，中美终于超越双方之间的矛盾走到了一起。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根本性转变，两国开始联合对抗苏联的威胁。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此时的中美关系是根据双方“共同反对什么”来界定的。(注：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2010年9月20日。)
因此，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国际层面和中美之间的现实权力关系状况，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个因素是中美处理双方关系时的首要考量，在双方的政治议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优先地位。
中美间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如台湾问题、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虽然双方都做出一定的让步以达成部分的妥协，但是大多数分歧与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只是在双方面临更重要、更紧迫的现实需要——对抗苏联威胁的情况下，被暂时搁置或超越了。这些分歧与矛盾仍然存在，并不时引起摩擦和双边关系的动荡，只不过由于中美都努力避免它们失控并进而危及双方在对抗苏联上的战略合作，所以两国关系一直斗而不破。
因此，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在这段时期的合作与冲突的演变，仍然可以用冷战形势的变化、中美权力关系的根本性扭转、中美在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的现实矛盾与分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技巧、结果来解释。不过，中美在双边与多边领域的联系、中美对外战略与目标等因素，在这段时期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在这个阶段，对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行为尚无决定性影响，但其作用却是在不断增大，并对后来的中美关系具有长远影响。根据这些变化，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大体上可以以1978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分阶段。
在第一分阶段，中美间的联系仍然主要局限于政治与战略层面，而其他方面的联系（如经贸关系）虽有很大突破，但仍然非常有限，对双方来说都不是需要特别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中美各自的对外目标和战略方面，美国的目标仍然是遏制苏联的威胁，而中国虽然仍然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但反苏已成为其首要考量。
在第二分阶段，在中国，邓小平掌握领导权并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对外的目标与战略来说，虽然“反霸”（主要是针对苏联）仍然是考虑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缓和，中国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在减少，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这增加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注：袁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78~83页。)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美两国除了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相互联系外，在经济、社会、文教等领域的双边联系也迅速增加。在全球层面，虽然对抗苏联仍然是中美主要关心的议题，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渐重返国际舞台，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中美在多边领域的联系也开始慢慢增加，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展。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利益的考量虽仍然有限，但正在慢慢增加。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使美国幻想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与开放将带来中国在政治上的开放与转变，从而最终成为与美国类似的开放、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说之前推动中美关系的唯一力量是对抗苏联这个“外需”，那么现在，中美在经济、外交、社会甚至军事等领域的双边联系的增加则使中美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双方关系的发展多了“内需”这个推动力。同时，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和中美在多边舞台上的互动的增加，则使“外需”力量多元化。中美双边、多边联系的发展，为中美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虽然在这段时间，对中美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仍然是对抗苏联这个“外需”，但上述这些变化有深远的意义，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1972～1989年的中美关系仍然建立在共同对苏的战略基础之上，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多边、双边联系的增加，进一步拓展了中美间的合作。在这段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主要源自双方之间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但反苏这个共同的战略目标有力地约束了这些分歧与矛盾对中美关系造成的破坏。
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宣布全面制裁，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历史低谷；苏联解体与冷战和两极格局终结，更使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荡然无存。因此，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与1972至1989年间的中美关系相似的冲突与合作并存、紧张与缓和交替的特征，但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中美关系波折起伏却又能保持一定韧性的原因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一）结构性因素的变化
中美关系中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转变，并影响着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演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国权力关系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存在着像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巴西等一般性大国，国际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的单极格局。冷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缓和了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与竞争。同时，美国的主导性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大国间权力竞争的作用。因此，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出现了普遍缓和的迹象，至少在形式上，大国之间建立了多种多样的伙伴关系。而随着传统安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
就中美两国来说，在这段时期，虽然美国经历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最久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为惊人。中国被许多人视为一个正在崛起、未来可能会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中美两国的GDP变化对比请见图1。
图1 中美GDP变化与比较（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1年9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2/weodata/WEOSep2011all.xls，登录时间2012年1月20日。中美的GDP都采用该数据库中双方NGDPD栏的数据，其中包括对未来几年的预测。
其次，随着苏联的消失，中美之间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不再存在，也不再有一种明确的战略需要驱动双方关系的发展，经济、社会、安全等国内、外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开始影响双方的关系。这些影响有的有利于双方的关系改善和合作，有的则加剧了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双方在外交、政治领域既有合作、协调，也出现了严重的摩擦乃至对抗，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能源等其他领域的联系则总的来说延续了此前迅速增长的势头，有实质性的发展。特别是双方的经贸联系出现了“政治经济‘二元论’的现象，即政治关系的动荡不定与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并存”。(注：陶文钊：《绪论：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载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自两国恢复交往至1989年这段时间，如果说中美在经贸、社会等领域的联系只是实现了从无到有，那么冷战结束后，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联系则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迅速增加了，并对双方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图2反映了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变化；从中可以窥见两国在经贸领域交往的迅速增长。
图2 中美间贸易额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变化
数据来源：中美对双方贸易的统计因计算方法差异而存在着较大不同,此处采用的是美方的数据。1978~1984年的数据转引自俞承贤：《中美经济合作及其政治经济意义》，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4期，第106~114页；1985年及之后数据，见美国统计局数据，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登录时间：2012年2月20日。关于中美双方贸易统计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可参考双方共同发布的《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报告》，http://www.mofcom.gov.cn/accessory/201003/1267753095106.pdf，登录时间：2011年5月20日。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网站的统计数据：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lntjsj/wstzsj/2010nzgwztj/t20120130_140686.htm，登录时间2012年2月20日。
第三，在多边领域，中美间的联系也迅速增加。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实力的增强以及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虽然双方合作抗苏的战略性政治互动消失了，但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动则迅速增加，且互动的频率、规模、范围都有很大的增加和扩展。在军备控制、联合国事务、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与国际经贸、全球问题治理等领域，中美都有互动。中美在这些多边领域的互动不再拥有某个明确、稳定的优先领域或问题，至少不再有战略性的政治合作，互动中既有一致之处，也存在着分歧。
第四，中美两国的对外目标与战略出现了调整。就美国来说，虽然冷战后其对外战略曾因缺乏明确的优先目标而出现过迷失和动荡，但总的来说，其对外战略仍可以概括为保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就中国而言，为改革开放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则明确成为这段时期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中国对外奉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原则，谨慎、节制却又“有所作为”，力图渐进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而不是另起炉灶或破坏、推翻它。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今天，中国往往希望维持现有世界秩序，而美国却往往试图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从而破坏其创建的秩序。”(注：David M. Lampton, “Th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1 (2007), pp.115~127.)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国虽然经历了实力的迅速增长，但仍然是一个“维持现状”而非“修正主义”国家。
不过，传统上存在的中美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复杂。台湾问题仍然是引发中美冲突的最重要原因。而冷战的结束也没有使中美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这种差异加上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和误解，经常引发中美之间的摩擦，如中美在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就一直相互指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关于两种制度或意识形态谁优谁劣的竞争，而是根植于两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影响着中美对对方的基本判断，影响着双方之间的情感与信任，并制造着相互摩擦。“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可能不会激起中美之间的冲突，但它会激化和放大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注：A. L. Friedberg, “Future Tense A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a Collision Course?” New Republic, Vol. 242, No. 7 (2011), pp.10~11.)
（二） 中美关系缘何“斗而不破”
这些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应怎样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冲突-合作”、“紧张-缓和”等波动起伏？事实上， 困难之处不在于解释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出现紧张、冲突，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具有某种斗而不破的韧性，为什么会出现缓和、合作？因为相比较于之前的中美关系，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失去了促使双方合作、抑制双方冲突的最重要的战略基础，即共同对抗苏联的威胁。同时，双方在价值观、台湾问题等方面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继续存在，甚至更加凸显和复杂。苏联威胁的消失和六四事件的发生亦使中美之间的“非结盟的友好国家”关系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进一步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意味。所以，如果说1972年至1989年间这段时间内的中美关系在双方尚存在重大战略合作需要的情况下都充满了摩擦和动荡，那么冷战后中美关系在原有战略合作基础不复存在同时新增不确定性或竞争因素的情况下出现紧张、冲突与动荡，就更是“必然”的事情了。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出现摩擦、紧张和冲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中美双方的关系不仅没有彻底破裂，反而出现了缓和、合作。特别是为什么美国在冷战后会选择与中国接触，而不是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封锁和对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虽然一般而言两国关系取决于双方的互动而非单方的行为，但由于中美的实力和地位不对称，美国往往在中美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和主动的位置，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更大；而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战略也决定了它在利益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不会蓄意挑起对抗，恶化中美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段时期中美在失去原有战略合作基础并存在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的情况下，能在关系紧张后走向缓和，冲突中又会有合作，而不是出现全面的对抗？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大国权力对比与相互关系这个结构性因素为中美的关系缓和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个因素在这一时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中美实力差距明显；中国实力迅速增长；一超多强；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普遍缓和。(注：虽然美国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发布的关于未来趋势的预测（GLOBAL TRENDS 2025）改变了2004年预测（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2020）中对美国单极优势的乐观判断，强调世界将变得更加多极化，但其仍然认为美国将是一个主导性的国家。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November 2008), available at: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2011年6月17日。)这些特征对中美关系来说，其作用是多重的。
就消极方面而言，这些特征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中美关系的传统战略基础消失，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凸显。中美之间实力的不对称性给中国造成很大压力，也使美国容易忽视中国的核心利益与权利，从而容易引起中美间的摩擦与冲突。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更是最明显和引人关注的特征。一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理论或霸权战争理论等，预测中美权力对比的变化将导致中美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甚至会引发所谓的“争霸战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双方发生对抗；(注：约瑟夫·奈：《中美关系的未来》，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16页。)中国崛起并不代表美国霸权衰落，有可能“中美力量同时上升”；(注：王缉思：《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与深层原因》，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3期，第4~20页。)“中美之间的实力变化并不存在着零和关系”。(注：杨洁勉等著：《大磨合：中美相互战略和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3页。)但是，即便一些谨慎的学者也认为，这种变化虽然不一定导致中美间的冲突，但确实增加了双方竞争和发生冲突的危险。(注：朱锋：《“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33~59页；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1~20页。)
虽然有学者断言，中国将不仅很快赶上美国，而且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注：Arvind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5 (2011), pp.66~78.)但事实上，至少在冷战后迄今这段时期内，中美权力对比的基本特征不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大体平衡或趋于平衡，而是实力对比的不对称。直到1999年，格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还发文称，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大国，是一个现实中的二流中等大国（second-rank middle power）。(注：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1999), pp.24~36.)即便在今天，中美两国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也同样非常悬殊。(注：早些年各界对中美实力对比评估与预测的情况可参见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4~638页。)单从军事开支来说，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按照2010年不变价值美元计算，中国2008年的军费开支约为1293亿美元，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则约为6896亿美元。(注：数据来自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军费开支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军费开支是SIPRI估计的数据，而非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数据库见：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检索时间2013年1月21日。)按照美国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的估计，即使中国保持持续的高速发展，其GDP也要到2036年才会赶上美国。(注：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而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即使中美两国的GDP相等，中国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军事力量等方面也仍然会远远落后于美国，加之中国的大部分资源要投入到内部需要中，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将难以赶上或超过美国。也就说，冷战后迄今这段时间，虽然中国实力高速发展，但中美间仍然是一个主导性霸权国家和一个一般大国的关系，而不是两个实力相当、争夺霸权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注：实力差距曾是美国遏制派与接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接触派主张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之间还存在着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实力差距，并且，中国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中国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和威胁美国；遏制派的看法恰好相反。见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1997), pp.18~32; Robert S.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1997), pp.33~44.)因此，在这段时期，“美中关系总的来说并没有占据美国人日常意识的首要位置，它们不是‘头版’的内容……中国并不是对美国人来说生死攸关的、直接的挑战。”(注：柯白：《美中关系30年：以三种“景距”进行透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27~35页。)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崛起确实“构成问题，但还不是赶上”。(注：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5~40.)因此，“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霸权管理能力的挑战，而非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注：王伟光：《困境与选择：冷战后中国对美外交》，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78~87页。)
过分夸大中国的实力及威胁，固然不利于中美关系，并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过分轻视中国的实力与影响，也可能会不利于中美关系。事实上，这段时期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紧张与冲突并非起源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和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而恰恰相反，往往是因为两国实力悬殊导致美国忽视或无视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疏于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和管理。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实力增长所带来的中美情势“趋同使得彼此调和比对抗更加容易”是有一定道理的。(注：布兰德利·沃马克：《中国崛起与美国：权力持平与文明的磨合》，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第16~25页。)冷战结束之初，美国许多政客、学者不是认为中国强大、重要，而是认为中国的实力与影响被过分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无关紧要，无需再对中国进行妥协、让步。(注：夏旭东、王书中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陶文钊：《绪论：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譬如，克林顿就是在认为中国不再重要、美国不再需要中国和认为老布什对中国过于娇纵的心态下上台的。因此，在其第一任期的前半段，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一度因缺乏战略控制与焦点而显得模糊、混乱、不谨慎，导致中美在军备控制、人权、贸易乃至台湾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和危机。(注：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39~55.)而克林顿与小布什当政时期，中美关系都经历了从紧张、动荡到缓和、相对稳定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相对客观、理智地看待中国的实力与地位、重视中美关系有重要关系。克林顿和小布什上台后对华战略方针的确立，都建立在对中国是一个大国、中美关系重要这样一个事实的重新认知与确认的基础之上。(注：夏旭东、王书中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第148~162页；沈大伟：《美中关系的新稳定：原因与结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44~48页。)
因此，在这一段时期，虽然中美间权力对比的变动导致了其间的某种竞争与不确定性，但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中美间的权力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这种空间为中美即使存在着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也不至于完全对抗并达成一定妥协乃至合作提供了可能。(注：王伟光：《困境与选择：冷战后中国对美外交》；王缉思：《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载《外交评论》，2005年10月总第84期；韩召颖：《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所以，就积极方面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与冷战后大国关系普遍缓和的局面，又进一步有利于这种空间的存在，有利于缓和中美权力对比变动和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给中美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意味着美国不仅需要关注中国，还需要关注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如俄罗斯、印度、日本、欧盟等。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和缓解了美国对中美间实力对比变动的关注与担忧，并对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形成某种掣肘。在世界安全形势普遍比较缓和、中国未构成明确威胁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也不会贸然支持美国全面对抗中国。
中美双方的对外战略也有助于中美权力对比中的空间对中美关系发挥缓冲、缓和的作用。就中国来说，自身的发展仍然是首要任务，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的目标。在“美国在经济、教育、文化、技术和科学等领域都占据全球性领导者地位”的情况下，正如王缉思所言，“中国要想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就必须与美国保持一种紧密的关系，”“直接挑战西方世界所支持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是非常愚蠢的，事实上也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注：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Oct. 2005), pp.39~48.)因此，中国在这段时期内不是寻求挑战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积极发展中美关系；不是对外扩张或威胁其周边国家，而是积极寻求参与、合作、和平共处，更深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根据KOF全球化指数（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1970年，中国的全球化指数为16，1989年为27，2007年则增长到63。(注：Axel Dreher,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Index of Globalization,” Applied Economics 38, 2007, 10: 1091~1110; Updated in: AxelDreher, Noel Gaston and Pim Martens, Measuring Globalisation-Gauging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Springer, 2008).)
就美国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虽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与竞争，但中国并不是一个明确、紧迫的威胁，也不一定成为美国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把中国推到敌人的位置并不是一种最佳选择。在世界安全形势相对缓和、中国并非明确威胁的情况下，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大多认为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一个“具有善意而非恶意的国家，接受中国崛起”的情况下，(注：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4), pp.64~99.)正如曾出任布什政府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所言，“即使美国试图采取直接和全面的遏制政策，也只会产生反作用。这不仅会增加中国的怨恨和愤怒，还会削减美国在该地区的相对权力。美国不仅很可能在这样的努力中找不到新的同盟，而且还会失去一些现有的盟友。”(注：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81~126.)“试图通过与中国直接争夺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将是愚蠢的”；“遏制政策在亚洲不会获得多少支持”。(注：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Promis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5).)因此，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与中国“全面接触”，积极影响和引导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使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注：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另一方面为中国变成敌人做好准备即两边下注（hedging）的办法，无疑是一个现实而明智的选择。这也正是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一方面，美国继续保持与中国的交往，宣布欢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强大、繁荣、和平和负责任的一员；另一方面，美国积极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和军事力量部署。(注：一些中国学者把这种做法视为是“接触+遏制”的政策；其实，“接触+防范”这种说法可能更准确。因为美国对华的遏制不是现在时的，也不是确定的未来，而只能说是未来的一种“可能”。美国学者也有类似的争论，见C. Layne, “China's Challenge to Us Hegemony,” Current History, Vol. 107, No. 705 (2008), pp.13~18; Thomas Fingar, “China's Rise: Contingency, Constraints and Concerns,” Survival, Vol. 54, No. 1 (2012), pp.195~204.)
事实上，中国对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需要，使其与美国这个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在地区乃至全球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利益一致之处，比如双方都试图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并没有寻求对抗美国的权力优势，而是“接受（accommodation）”这种优势，同时为防止自己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侵害而做准备。(注：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因此，一般大国接受现有霸权结构与秩序，而霸权国接受一般大国的实力与地位的和平增长、谨慎处理关系到一般大国重要利益的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因此，2001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在河内会晤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时指出，中国并不寻求把“美国挤出亚洲”，“欢迎美方在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愿意就此同美方加强合作”。(注：唐家璇：《劲雨煦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泰因伯格（James B. Steinberg）提出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assurance）”，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认识与立场。(注：James B. Steinberg, “China's Arrival: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September 24,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cnas.org/files/multimedia/documents/Deputy%20Secretary%20James%20Steinberg%27s%20September%2024,%202009%20Keynote%20Address%20Transcript.pdf , 2011年3月23日。)在2009年11月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双方更正式表达了这种共识：“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注：《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因此，在冷战后大国权力关系这个结构性因素中，虽然存在着使中美相互不信任和竞争的压力，但同时也存在着某种空间，缓和了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与不信任，使中美避免陷入全面对抗成为可能。
第二，冷战结束后，中美之所以没有陷入全面冲突的深渊，除了因为中美关系中尚存一定的空间使双方能够相互妥协甚至合作外，还因为这种深渊（即中美发生全面对抗甚至大规模战争）包含着巨大的风险这个事实，以及陷入这种深渊的非常现实的可能性。无论对中美双方来说，还是对其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来说，中美全面对抗甚至发生战争，都将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中国固然不想陷入这样的对抗与战争中，美国在中国的威胁还不明确和迫切之前，在不涉及至关重要的利害关切的情况下，也不愿陷入这种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对抗。
1995～1996年因李登辉访美而引起的一系列危机，清晰地展示了中美有可能滑向全面对抗甚至战争的危险。这些危机虽然可能使美国加速调整、加强它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关系，向关岛等亚太地区转移军事部署重心，但也使中美双方“清醒”，“中国和美国由此认识到，避免冲突是一件好事，这为可能的有关长远利益的有意义对话创造了机会”。(注：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美中两国如何谋求共同利益和处理好分歧》，载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对此评价道，从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华盛顿和北京所学到的最大经验教训是……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不是简单的关于贸易、技术和人权的关系，而是一种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注：David M. Lampton, “China and Clinton's America-Have They Learned Anything?”Asian Survey, Vol. 37, No. 12(1997), pp.1099~1188.)其实，如果一定要为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寻找某种战略基础，大概避免这样的对抗与战争可以算是中美关系中最明确的基础了。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中美双方的共识，这也有助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与逐渐稳定。
第三，中美关系在这个时期虽然发生了多次危机，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矛盾，但却最终没有滑入全面的对抗与冲突，还与中美之间的双边、多边联系迅速扩展有关。其中，中美之间经贸联系的迅速增长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即使中美在政治外交上出现了严重的摩擦，这种迅速增长的势头也没有被打断。这种经贸联系被认为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到今天，这种联系是如此的紧密、重要，以至有些西方学者用“中美国（Chimerica）”来描述双方这种休戚相关的状况。
许多学者认为，中美在经贸联系中存在的巨大共同利益与相互依赖关系，使双方走向了合作。因此，这种经贸联系也被许多学者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对于经贸联系对中美关系的作用，笔者并不赞同自由主义者所坚信的这种联系必将使中美走向合作、和平的过分乐观的看法。中美在最惠国待遇、中国加入世贸、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平衡、人民币汇率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过矛盾与摩擦。这些提醒我们，经贸联系并不一定自动导致两国关系的和谐、合作，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一时期中美经贸联系的积极意义远大于其消极意义，对两国及两国的企业来说，保持这种联系是有利的。因此，中美都尽量避免双方的分歧与摩擦过分损害到这种联系。事实上，克林顿于1994年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后，中美双方基本上对政治与贸易问题采取了务实的双轨制做法，即尽量不让双方在外交、政治领域的分歧与矛盾破坏双方的贸易关系。
除了经贸联系，中美在政治、社会、文教、司法、能源、环保、科技乃至军事等领域的联系也在不断增长与深化。
概括言之，这段时期的中美双边联系除了联系的规模与密度迅速增长以外，还有如下特点：1. 联系的主体与层次多元化，其中不仅有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还有政府部门之间的事务性联系，以及企业、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等社会行为体的参与。2. 联系的领域多元化，即联系不再局限于战略或政治层面，经贸、科技、社会等事务性、功能性领域的联系也迅速增加，后者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上升，而战略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则相对于冷战时期明显下降。3.双方的联系制度化与常态化，不仅两国领导人建立了热线沟通机制，还确立了两国政府高官之间的日常沟通会晤机制和渠道，签订了许多合作协议。
在多边领域，中美的联系也发生了类似于双边领域的变化，尽管相对而言联系的领域、规模和影响要小一些。这些多边领域联系所涉及的问题，多集中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一些国际组织或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联合国等，为中美的定期互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舞台。同样，冷战后中美多边领域的互动不再像冷战期间那样存在着共同反对苏联这样一个明确、稳定的优先战略议题。其议题变得更为分散，各个议题之间的优先秩序也并非固定不变。
中美之间双边、多边联系的增加并不一定会自动导致双方的相互协调与合作，相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双方在更多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矛盾。事实也是如此，中美在双边、多边领域的互动中既存在着协调与合作，也有许多矛盾与摩擦，但总的来说，这种联系的增加为冷战后实现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在：1. 使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加全面、广泛和厚重，赋予中美关系新的内涵。这有利于淡化中美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及其对双方关系的不利影响，淡化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对抗色彩，增添共赢与合作的色彩。2.使中美关系更经得起各种分歧、矛盾乃至冲突的冲击。一些学者认为，避免中美关系倾覆需要有“压舱石”，而中美间的经贸联系就被认为是这样的“压舱石”。(注：袁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王勇：《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47~57页。)事实上，中美经贸联系对于双边关系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其是一块“压舱石”，而在于其使中美关系由过去主要承载对苏战略合作的一叶扁舟变成了一艘巨轮，从而使其能经受更大的风浪冲击。目前中美关系的关键是，要防止一个领域的分歧与矛盾激化、扩散到其他领域，或多个领域的分歧与矛盾同时出现并相互推动，造成整个双边关系出现“共振”，从而使巨轮解体或倾覆。3.有助于增加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增加中美两国处理双方关系的技巧与经验。4.中美双边、多边联系的增加与日益制度化具有多重积极作用，有助于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为中美两国提供更多的相互沟通、处理分歧与冲突的平台和工具。冷战后中美关系屡次紧张，其后双方的接触与沟通就借助了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在多边机制中解决矛盾与争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双方的直接对抗。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大国权力关系中存在的空间、中美双边与多边联系的增加、中美全面对抗的巨大风险与中美战略的相容性，解释了为何冷战后虽然中美之间在价值观和一些传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与矛盾，中美权力对比变化引起某种竞争与不确定性，中美间传统的战略合作基础丧失，中美两国却没有走向全面的对抗，而是保持相对的缓和状态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合作。
尽管笔者不赞同中美之间的权力竞争或双方之间的重大分歧与矛盾必将使两国成为敌人甚至走向战争的观点，但也同样不认可上述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必然会使两国走向合作、和平的观点，以及认为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关系的演变路线是一条历史必然且唯一的路径的看法。这些乐观看法忽视了中美之间在价值观、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的深刻性，忽视了中美在经贸、能源和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既存在着一致与合作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的现实，忽视了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变化给中美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美之间的一致与合作仍然是有限的、不稳定的，在双方的关系中并不具有清晰、明确、稳定的优先性，不足以像冷战时期共同反苏的战略需要那样为中美关系提供一个坚实、稳定的基础。冷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尽管表面看起来其变化具有相似的特征。
冷战后，中美之间的矛盾、分歧、竞争以及不信任仍然存在，并不时引发相互摩擦。虽然中美互动所涉及的领域迅速扩展， 但不仅在一个领域往往同时存在着缓和、合作的力量与矛盾、冲突的力量之间的相互竞争和角力，而且经济、人权、军事等不同领域之间在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影响上也相互竞争与角力。在这些竞争和角力中，仍没有一方占据稳定而具决定性的优势，可以稳定地主导、控制双方在其他领域的互动，清晰地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在某些时候，某个领域、问题或某种特征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焦点，进而对整个中美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个焦点可能很快又转移到另一个领域、问题或特征上。因此，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既难以被界定为敌对关系，也难以被界定为朋友关系，用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的话来说，“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和谐”，“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合作和竞争的因素”。(注：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版，第150~152页。)在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迅速扩展，但中美关系在任何一个方面或领域表现出来的特征都不能准确界定中美关系的整体性质。小布什总统曾提出中美关系是一种复杂（complex）的关系，应该说这是对中美关系比较客观的描述。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同政治家和政治势力很容易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同判断，也使各种势力都容易对中美关系造成较大的影响和干扰。这解释了冷战后中美关系为什么会波折起伏。(注：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p.153~154.)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一再强调并逐渐得到美国认同的发展中美关系的一条原则性建议的重要性，即要站在战略高度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双方最高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持续关注与重视和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统领，可以说是冷战后中美关系能够历经各种风浪向前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因。(注：一些学者把中美双方对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视和努力（即所谓“假朋友”政策）视作中美在存在重大矛盾的情况下却并没有走向全面对抗的重要原因，虽然对中美关系过高的期待也会导致消极后果。Xuetong Yan,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263~292; Xuetong Yan and Haixia Qi, “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 China-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2 (2012), pp.105~127; 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3 (2009), pp.14~23.)而中美关系的动荡不稳、矛盾与一致共存的特征，又意味着处理中美关系需要耐心、谨慎、细致。因为，在中美关系存在这种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情况下，即使一些小的矛盾和冲突都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对中美关系耐心、明智的经营，对双方间矛盾与危机的小心、明智的处理，对中美关系来说具有更多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如果说中美之间持续存在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以及权力对比变动带来的压力解释了冷战后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摩擦和对抗，那么大国权力关系以及中美外交战略中存在的空间、中美双边与多边联系的增加、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等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失去共同反苏这个战略基础后，中美关系能够斗而不破并继续保持一定的缓和与合作态势。而把中美关系推向紧张与冲突和推向缓和与合作这两个方向的力量之间的脆弱平衡，则解释了中美关系的动荡不稳。
通过简要梳理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一些结构性因素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中美关系的动荡、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这些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中找到解释。
如果把这些因素及其互动所产生的作用简单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把中美关系推向紧张、对抗和冲突，另一类则把中美关系推向缓和、和平与合作，那么可以看到，历史、冷战等原因所导致的中美在价值观、台湾问题等方面形成的矛盾是推动双方走向紧张、对抗的重大力量；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美关系中的紧张、摩擦或对抗。这些矛盾经过历史的沉淀变得复杂而根深蒂固，其影响之深刻与持续之久令人印象深刻。对这些分歧与矛盾的妥协、管理、控制等，往往直接影响着双方关系的发展状况。
推动中美走向缓和、和平与合作的力量因素，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合作的关键性原因，无疑是大国权力关系这个因素的变化，即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需要。冷战结束后，推动中美两国走向缓和与合作的力量产生于大国权力关系中存在的空间、中美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容性、中美双边和多边联系的扩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鉴于中美之间现实矛盾与分歧的深刻与顽固性，笔者认为，中美之间缓和、合作的力量未来可能仍然无法取得稳定、明显的优势，中美两国仍然不太可能成为相互信任的好朋友；相反，中美关系陷入紧张和对峙甚至完全走向敌对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从较短的时间来看，本文所讨论的那些影响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可能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中美间现有的缓和与合作趋势可能仍会得到维持。不过，中美间权力对比这个结构性因素可能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实力的大幅增长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在中美两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引发的焦虑、冲动和误判可能会增大，而中美都难以控制的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会增大。(注：许多学者认为2010年第三方因素的消极影响在增加。见杜兰：《2010年的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5、68~69页。)美国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转身（pivot）”和“再平衡”战略调整，(注：Mark E. Manyin, et al.,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March 28, 201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vailable at: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加之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盟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日益激化并引发中美龃龉，这些都再次引起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因此，笔者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只持非常谨慎的乐观态度。也许许多年后回看中美关系，这段时间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美国的此次战略调整实际上意味着开始试图遏制中国。Lanxin Xiang, “China and the ‘Pivot’,” Survival, Vol. 54, No. 5 (2012), pp.113~128.)
王伟光：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