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
论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形成及特点(注：《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文中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滕海区
〔内容提要〕印度裔族群是美国新近兴起的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它的最终形成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印度国内发展的长期滞缓、美国外来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祖籍国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使该族群具备了内部构成鲜明的精英特性、族裔人口急速增长、族群总体上团结和睦、坚守传统文化传承等显著特点，从而为其在美国的快速发展和顺利融入主流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扩大了族裔力量和影响。
关键词：美国社会 种族 人口 印度裔
自美国1965年对外来移民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以来，美国印度裔族群在短短40余年时间里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已成为了仅次于华人的美国第二大亚裔群体，而且还因近年来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所取得的瞩目成就，逐渐赢得了美国社会各界和祖籍国印度的广泛关注，社会影响不断增强。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和官方数据统计，通过对美国印度裔族群(注：为便于理解和论述的展开，并与美印两国官方和学界的界定保持一致，本文所述的美国印裔族群是指所有旅居美国的印度侨民和已加入美国国籍的印度人及其后裔所共同组成的族裔群体。从内容上讲，现代意义上的族裔应该包括迁出母国的移民和他们在侨居国生育的后代，不管其是否已加入侨居国国籍。因此，为利于研究的展开，除某些特殊情况外，学界通常不对入籍与否做出精细的区分，并将他们视为同一整体。)的移民历程、动因、族裔特点、已有成就和影响等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探析该族群的发展轨迹和取得重大发展的原因。
印度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数量也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增加。据印度政府所属的“海外印度人促进中心”2009年统计显示，海外印度人的总数已上升为3000万左右，遍及世界130个国家，(注：“Promoting Investments from the Indian Diaspora: A New Beginning,” Special Report of OIFC, available at: http://www.oifc.in/Uploads/MediaTypes/Documents/PromotingInvestmentsFromTheIndian Diaspora.pdf.)其中生活在美国的印度裔移民目前大约占到了海外印度人总数的10%，美国成为拥有最多海外印度人的单一国家。(注：Binod Khadria, “India: Skilled Migration to Developed Countries,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Gulf,” in Stephen Castles & Raul Delgado Wise ed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u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Geneva: IOM, 2008), p.83.)
与大部分其他亚裔群体较为相似，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料显示，印度人移民美国开启于1820年，然而直到20世纪来临之际，印度裔移民的人口才有了一定的增长，其中1899~1914年间约有六七千人进入美国，而且他们中的85%都是来自印度旁遮普邦、并在英军印度军团服过役的锡克教农民。期间，随着人数的增多，印度人还曾首次成为了美国第三大亚裔群体。(注：Sanjeev Khagram et al.,“Seen, Rich, but Unheard? The Politics of Asian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Gordon H. Chang ed., 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Experiences,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p.258~259.)经过艰辛的劳作，印度裔移民的境况开始改善，特别是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有些人开始买地或租地。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截至1919年，他们所购买的土地竟然多达8.8万英亩，其中大部分位于萨克拉门托河谷（the Sacramento Valley）和帝王谷（the Imperial Valley）。(注：Joan M. Jensen, Passage from India: Asian Indian Im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6.)
然而，美国并没有成为印度裔移民的理想乐园。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印度人日益成为了种族限制的重要对象。首先，美国移民局针对印度人赴美申请的拒签率不断提高，从1907年之前的不到10%迅速攀升到了1913年及之后的50%以上；(注：Karen Isaksen Leonard, The South Asian American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7), p.45.)其次，多个限制法案相继出台，其中加州1913年通过的《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因禁止外国人合法获取土地而令印裔移民损失惨重, 国会1917年通过的《禁移区法》（the Barred Zone Act）则完全终止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合法性，而1924年由国会通过的《配额法》（The Quota Act）以“民族来源”为由而关闭了亚洲人移民美国的大门；最后，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依据文化和肤色差异而裁定印度裔移民无权归化为美国公民，(注：由于印度人自称的“雅利安人”背景，美国联邦法庭于1910年判定他们属于白种人而不容歧视，因此在1913～1923年间，约有100名印度移民被归化为美国公民。参见Arthur W. Helweg & Usha M. Helweg, An Immigrant Success Story: East Indians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p.55.)使许多原已归化的人们又逐渐被剥夺了美国公民资格。(注：其中，美国移民局于1923～1927年间总共剥夺了65名经过多年努力才得以归化的印度移民的美国公民资格。参见Monisha Das Gupta, Unruly Immigrants: Rights, Activism, and Transnational South Asian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9.)此外，许多印度裔移民还因参加反英等政治活动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注：Aminah Mohammad-Arif, translated by Sarah Patey, Salaam America: South Asian Muslims in New York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p.32.)排外情绪和低迷的社会经济状况令印度裔移民难以立足。他们中的大部分被遣返，或者选择自行离开，其总量到1946年7月杜鲁门总统签署《陆席-塞勒法案》（the Luce-Celler Bill）(注：该法案的签署改变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命运，不仅宣告印度移民可归化为美国公民，而且还允许每年100名印度人合法移民美国。)时仅剩下了1500人。(注：Arthur W. Helweg, Asian Indians in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3. )虽然此后开始逐年增加，但其人口直到美国1965年出台《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Amendments，以下简称1965年移民法）前夕仅有一万人左右。(注：Jean Bacon, Life Lines: Community, Family, and Assimilation among Asian Indian Immigrant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诸多历史事件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开始悄然发生变化。1958年，肯尼迪总统公开宣称外来移民不再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威胁，而是国家赖以建立和前进的基础。此后，为推动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国会于1965年和1990年相继出台了新的移民法案，不仅为印度人移民美国创造了绝好的机会，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其族裔人口的快速增长。据美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美国印度裔移民的总量已从1965年的约一万人增加到了2011年的290.8204万人，如果再加上30~40万的非法移民，其人口总量已超过了320万。1980年，美国人口统计局正式将印度裔移民单列出来作为统计对象，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得到了美国官方的正式认可，而且也标志着其族群的最终形成。
显然，1965年成为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分水岭。由于早期印度人移民美国基本上都是为了赚钱，并期待有朝一日荣归故里，因而在美国主流社会和外来移民政策的双重压制下，其族群难以扩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裔族群1965年后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绝非偶然，是复杂时代背景下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印度国内发展长期存在的羁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度独立后，由于政府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苏式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尤其是严格的“生产许可证”制度更是令经济发展缺乏竞争，发展乏力，其严峻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大量高级知识技术型人才的失业，例如1967年印度此类失业人数竟高达90万之多，超过了印度当年知识技术型劳动力总量的7%以上。(注：Binod Khadria, “Tracing the Genesis of Brain Drain in India through State Policy and Civil Society,” in Nancy L. Green & Francois Well eds., Citizenship and Those Who Leave: The Politics of Emigration and Expatri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p.276.)与此同时，印度历来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也逐渐发展到了极致，并严重影响了优秀人才寻求在国内发展的积极性。由于印度1949年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具有迁徙权和居住权，(注：刘德斌主编，孙兴杰、王文奇著：《印度：阔步向前的巨象》，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这就为他们移民海外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为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印度众多高级人才退而选择移民海外，从而为美国印度裔移民的迅速增加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此外，印度中央政府自独立后对种姓制度中的低等人群制定并执行的保留政策(注：即在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为印度教的低种姓保留名额，但其受益人只能是低种姓的印度教徒。有些邦规定保留名额也提供给包括佛教徒和锡克教徒（属于印度本土宗教）在内的低种姓。参见邱永辉：《印度宗教多元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和政治上对妇女的重视，削弱了婆罗门等种姓制度中高等人群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许多人因此而移民海外，并主要选择了美国。(注：Aminah Mohammad-Arif, translated by Sarah Patey, p.36.)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尽管印度国内发展长期缓慢，但1965年后印度人移民美国基本都出于自愿，而非迫害所致。
其次，美国对外来人才的大量需求为印度人移民海外创造了机会。冷战爆发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剧变和国内民权运动的高涨，美国热切期望通过大量引进外来高级人才的方式，合力推动国内经济腾飞与社会稳定，提升科技和军工能力，以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快了其移民政策的调整进程，并于1965年通过了新的移民法，它在原有家庭团聚型和技术型移民优先机制的基础上，废除了美国1924年移民法有关歧视亚洲和东南欧国家移民的“民族来源条款”，各国移民从此可以在“一视同仁”的条件下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进入美国，进而为美国印度裔移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创造了绝好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再次出台了《1990年移民与国籍法》（the 1990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幅增强了对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外来高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这就为印度人大量移民美国再次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美国引进的所有高技术外来人才中，亚洲人增长最快、人数最多，而其中又以印度人为最。他们大多先通过H-1B非移民工作签证(注： H-1B签证属于非移民工作签证，其签发对象为至少拥有学士以上学位的美国急需型外来高技术人才。此签证有效期三年，持证人可根据需要续签三年，并同时可向美国相关部门申请永久居留资格，继而申请美国公民资格。)进入美国，然后在条件成熟时申请美国永久居留资格（即绿卡），继而归化为美国公民。
再次，印度人自身的强烈需求为其移民美国提供了动力。除上述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外，印度人移民美国还与其自身的强烈需求密切相关。对于众多印度人而言，由于国内发展的制约，移民海外成功与否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因而在社会和文化意识的推动下，又逐渐与家族荣誉和威望的提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被视为提高家庭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则令众多印度人感觉更是如此，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思潮。(注：Aminah Mohammad-Arif, translated by Sarah Patey, p.36.)不仅如此，由于接受高等教育以实现人生目标和价值一直是印度上层社会的一大追求，因而教育体系完善和教育水平高位的美国对于众多印度人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当然，印度人移民美国也存在着政治和宗教上的原因。自印巴分治以来，印度国内种族和宗教对立长期存在、喀什米尔冲突不断发生、印度人民党之类的极端印度教政党异军突起等因素，极大地推动了众多印度人，特别是社会中上层穆斯林人士移民海外。(注：John Powell, Encyclopedia of North American Immigration(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5), p.146.)此外，某些情况下印度妇女的决定性作用（许多中上层已婚妇女希望逃离丈夫家庭的约束和影响）、人们对传统种姓制度约束的憎恨、美国社会的移民性质和包容性特质对印度人文化传承上的帮助，以及对美国社会发展的由衷向往等等，也都推动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发展进程。
最后，原殖民宗主国英国移民政策的调整为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尽快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与发展，英国扩大了对外来专业技术移民的需求，因而在原殖民地母国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许多印度职业人士都将英国当成了移民的首选之地，并在1955年至1965年期间形成了一个移民高峰。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英国在社会供应和服务上存在着众多的欠缺。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加，他们在为英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种族对立，针对外来移民的敌视情绪日益强烈和暴力袭击不断发生。因此，为应对不断恶化的种族对立和冲突，英国于1962年通过了《英联邦移民法》（The 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Act），开始为英联邦内部移民设置限制;1965年，议会又于通过了《种族关系法》（The Race Relations Act），名义上是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实质上则是为了严格限制英联邦有色人种成员国新移民的进入。(注：Sandhya Shukla, India Abroad: Diasporic Cultures of Postwar America and Englan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3.)严峻的种族对立和严格的移民限制随后致使印度人移民英国急剧减少，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都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注：Anjali Sahay, Indian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Brain Drain or Gai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p.72.)英国的严格限制促使众多希望通过移民海外来寻求发展的印度人不得不另谋他途，而美国正好因其1965年新移民法的出台和执行，为印度人移民海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从而为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森严等级之别，不仅很大程度上剥夺了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而且致使他们因极端贫困而难以承受高昂的移民费用。因此，最后真正实现移民海外的基本上都是来自社会中上层，并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殷实经济实力的人士。美国印度裔族群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鲜明的精英特性。长期以来，几乎全部的社会精英都属于印度婆罗门等高种姓阶级，他们至今仍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占据着印度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而占印度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则因贫困而处于从属地位，并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注：H. S. Verma, ed., The OBCs and the Ruling Classes in India (Jaipur, India: Rawat Publications, 2005), p.237.)由于1965前的美国印度裔移民不仅大多出身卑微，而且数量非常有限，并难以通过“家庭团聚”方式迅速增加。1965年后成功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大多属于来自社会精英人群的知识型高技术移民，英语流利，并熟知西方社会生活。(注：Prema Kurien, “We Are Better Hindus Here: Religion and Ethnicity among Indian Americans,” in Pyong Gap Min and Jung Ha Kim eds., Religions in Asian America: Building Faith Communitie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2), p.102. )据统计，在1966～1980年间移民美国的印度人中，95%属于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仅1966～1977年间印度就有近2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4万名工程师和2.5万名医生成功移民美国。(注：Sunil Bhatia, American Karma: R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Indian Diaspor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4.)虽然他们在此后的80年代因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而在比例上有所下降，但随着美国90年代新移民法的出台，技术移民再次得到激增。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印度人以H-1B工作签证进入美国，其中仅1996～2001年期间超过了50万人。(注：AnnaLee Saxenian,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Regional Upgrading in India and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40, No. 2 (Summer 2005), p.52.)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赴美留学的印度人也越发增多，特别是近年来已连续八年稳居美国外来学生首位，其中2008～2009学年间竟高达103260人，占美国当年所有外来学生总数的15.4%。(注：Indian Embassy in USA,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embassy.org/newsite/induspolAug07.asp.)大部分赴美留学的印度人在学成之后都留美工作。(注：Susan Koshy and R. Radhakrishnan, eds., p.304.)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所有移居西方发达国家的印度高技术人才中，美国占到了其总量的80%以上。(注：Binod Khadria, pp.85~86.)
随着知识型高技术移民的增多，美国印度裔移民整体性的职业层次和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快速的提高。据美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结果显示，印度裔移民目前从事高技术和管理类职业的比例不仅在所有亚裔移民当中位列第一，而且还在全美范围内独占鳌头。(注：U.S. Census Bureau,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vailable at: 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nav/jsf/pages/searchresults.xhtml?ref=ci&refresh=t#none.) 从事管理等专业技术类职业的美国印度裔占到了其族裔劳动力总量的66.5%，高于美国白人、华人与日裔的37.7%，54.4%和53.6%，也高于全美和亚裔平均水平的36.0%和48.5%。与此同时，就教育层次而言，在美国所有族裔的25岁或以上人群中，印度裔移民大学或以上学历的拥有量多年来亦位居榜首，例如2011年的拥有率就高达82.1%，远高于全美和亚裔平均水平的57.5%和69.5%，比紧随其后的菲律宾裔的76.9%和日裔的74.9%还分别高出了5.2和7.2个百分点。(注：U.S. Census Bureau,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vailable at: 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nav/jsf/pages/searchresults.xhtml?ref=ci&refresh=t#none.)整体上的高职业层次和高教育水平，美国印度裔移民因而在具备了鲜明的精英性质和较高的族裔素质，这就为他们短时间内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取得瞩目成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族裔人口增速惊人。在1965年之后的短短四十几年时间里，美国印度裔移民从最初的一万人迅速增加到了目前的320万人。不仅如此，美国印度裔移民所占美国人口总量和美国亚裔人口总量的比例也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在美国人口总量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0.3%增加到了2000年的0.6%和2010年的0.89%，(注：American FactFinder, U.S. Census Bureau, available at: 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nav/jsf/pages/index.xhtml.)所占美国亚裔人口总量的比例则从1980年的10.4%上升到1990年的11.8%、2000年的16.4%，以及2010年的18.77%。(注：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数据来源于C. N. Le, “Issues in the Asian-nation,” in John W. Lee ed., Asian-American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New York: Novinka Books, 2002), pp.8, 9,56。2010年数据来源于U.S. Census Bureau,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acs/www/，经笔者整理。)事实上，印度裔移民1993年就超过日裔移民而再次跃居美国所有亚裔族群人口的第三位，(注：Gordon H. Chang, ed., p.258.)而2003年时则更是以2226585人的数量超越菲律宾裔移民而位居第二大亚裔族群，仅次于美国华人，(注：200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vailable at: http://www.nriol.com/indiandiaspora/indians-abroad.asp.)并保持至今。事实表明，印度裔族群不仅是美国所有亚裔族群，而且也是美国所有外来族群人口增长最快的少数群体。(注：“Indian Americans,”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an_American.)
第三，尽管宗教信仰多样，族裔组织众多，但族裔内部总体上却较为和睦、团结。与早期锡克教移民占绝大多数相比，1965年之后美国印度裔移民在宗教信仰上则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其中印度教教徒最多，约占总人口的60%左右。(注：Prema Kurien, “Who Speaks for Indian American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Format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9, No. 3 (September 2007), p.765.)与此同时，随着印度裔族群的快速发展，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类族裔组织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相继建立，其数量目前已超过了1000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注：Mark Sidel, “Diaspora Philanthropy to India: A Perspecti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eter F. Geithner et al. eds., Diaspora Philanthrop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19.)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印度裔族群内部总体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平和态势。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印度裔移民中的许多穆斯林或基督徒本身就是由印度教教徒改教而来，虽然信仰改变了，但印度教许多原有的体制、习俗和意识并未因此消失，从而使得不同教派在对待祖籍国的情感和态度上能够维持一种超越宗教和种姓差别的认同感，(注：Anna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72~73.)对不同的印度裔组织起到了极大的约束和凝聚作用。不仅如此，印度裔移民整体上的精英特质(注：除印度教移民外，美国印度裔穆斯林移民大多源自于印度的高种姓阶层。参见Alan Roland, “Indians in America: Adaptation and the Bicultural Self,” in Paul H. Elovitz and Charlotte Kahn eds., Immigrant Experiences: Personal Narrative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9. 不仅如此，事实上，在美国穆斯林中，印度裔穆斯林不但教育水平高，而且还常常是美国伊斯兰世界中的领导层人士。参见Karen Isaksen Leonard, p.115.)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不同教派之间遇事能够平等协商，和平解决。
第四，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坚守和传承。过去近50年来，尽管美国印度裔移民不断增多，然而他们在不断自我发展和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却又很好地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尤其体现在宗教、婚配、服饰和饮食等方面。美国印度裔移民坚守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包括宗教、家庭教育和同族婚配等，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长辈们的影响和美国印度裔组织的推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切主要还是源自于美国印度裔移民对祖籍国和族群自身强烈的文化认同。
最后，族裔内部男女性别比例非常均衡。早期美国印度裔移民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性远多于女性，例如1904～1911年间移民美国的近7000印度人中只有3到4名妇女，而1930年时的男女比例则是1572：1，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女性也仅占到族裔人口的2～3%。(注：Arthur W. Helweg and Usha M. Helweg, p.101.)这不仅造成了族裔内部的不稳定，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1965年后，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则在性别对比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表现出了相当的均衡性，例如1979年至1990年间移民美国的印度人男女数量就几乎相当。由于他们大多出身社会中上层，而且坚守传统文化的意识非常强烈，因而在美国所有外来移民中，印度裔家庭不仅最为稳定、离婚率最低，而且族裔间通婚也较少发生。(注：Karen Isaksen Leonard, p.77.)此外，由于1965年后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大多属于知识技术型人才，在文化理解、情感沟通以及生活习惯上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新生活，因而相比早期移民而言，(注：早期印裔移民主要聚集在加州地区，例如1910年该地的印裔移民占到了其族裔人口总数的77%，到1930年时高达60%。参见Karen Isaksen Leonard, p.70.)他们具备了更高的谋生能力，在地理分布上也早已遍及全美各地。(注：据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移民在美国的分布情况大致为：33%生活在美国东北地区、26.2%生活在美国南部、24%生活在美国西部地区、17%左右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参见Khyati Y. Joshi, New Roots in America’s Sacred Ground: Relig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Indian America (Piscataway,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
对于跨国移民而言，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移民海外，一旦他们完成移民过程，并在目的地安定下来后，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和发展。对此，精英出身而深谙西方社会的美国印度裔移民不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由于鲜明的族裔特点已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代人艰苦的努力，他们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成就。
首先，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为美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毋庸置疑，经济实力是国际移民在移居国获取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努力发展族裔经济就成为了印度裔移民立足美国的重中之重。据美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印度裔就曾是美国少数族裔中收入最高的群体；(注：Anjali Sahay, p.11.)之后的80年代虽因家庭团聚型移民的增多而有所下滑，但1994年后又重回峰位，(注：Sanjeev Khagram et al., p.272.)并保持至今。例如，2011年印度裔的平均家庭收入达到了10.2894万美元，高于华人的7.7209万美元、日裔的9.0550万美元、白人的6.6025万美元和亚裔平均的7.7742万美元，全美平均的6.1455万美元。(注：American FactFinder, U.S. Census Bureau, available at: 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nav/jsf/pages/index.xhtml.)除高收入外，美国印度裔移民在商务领域也成绩斐然。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由他们创立的各类公司2006年已超过了22万家。(注：“Asian Indian-Owned Firms,” in U.S. Census Bureau,2002 Survey of Business Owners,(revised on August 29,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以加州硅谷为例，约60%的印度裔移民创办了私人公司，而由其经营的技术公司1998年时就超过了775家，销售额达36亿美元。(注：Annalee Saxenian, “The Bangalore Boom: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 in Kenneth Keniston and Deepak Kumar eds.,It Experience in India: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4), p.169.)在美国酒店服务业中，印度裔酒店业主的总量已超过了2.5万人，占全美50%的经济旅馆和35%的酒店产业。(注：“Little India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www.nriol.com/indiandiaspora/indians-abroad.asp.)据统计，2000年，美国印度裔170万人口中拥有百万美元家产的家庭达到了20万户；2003年，每九位印度裔移民就有一位是百万富翁，其人数占到了美国百万富翁总数的10%；到2007年初，美国印度裔百万富翁人数达25万。(注：Dr. Thomas Abraham, “India and Her Diaspora: Evolving Relationship,” the Maulana Abd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Kolkata, India, January 11~13,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gopio.net/publications_articles/.)
美国印度裔族群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成就的取得不仅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就业市场的发展。据统计，2004年，美国印度裔族群就以超过600亿美元的生产总值位居印度所有海外移民群体经济实力的首位，几乎是同期名列第二的英国印度裔移民生产总值的两倍，(注：Data from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available at: http://www.oifc.in/Upload-s/ MediaTypes/Documents/AttractingFDIFromIndianDiaspora.pdf.)2006年，美国印度裔所属公司的年度财政收入超过800亿美元。(注：“Asian Indian-Owned Firms”,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美国印度裔经营的便利店2004年提供的就业人数就超过了30万人，而由他们开办的公司2006年提供了超过60万的工作岗位，占美国当时全国就业总量的0.6%以上。(注：“Asian Indian-Owned Firms”,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
其次，积极参政以维护族裔利益和扩大社会影响。美国印度裔移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积极涉入美国政治生活。他们通过为美国的各项政治选举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注：例如，他们为美国2002至2004年间的各项选举提供了1600万至18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为2008年总统大选募集的现金则超过了2000万美元。)和美国国会的“印度连线”组织的桥梁作用，加强与美国政界的联系。他们在大力推动国会通过了多个有利于美印关系发展和族裔利益维护的相关法案，(注：例如，2009年，经印裔会员占绝大多数的美国亚裔酒店业主联盟等组织的积极游说和大力推动，由国会议员2007年提交的《雇员自由选择法》因未能获得参议院支持而胎死腹中，因为该法案授予雇员很大的自由选择权，它将令企业裁员变得更加困难，也会使雇主的裁员方式受到严格限制。)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推动了美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目前，美国宇航局的印度裔雇员不仅占员工总数的30%，而且还包括了300名世界顶级的印度裔科学家；(注：Anjali Sahay, p.171.)另据印度外交部报告显示，印度裔科学家占全美科学家总数的12%，而其族裔人口却还不到全美总人口的1%。(注：Sharmila Rudrappa, “Braceros and Techno-Braceros: Guest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ow-Wage and High-Wage Labor,” Susan Koshy & R. Radhakrishnan eds., Transnational South Asian: The Making of a Neo-Diaspor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05.)与此同时，美国印度裔移民还占到了微软公司员工的34%、英特尔公司的17%、思科公司的25%，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公司的28%。此外，7%的美国硅谷技术公司由印度裔经营。这些印度裔移民在努力实现自我人生目标和价值的同时，也为美国高科技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以诺贝尔奖为例，印度裔科学家获奖者已有四人。(注：“List of Indian Americans,”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ndian_Americans#Politics.)
最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体系。如上文所述，美国印度裔移民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坚守和传承，然而这也间接影响到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印度的音乐、舞蹈、食物、服饰、瑜伽、绘画艺术、传统节日等文化遗产，不仅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展示，而且还与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例如，目前修炼瑜伽的美国人数已超过了1800万，而且还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注：“Indian Americans,”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an_American.)
此外，印度裔移民在美国教育和医疗服务事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目前任教于美国各高校的印度裔移民早已超过了5000人，自1965年美国修正移民政策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印度裔移民是医务工作者，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生活在都市郊区或中小城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城镇社区和广大农村医疗服务上的人员空缺。
美国印度裔移民也为祖籍国印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一，通过不断增长的侨汇输出、银行储蓄和购买政府债券，为印度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补充。近年来，美国印度裔移民每年通过正规渠道输送回印度的侨汇都达到或超过110亿美元，他们因此而成为印度侨汇收入最为重要的来源对象；(注：具体而言，印度的侨汇收入之所以能从2001~2002财年的121亿美元迅速上升到了2008~2009财年的520亿美元，主要就是得益于美国印裔侨汇的快速增加。参见Michael Fullilove, World Wide Webs: Diaspora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08), p.31.)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印度裔移民大多来自高种姓阶层，因而在侨汇使用途径上，基本上都被用于了投资或扩大再生产，而非生活开支，从而缓解了急需资金投入的印度经济建设的压力。(注：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4th edition)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2009), p.61.)与此同时，美国印度裔移民还以向印度各所属银行进行资金储蓄和积极购买印度政府债券的方式，为印度增加外汇积累和实现收支平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注：例如在2008年437亿美元的海外移民储金中，美国印裔移民竟然占据了一半以上；而在印度自1991年以来先后三次向海外发售的总额为11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中，美国印裔移民的购买量也超过了其中的一半以上。参见Suhas L. Ketkar and Dilip Ratha, “Development Finance via Diaspora Bonds: Track Record and Potential,”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Team, August 2007, p.2, available at: http://www.dilipratha.com/rem&mig.htm.)
第二，通过返乡投资创业，为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许多美国印度裔成功人士不断返乡投资创业。他们在直接带回大量资金(注：在投资数额上，仅美国IT领域的印裔成功移民对印度每年的投资量人均就高达20万美元（参见Pierpaolo Giannoccolo, “The Brain Drain: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R\]. Spain: Marine Curie Training Fellowship at University Autonoma de Barcelona, 2004），而自2005年以来，美国印裔移民对印度各行业的直接投资每年都不少于150亿美元（这是笔者于2010年3月17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学期间对印裔组织NetSAP主席苏钦·阿德拉克哈先生（Mr. Suchin Adhlakha）进行访谈时，对方给我的回复）。)、人力(注：在创业人数上，仅2002~2003年间就有5000名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美国印裔技术人员返回印度创业（参见AnnaLee Saxenian, p.288），而另据估计，2000~2005年间返乡创业的海外印裔IT产业高科技移民人数高达25000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美国。参见Elizabeth Chacko,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Gain: Reverse Migration to Bangalore and Hyderabad, India’s Globalizing High Tech Cities,” GeoJournal 68, 2007, p.134。 )和先进管理理念与机制的同时，还有效地利用其早已建成的移民网络，间接地推动了许多诸如通用电气、微软、戴尔、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印投资，从而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印度经济的快速崛起，深化了印度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和协同发展，而且还保证了技术和信息的及时更新、资金的合理流动，扩大了美国与印度间的贸易往来而强化了彼此间的经济联系，(注：近年来正是在美国印裔移民网络的大力推动下，才促成了印度信息技术出口产品的2/3都销往了美国。参见Anjali Sahay, p.181.) 影响深远。
第三，通过慈善捐赠，为印度的社会进步与稳定做出贡献。由于大部分都出身精英阶层，经济实力较强，因而相比世界其他印度裔群体而言，美国印度裔移民一直都更为热心于对祖籍国的慈善捐赠，并已成为了印度最为重要的慈善来源。(注：Devesh Kapur et al., “Indian Diaspora Philanthropy,” in Peter F. Geithner et al. eds.，Diaspora Philanthrop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94.)近年来，他们的慈善捐赠不仅数额较大，而且还非常普遍。例如，仅美洲印度基金会(AIF)就为印度2001年古加拉特邦大地震提供了超过690万美元的赈灾善款，并于2004年前为印度的基础教育捐献了高达5000万美元的建设善款；(注：Adil Najam, “Diaspora Philanthropy to Aisa,” in Barbara J. Merz et al. eds.，Diaspora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4.)另据印度慈善基金会2000年对150名美国印度裔移民的社会调查显示，57.4%的人在过去两年中捐赠了三到五次，17.3%的人捐赠超过五次，而同期在捐赠金额上，7.3%的人承认超过了3000美元，19.4%的人介于1000～3000美元，14%的人介于500～1000美元。(注：Devesh Kapur et al., p.188.)由于美国印度裔移民的慈善捐赠主要用于印度的医疗、教育和赈灾等领域，因而间接促进了印度社会的进步与稳定。
第四，推进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与完善。美国印度裔移民在不断扩大对印度社会发展投入的同时，也利用自身条件，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密切与印度政界的联系，以寻求彻底终结印度过去僵化的冷漠政策。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印度逐步实现了由“海外印度裔卡”计划（PIO Card Scheme）到“双重国籍”计划（Duel Citizenship Project），再到“印度海外公民”方案（The 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 (OCI) Scheme），相关移民政策不断得到调整与完善。
最后，推动美印关系的良性互动。通过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和积极游说，他们不仅在推动诸如《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利用国会“印度连线”组织提交或审批了多部有利于印度的法案，而且还通过教育、文化、职业、企业精神等方面的亲身表率，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美印两国民众彼此间的认识与态度，从而为美印关系的良性互动创造了条件；美国印度裔移民对美印关系发展的大力推动，甚至对国际社会认知印度的视角都产生了越发重要的影响，从而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注：Peter F. Geithner et al., eds., p.ⅹⅵ.)
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族裔群体，美国印度裔族群目前已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不仅日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加强了与祖籍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借助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力，在政治、经济等众多方面为印度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和美印关系的良性互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印度裔族群实力的快速增强与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引起了美印当局的日益关注，早在200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詹姆斯·林德森（James M. Lindsay）就曾评论说：“在未来几年内，印裔美国人最有可能发展成美国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注：Prema Kurien, “Who Speaks for Indian American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Format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9, No. 3, Sep., 2007, p.762.)显然，詹姆斯的预言目前已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滕海区：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本文责任编辑：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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