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
为美国霸权的“持续性”而谋
——《对外政策始于国内：打理好美国内务》评介
张 勇
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但是，战事旷日持久，久拖不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雪上加霜，“美国衰落论”由此成为舆论焦点。美国的帝国之运真的要应验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的预言吗？(注：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也难免历史上因“帝国过分扩张”而导致衰落的风险与尴尬。参见：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1987), p.515. )在此新情境下，美国各路精英纷纷著书立说，为捍卫美国霸权出谋献策。(注：代表性的有：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Nina Hachigian and Mona Sutphen, 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How the U.S. Can Thrive as Other Powers Ris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11); G. 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merica’s Path: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Ma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AmericasPath_FontaineAndLord.pdf.)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以下简称哈斯）的新书《对外政策始于国内：打理好美国内务》就是为延续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而谋的最新力作之一。(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事实上，此书是由哈斯2011年的一篇文章扩展而来，详见“Richard N. Haass: Bringing Our Foreign Policy Home，” available at http://www.cfr.org/us-strategy-and-politics/bringing-our-foreign-policy-home/p25514.)
自2003年开始，哈斯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注：Jim Lobe, “Realists Rule?” Inter Press Service, August 19, 2005.)——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主席。哈斯的研究专长为美国对外政策、国际安全与全球化，尤其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方面建树颇丰，研究重点区域为亚洲与中东，曾自撰写或合著外交政策方面的著作达11部之多。哈斯曾在政府部门和美国多家智库任职，先后供职于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曾是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的重要内阁幕僚。(注：“CFR Experts Guide,” available at: http://www.cfr.org/content/about/CFR-Experts-Guide-20130114.pdf?co=C000601.)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温和派的代表，哈斯不仅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框架设计及实践的参与者，而且在学术方面也一直关注美国如何保持冷战后的世界领导地位。他在内政与外交如何平衡方面的立场具有连贯性。在《不情愿的治安官：冷战后的美国》中，哈斯提到：为了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美国这个治安官必须首先排除来自国内的各种阻力，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注：Richard N. Haass,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NY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7),p.140.)在《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一书中，他认为，美国无法同时推行大炮、黄油和降低税收的政策。(注：理查德·哈斯：《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王明侠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哈斯直言，这部新书是前述两部书的续篇。(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2.)
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两极国际体系的瓦解，美国突然没有了外部敌人，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也不复存在，美国国内对资源配置向外投注的民意热情也在减弱，美国对外政策内向化取向较为明显。但是，冷战后世界中的新威胁不断出现，世界进入了“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时代，美国与世界并没有得到安宁。哈斯认为，美国不可担任全球警察，但应公平地与其他国家合作，担任一个“诚实的掮客”(honest broker)。结果，美国治理这个失序世界的需要与不情愿让美国充当治安官的美国社会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注：Richard N. Haass,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p.138.)这大概是“不情愿的治安官”名称的来由。
在《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一书中，哈斯认为，时代发展为美国提供了领导其他国家共同塑造21世纪和平与繁荣的难得机遇：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争霸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且使大国怀有敌意的意识形态对立已荡然无存，共同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对所有大国而言都关系重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史无前例的绝对优势足以慑止相关国家的侵略意图与行为；二是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治理世界的实力与意图普遍持接受与容忍态度。美国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推进实施整合战略（integration），该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制定规则与制度以管理国际关系，并说服其他大国遵守规则、进行有效合作，形成大国协调，共同在美国麾下维系全球和平与繁荣。
哈斯这三本书的出版时间相隔都是8年，可以说，这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冷战后哈斯学术心路的发展历程，可谓三部曲。如果说，哈斯的前两部书旨在提醒美国不要重内轻外应抓住历史机遇重塑世界新秩序的话，而2013年的这部新书则聚焦于通过重塑美国自身来重铸美国全球霸权之基，提醒美国政府内修方能外治。哈斯对外政策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看似矛盾，但其本质上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冷战后一直到2005年可以说美国处于自身国力的兴盛时期，哈斯主张美国积极参与新世界秩序的构建也在情理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内外交困，哈斯主张美国“安内固本”为先便是顺理成章。
哈斯认为，自己较此前立场有所调整的原因——也即撰写新书的动机——在于要解决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性问题：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间的失衡局面。(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2.)一方面是资源分布与收支严重失衡。长期以来，美国在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过分投入，这不仅忽略了亚太及北美地区，而且使国内债台高筑，形成了对中国的金融依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状况不佳，这已经严重限制并削弱了美国采取有效海外行动的能力。这些不仅使“华盛顿共识之美国模式”的榜样力量受损，而且严重影响了美国的世界形象尤其是全球领导的威望，因此美国对外战略应进入战略间歇期（strategic respite），推进自身的国家复兴应成为优先选项。
新书框架结构比较简洁，除导言与结论外，共分为三部分：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对外政策重塑以及国家复兴。本书认为，美国安全与繁荣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源于海外而是源于国内，美国要在全球付诸有效行动，就必须要复兴美国实力的国内基础。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全球权力的分散化应成为美国振兴国力的动力与机遇，美国应未雨绸缪，在其他国家还在追赶美国之时，只有以安内固本为先，方能最终巩固美国优势地位并延续美国霸权的命运。国家内外政策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国外一片混乱，美国人在国内就不会享受到他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如果美国不能重铸国内力量之基，就难以去应对国外的混乱局面。(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81. )如何巧妙地把握内政与外交两者间的平衡关系一直是国家内外决策需要考量的优先课题。(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的金融顾问詹姆斯·华宝(James Paul Warburg)曾著有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这是美国精英研究内政与外交关系的早期代表性著作之一。)
本书第一部分为“历史的回归”。这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并介绍了美国需要调整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哈斯看来，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可能性在于，整个大的国际环境对美国而言是新的机遇。哈斯用了较小的篇幅分析了欧洲、日本、印度及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行为体难以成为未来美国的挑战性力量的前景。哈斯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大国间爆发传统的争霸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也很难出现足以挑战美国力量的对手，也不存在能够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国际力量。(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p.64~65.)而且，大多数国家从现存体系中获益并乐于与美国领导共处。如何有效防止大国间竞争退回到传统的均势争霸时代，这取决于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外行为以及行为的方式。
在哈斯看来，过分乐观也会招致风险。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传统性挑战依然存在，这些威胁主要来自于野心勃勃的伊朗、朝鲜等国家，以及那些治理能力较差的脆弱国家。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无极世界，治理起来变得愈加困难。全球性挑战与建立有效的国际应对机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就是哈斯所说的“全球化鸿沟”（global gap）。原因在于美国与主要国际力量（中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与印度）在建立治理国际关系的规则与违规惩罚层面一直很难达成有效共识。哈斯还对目前美国是否具有继续担此重任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四方面看，尽管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无容置疑，但是美国面临的内外挑战更令人担忧。首先，随着中国等竞争者的崛起，美国的相对国际地位正在下滑；其次，在当代，要让实力转化为相应的影响力已变得愈发困难（如在应对拥核的朝鲜、伊朗及恐怖主义方面，军事手段已很难奏效）；再次，国内问题的掣肘也在威胁着美国的国际地位；最后，美国多年陷入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事之中，这削弱了美国的海外战略行动能力。
在哈斯看来，外部世界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现实性存在，其他主要大国集中发展自身而且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与能力不足，敌友界限的划分越来越模糊，国家利益至上越来越鲜明，这样一个时代才体现了国际关系演变动力的真正本质，这也许就是哈斯所说的“历史回归”的内涵所在。
本书第二部分为“对外政策的重塑”。哈斯在评述美国对外政策四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详细阐释了“重塑”的内涵，并就控制美国国防预算的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对外扩展民主一直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目标。但是，在哈斯看来，美国对此有不少不当做法与认识误区。通过武力介入或政权更迭来移植民主，代价高昂。执意推进民主不是拓展美国国家利益的唯一目标所在，美国不应让推进民主压倒其他目标追求。再者，不能把一人一票选举模式等同于民主，民主的真正内涵是在尊重大多数的同时，维护少数人的平等利益，民主的最终成熟有赖于真正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形成。美国推进海外民主不应有统一的模式，应视当地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不同，区别对待，逐步推进。至于人道主义原则，哈斯认为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美国不应在自身资源受限的时候实施不加节制的干预；应通过长期的能力建设与国家重建从根本上去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美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方式应视情况而定。同时，他给出了尽量避免直接军事干预的其他替代性选择。在反恐问题上，哈斯认为，应该摈弃“反恐战争”的说法，除军事手段外，美国政府应采用多管齐下、综合性的应对措施实时地并长期地应对恐怖主义的具体挑战。对于他自己先前主张的对外“整合”战略，他认为已经产生了一定效果，但是鉴于目前的新形势，应暂缓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谈判陷入僵局、全球气候问题谈判步履维艰、朝鲜和伊朗去核化进程前景不明，还有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方面也是进展有限。美国要等待机会成熟时，再继续推进“整合”战略，但仅凭这个战略并不能保证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功。
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塑有赖于三大支柱。首先，与20世纪相比，对美国而言，外部世界已变得相对不具有威胁性，这构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美国应再平衡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资源配置以解决国内的关键性需求。目标是重铸美国实力之基，以击退潜在的战略挑战对手或准备好应对挑战者的出现。其次，美国对外注意力不应再聚焦于大中东地区，而且再也不要抱着改造其他国家的目的去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而且，美国的关注重点应转向亚太与西半球。最后，“重塑”也意味着再平衡美国对外政策的执行工具，应慎用军事手段更加重视经济与外交手段。
哈斯认为，复兴国家实力与推进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行为方式间的再平衡是“重塑”政策的本义，其核心是基于“偿付”理念：美国的海外行动不应以侵蚀美国基本的经济稳定与国家实力为代价。(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p.112~113.)对外政策重塑不是主张要美国回到“孤立主义”，也不是说美国要从中东退出。相反，美国将继续开展积极的对外政策，创设国际协议以因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同时需要加强国内建设，其重点是恢复美国经济基础的实力。哈斯主张在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应将军事预算控制在适当的水平，以为改善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开路。这似乎与奥巴马政府要坚决大幅削减美国国防预算的计划如出一辙。
在最后的“国家复兴”部分，哈斯阐述了美国面临的国内问题及应对措施。认为美国应该用十年的时间复兴美国实力的经济、安全与物质基础，以为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可持续发展储备能量。当下美国面临诸多国内问题的挑战，但五大核心问题亟待解决：减少财政赤字及外债在给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制定综合性的能源战略；提升教育质量；升级国家基础设施；现代化过时的移民政策。另外还需推动经济增长与弥合国内政治分歧。十年来，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总额从最初的大约6万亿美元已升至如今的大约16万亿美元，这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123.)长期的还债周期将影响美国政府在教育、科研及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美国的竞争力将因此受损。因此，美国面临选择的拐点：要么成功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要么承担因失败招致的严重国内外后果。为此，哈斯主张美国应削减联邦自由财政支出与国防安全预算，选择性地削减联邦财政支持项目（如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与福利开支等）并选择性地提高国家税收。
哈斯认为，美国的能源状况整体向好，但也存在供应短缺及油价上涨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美国有必要出台更富有弹性且更负责任的能源政策。具体目标是减少能源消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减少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以及降低碳消耗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打组合拳：增加国内油气产能；降低油碳需消耗比重；搞好与周边能源供应国的关系；增加燃油税及改进核能生产技术等。比起能源状况来，哈斯对美国的基础教育（K~12）(注：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K12”中的“K”代表Kindergarten（幼儿园），“12”代表12年级。“K－12”是指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育，因此也被国际上用作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通称。)状况甚为担忧。美国的基础教育投入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教育效果不够理想，投入与产出之间不成正比。哈斯对此的建议是：改善师资状况、提高师资待遇；将资源由行政口向教育口倾斜；转变传统的课上课下教学方式；政府引导树立终身教育意识；加大针对就业者的上岗技能再培训。
哈斯对美国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深感不满，认为这不仅带来了资源浪费，而且在应急救灾方面也会致使行动迟缓。基础设施不断更新现代化的中国等也对美国竞争力构成挑战。哈斯列出了为基础设施筹资的新方：抬高交通燃油税；设置交通拥堵费；提高过路费；利用公私关系筹集国内资金而后用过路费返还。
至于移民政策，哈斯认为这是个令人更加头疼的问题。美国对此的国内争议主要有三点：防止非法移民入境问题；使200万已入境非法移民美国身份合法化问题；合法移民的准入标准及规模问题。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哈斯建议美国不妨仿效澳大利亚及英国的做法，根据教育背景与技能状况对移民申请人量化打分，积分高的可给予移民资格。另外，还可根据市场需要实行浮动性的绿卡发放年度限额制度。哈斯的依据是美国教育质量欠佳，难以短期培育出市场需要的高端人才，这样做会提升美国的世界竞争力。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恢复至相对较高水平（应是平均3%以上）(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149.)是美国维系国家稳定与全球领导权的条件，否则，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美国在国内外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哈斯最后在总结上述五大核心要素的基础上，还谈及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其余四点因素：推进世界贸易谈判进程，扩大美国海外贸易；吸引更多海外投资；实施大企业减税计划；政府要保持经济政策连贯性以增强市场信心。
早有美国学者指出，“外强内弱”是美国政治制度中一直存在的悖论。(注：Stephen D. Krasner, “U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ravelling the Paradox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Weaknes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31, No. 4, (Autumn, 1977), pp.635~671.)哈斯意识到，美国在制定与延续国内外政策连贯性方面的能力正变得愈加不足，而这方面的成功才是保持美国强大并使其应对21世纪挑战的关键所在，此种能力的欠缺是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也最紧迫的挑战。(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154.)哈斯认为，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美国社会不仅意愿不足而且也不够积极作为，这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有利于某个政党的国会选区划分方式增加了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保险席位”数，结果两党“极化”现象严重，导致竞争性的中间派议席数减少；政治资助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结果导致难以形成广泛的政治联合体，激进派的声音在增强；广播电视窄播化(注：一种电视传播观点,相对于广播而言。电视从其诞生起就因为传播范围广泛,不受地理概念的限制而名为 “广播,即broadcasting”。随着有线电视的不断发展,大量专业电视台出现,节目越来越向专业化、专门化方向发展,传播对象越来越有针对性。相对来讲,电视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播对象的人数缩小。因而一种观点认为电视现在不再是“广播,broadsasting,而是“窄播,narrowcasting”。参阅网页http://xuewen.cnki.net/R2006061470005628.html。)不仅扩大了社会裂痕而且使公众变得愈加无知，博客信息易导致大众偏见的形成，最终信息的准确性与充裕性无法得到保障；最为严重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在排挤美国政治中的公共利益。对此，哈斯建议推动国会运行机制改革，并剥夺州立法机构对国会选区的划分权并将之交由指定的政治平衡委员会来管理。但是，这些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两个条件：愿意尽力去构建国家共识的强势总统与美国传统的党派“妥协”政治文化的复兴。
在书的最后结论部分，哈斯认为落实以上政策建议也就是实现“国家复兴”与“对外政策重塑”目标——需要的是美国真正的领导力——这首先需要美国领导人具有制定符合美国各阶层整体性利益共识的政策的意愿。否则，未来的美国可能会陷入漂流、危机甚至是社会分裂之中。不过最终，哈斯从近期美国历史上历次浴火重生的自我救赎中看到更多的还是希望。
《对外政策始于国内》一书是对哈斯前两本书（《不情愿的治安官：冷战后的美国》；《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此书所谓“打理好国内事务”的主张反映出当前美国战略精英界的主流共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美国要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是主张推行优化资源配置前提下的选择性参与战略，借此来保障未来美国全球战略行动能力的持续性。
“实用主义”（Pragmatism）至上是哈斯外交思想的真谛。重政策、轻理论与重实用是近乎哈斯所有作品的特点。这在哈斯外交思想中集中体现为政策灵活、利益至上与务实高效。哈斯外交思想的变化是对冷战后美国所处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反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哈斯反对美国“帝国阵线过长”论调，他甚至认为衰落派要求美国削减军备的建议是因小失大，将给美国带来风险。(注：Richard N. Haass ,“The Use of History,” Orbis, June, 1988, pp.411~419.)而今，他认为“帝国阵线过长”确是导致眼下美国经济窘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29.)这也是他主张对外战略间歇并维系适度国防的缘由所在。哈斯还指出，等到美国经济社会力量的国内支撑更加稳固时，美国或许可以弱化复兴政策或者可以重拾“整合”战略了。(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113.)“实用主义之所以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 (注：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4页。)对外政策的有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环境变化的适用性，利益最好即时获得而理想可以渐进去实现。哈斯一直坚信美国的领导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必须的，他不是不相信“民主和平论”，只是在推进美国民主的时机、方式与方法层面更加注重务实与效果，而且在利益诉求与价值诉求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暂时让位于前者 。“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是无所作为的，而没有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却又是毫无意义的，”(注：转引自邢悦：《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文化规范功能》，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11 期，第34页。)从这层意义上讲，哈斯又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另外，哈斯的政策主张代表了当下美国学界要求美国战略收缩与政策内向化的主流共识。(注：William Greider, Come home, America : the Rise and Fall (and Redeeming Promise) of Our Country( N.Y. : Rodale, 2009 );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 Barry R. Posen, “Pull Back: The Case for a Less Activist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 Vol.92, No,1(January/February,2013), pp.116~130; Fareed Zakaria,“Can America Be Fixed: 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 Vol.92, No,1(January/February,2013), pp.22~33.)哈斯认为，对外政策重塑是要美国在对外行动与方式方面有更多选择权，以便为处理内政腾出更多精力与资源。(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82.)哈斯为了让自己与“孤立主义”标签撇开干系，还特别解释了美国在亚太战略措辞表达上用“再平衡（rebalancing）”替代“转向”（pivot）的原因。“转向”政策会发出误导性的信息：这好像等于说美国要从中东抽身，并且也会让人忽略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在远东做过的贡献。(注：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p.107.)战略收缩是美国处于不利境地时内外资源的再平衡过程，根本目的以退为进，以更小的投入获得更大的回报。哈斯主张的对外政策重塑是美国对国际博弈棋盘的重新布局，与其说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战略调整，因此，哈斯主张的美国对外战略的主导方面应属于实用与灵活色彩很强的选择性参与战略的范畴。(注：有关中美学者对“选择性干预（参与）战略”的分析，参见刘会军：《权力运用与美国霸权地位的维持：兼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载《美国研究》，2010 年第4 期，第99～100页。)在这样一个美国经济紧缩与全球权力分散化的年代，奉行选择性参与战略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从全球撤回其军事力量，相反，这是要追求美国领导力的持续性。(注：Robert J. Art, “Selective Engagement in the Era of Austerity,”in America’s Path: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CNAS:May, 2012), pp.13~27,available at: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AmericasPath_FontaineAndLord.pdf.)
目前，美国学界有关美国“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大辩论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派与“深度参与”（ deep engagement）派。“战略收缩”派除哈斯之外，代表人物还有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等。沃尔特简要总结了他们的思想特点：一是主张战略限制与选择性介入的根本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全球战略参与的持续性，而非回到孤立主义；二是美国要集中有限优势资源在世界关键地区维系有利于美国的均势，而非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去改造这些地区；三是他们追求的是用可以接受的较小成本付出来捍卫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注：Stephen M. Walt, “More or Less: the Debate on U.S. Grand Strategy,”January 2, 2013, available at: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01/02/more_or_less_the_debate_on_us_grand_strategy,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01/02/more_or_less_the_debate_on_us_grand_strategy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01/02/more_or_less_the_debate_on_us_grand_strategy, 2013年6月29日登录。)“深度参与”派以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为代表，他们打出了“美国不能回家”的口号，主张延续美国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全球“深度参与”战略：继续承担全球安全义务；继续重点维持海外军事存在；继续加大成本投入构建自由主义国际新秩序。(注：Stephen Brooks,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 3 (Winter 2012/2013),pp.7~51.)
“战略收缩”派是着眼于已经变化了的全球战略新环境，要以暂时的战略间歇或退缩来追求美国参与全球事务战略的持续性，这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战略远见，既没有主张美国“打道回府”，也没有主张美国放弃民主世界构建的梦想。伊肯伯里这派则从历史的经验出发，认为美国应在坚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既有国际秩序基本规则的基础上，继续领导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议程，借此，尽可能的将新旧力量聚拢到美国霸权的周围，尽可能的扩大西方民主世界的范围。保卫了西方的民主价值体系，也就延续了美国霸权的寿命，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哈斯最初提出的“整合”战略思想的影子。因此，“回不回家”只是“战略收缩”派与“深度参与”派之间的表象区别，他们追求的最终秩序层面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践行这些思想的时机、条件与具体策略的选择上，两派略有不同。
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学界对美国崛起历程的类比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其中大家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议题是：到底有没有指导美国崛起的大战略？如果有的话，该不该把美国的成功归因于美国刻意谋求霸权的战略设计？美国崛起及不断战胜国内外挑战的“秘诀”在于不断推进“国内变革”(注：王缉思：《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参阅网页：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2041657711.html,2013年6月10日登录。)——这也许是美国一直秉持的最大国家战略——如果这也算是“战略”的话。通过推进国内改革重铸21世纪美国霸权之基，这就是哈斯新书的核心主张。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言，一个国家的内忧越大，它的外患也就越大，而这时的危机对国家更有危险。(注：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文集（第1卷）：〈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1页。)哈斯新书给予读者的最大感悟及对中国崛起之路的最大启迪意义也在于此。
张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2011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