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美国与欧亚安全制度的构建
——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比(注：特别感谢《美国研究》的匿名审稿专家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还要感谢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克利福德·基洛菲（Clifford A. Kiracofe, Jr.）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北约研究项目负责人王义桅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本文得到外交学院国际关系重点学科项目的资助。文中不足之处由笔者负责。)
李海东
〔内容提要〕美国以推动“大欧洲一体化”为目标而出台北约东扩战略，以打造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的均势体系为目标而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两大战略都是在时代大变动及美国国内存在较强质疑声音的情况下由美国政府强力推动实施的，反映出美国将其主导的安全架构尽可能地延伸到更广阔地带的战略意图。北约东扩战略偏重对他国政治制度的改造，“亚太再平衡”战略着眼于对亚太区域秩序的重构；北约东扩战略旨在融合俄罗斯，“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带有鲜明的阻遏中国的色彩。目前，北约在向全球化方向发展，“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力图打造出亚太区域的安全架构，这两者的发展已呈现出相互联接的趋势，反映出美国欲以其联盟体系为核心构建全球性国际安全体系的长远考虑。
关键词：美国外交 国际安全体系 北约东扩 “亚太再平衡” 奥巴马政府
如果说克林顿政府最重大的外交规划是北约东扩战略，那么奥巴马政府的最重大外交规划当属“亚太再平衡”战略，两大战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经过数轮东扩，随着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的逐渐减少，北约吸纳新成员的势头渐趋削弱，但它发展伙伴关系的“外展”势头却在逐步加强，北约正显现出其作为全球安全行为体的特征。“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是从小布什时期就由学界、政界酝酿，并随着奥巴马就任总统而付诸实施的战略规划，它凸显了美国在亚太区域安全与经济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目前来看，在美国的全球安全格局构建中，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呈现出渐趋融合的发展趋势，将给演变中的国际安全体系带来深刻的影响。鉴于两大战略都是美国大战略规划的关键构成部分，存在彼此补充、相互加强的关系，所以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宏观图景及国际安全体系的演变趋势。
就对两大战略的研究而言，国内外学界对美国的北约东扩战略的研究成果较多。(注：国内关于北约东扩的研究著作有：高华：《透视新北约：从军事联盟走向安全—政治联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刘军等：《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海东：《北约扩大研究（1949～199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陈宣圣：《风云变幻看北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邢骅、苏慧民、王毅主编：《新世纪北约的走向》，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编：《北约的命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等。研究北约东扩的代表性论文有：刘靖华、牛军、姜毅：《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双重分析》，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李海东：《北约扩展研究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与“制度-民主”的分析视角》，载《美欧季刊》（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第15卷第1期，2001年春季号；徐海云：《北约扩张的历史与现实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国外对北约东扩的学术观点较为多元，此处仅列举少许有代表性的作品。论文集或专著有：Jacques Levesque, ed., The Future of NATO: Enlargement, Russia, and European Security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Ronald D. Asmus, Opening NATO's Door: How the Alliance Remake Itself for a New Era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Richard L. Kugler, Enlarging NATO: The Russia Factor(Santa Monica: RAND,1996); 伊万·迪内夫·伊万诺夫：《转型中的北约：新联盟、新任务和新能力》（赵文亮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等。国外的代表性文章有：Ronald D.Asmus, Richard L. Kugler and F. Stephen Larrabee, “Building a New NATO,” Foreign Affairs,Vol.72, No.5, September/October 1993; Strobe Talbott, “Why NATO Should Gro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42, Issue 13, August 10, 1995等。)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北约东扩的解释大多强调其竞逐权力、排挤削弱俄罗斯的一面，而对东扩对他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改造与“制度化”构建欧洲安全秩序的意义发掘不足。国外学界对于北约东扩的研究，大多带有为美国推行北约东扩战略建言献策的色彩。“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时间相对较短，已经公布的权威性资料有限，尽管国内外刊物发表了一些较有深度的分析文章，(注：国内的代表性分析文章有：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为例》，载《国际关系学报》，2012年第4期；王鸿刚：《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期；宋德星、李高峰：《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缘政治考量》，载《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4期等。国外的相关研究有的是著作的部分章节，有的以论文形式发表，代表性的论著、论文有：《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一位知情者对美国亚洲战略的记述》（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记录了美国制定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政策的大致过程；《奥巴马时代亚太安全动力》（S. Mahmud Ali, Asia-Pacific Security Dynamics in the Obama Era: A New World Emerg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2)和《亚太的国际政治》（Michael B.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Abingdon: Routledge, 2011)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有所论述；罗伯特·罗斯的文章《美国转向亚洲的问题所在》（Robert S. Ross, “The Problem with Pivot,”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6, November/December, 2012)，研究报告《中国、美国和转向亚洲》(Justin Logan, “China, American, and the Pivot to Asia,” Policy Analysis in Cato Institute, January 8, 2013)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会损害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则持相反意见。此外，本文行文中提及其他相关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大体而言，国内学者大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阐述该战略实施的理论基础及美国的主要意图。美国学者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看法则存在较大差异（详见正文）。) 但就笔者目光所及，总体而言，目前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政策评论和动态分析。
本文把北约东扩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比较研究与美国自身历史发展形成的外交传统联系在一起，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决策者的言论、学者与观察家的评论、相关权威性研究报告和两大战略具体实施过程及客观后果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美国推动北约东扩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欧亚安全制度构建之间的相互关系。
美国的大战略规划源于它自独立以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传统自由主义观念。美国具有追求自由国际主义的清晰目标，其外交实践呈现自由主义传统与现实主义传统的糅合，只是每个政策、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北约东扩战略侧重制度、民主等自由主义要素，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偏重均势、实力等现实主义要素。前者体现出美国外交与安全规划着眼未来的特点，后者则体现出它注重历史的特点。两大战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衔接和顺承关系。
基于对欧外交的深刻认识和丰富实践，美国决策者形成的基本外交理念是：均势的构建与重建将会引发持久冲突乃至战争，自由与制度的扩展才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又依赖于美国在区域乃至全球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门罗主义北美化”的实践，使美国牢固地确立了在北美地区的主导地位，彻底排除了北美区域出现均势运作机制的可能性。在此进程中，美国形成了按照美国的意识形态以绝对优势权力塑造北美政治格局的外交传统。在20世纪的“门罗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威尔逊主义、杜鲁门主义，也是以绝对优势权力为基础，以国联、联合国、北约等多边制度及众多双边联盟为支撑，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为终极目标的外交理念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在短短四年内就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形成了重建欧洲的遏制战略。遏制战略的核心要素是美国构建的联盟体系，其特点是以军事联盟与构建均势的方式巩固西方阵营。这是美国在冲突时期经常采取的战略取向。以绝对优势权力构建一个体现美国意识形态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是美国在北美及全世界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注：李海东：《试析冷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特色》，载《世界教育信息》（北京·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2012年专刊，第37～43页。)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实施的北约东扩战略展现出美国对欧及对俄外交的鲜明的威尔逊主义特色，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规划则带有较为突出的旧外交特色。也就是说，美国对欧及对俄战略与其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体现了美国自身历史沿革中形成的两种外交传统。
北约东扩战略的思想渊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威尔逊主义。(注：冷战后美国推动的北约东扩进程通常被认为是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权力角逐旧思维的延续，可参见：刘靖华、牛军、姜毅：《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双重分析》，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以及George Kennan, “A Fateful Erro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97, p.A23;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 Survival (Spring 1998), pp.145～151; Michael Mandelbaum, “Preserving the New Peace: the Case Against NATO Expansion,”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3, May/June 1995, pp.9～13; Michael Mandelbaum, The Dawn of Peace in Europe (New York: A Twentieth Century Fund Book, 1996)这些文献。不过，推动北约东扩的美国决策者自己做出的解释与欧洲安全局势的演变，都表明美国规划的北约东扩战略带有鲜明的自由国际主义特色，即威尔逊主义特色。) 威尔逊倡导的“世界因民主而和平”和“建立国际组织以消除反复引发冲突的欧洲均势机制”，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大力推动北约东扩的重要思想渊源。(注：关于威尔逊主义的争论，可参见：G. John Ikenberry, Thomas J. Knoc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Tony Smith, eds.,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书，书中安妮-玛丽·斯劳特（Ann-Marie Slaughter）对威尔逊主义的解释特别值得关注，她揭示了美国推动北约东扩的思想渊源。斯特劳的文章是：Ann-Marie Slaughter, “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G. John Ikenberry, Thomas J. Knoc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Tony Smith eds.,op.cit., pp.89～117。斯劳特指出，自由国际主义是原汁原味的威尔逊主义，国际冲突与合作源自于单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微观基础。（G. John Ikenberry, Thomas J. Knoc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Tony Smith, op.cit., p.105.）21世纪威尔逊主义的主要原则与信念之一是：在任何社会中，人类的进步都要求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自由民主制度不能由外部力量强加，而必须从社会内部来建立。其他国家或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创造一个稳定与公平的国际秩序来支持或推进此进程，但不能替代该社会的自身演进。（Ibid., p.110.）美国要致力于创造自由民主国家能够繁荣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环境。(Ibid.,p.109.) ) 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它力图对欧洲均势外交传统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美国大力推动西欧一体化进程，极力削弱苏联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并最终促使苏联解体，进而为它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消除均势外交机制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条件。冷战结束后的北约东扩进程，凸显了美国大力推动中东欧国家快速转型、坚决对欧洲旧外交的最后堡垒俄罗斯进行改造的雄心。(注：关于克林顿政府规划北约东扩战略的主要原因，可参见：《北约扩大研究报告》（李海东译），载《北约是什么：北约重要历史文献选编之一》（王义桅等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265页； Strobe Talbot，“Why NATO Should Gro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0, 1995, p.27; Madeleine Albright, “Enlarging NATO: Why Bigger Is Better,” Economist, Vol. 342, Issue 8004, February 15, 1997, pp.21～23. 这些文献表明，威尔逊主义是美国规划北约东扩战略的指导思想。) 这种美式改造饱受争议且至今尚难以为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所理解和认同，但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中，美国对应该如何构建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的认识却在不断地深化。原来美国认为“俄罗斯加入北约”不可思议，现在则认为应当认真考虑“俄罗斯加入北约”的问题，(注：Charles A. Kupchan, “NATO's Final Frontier: Why Russia Should Join Atlantic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3, May/June 2010, pp.100～112. 该文认为北约应当吸纳俄罗斯，这显示美国战略界对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看法出现了新趋势。) 这种变化展现出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在美国对欧及对俄外交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对于冷战后欧洲安全的规划，是以中东欧国家为焦点，继而扩展到对俄罗斯施加各种影响和压力。冷战后美国对欧及对俄外交已相对淡化了其在冷战时期以争权力与建均势为指导的遏制战略的旧观念，自由国际主义特色异常明显。(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7, 2006, pp.26～27, available at: http://www.princeton.edu/~ppns/report/FinalReport.pdf/)
2012年，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表了题为《为2030年规划蓝图：美国在后西方世界的战略》的研究报告，在战略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处理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基本原则，即“美国战略需要着眼于与跨大西洋伙伴国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推动俄罗斯迈向现代化、推进俄罗斯与欧盟、北约的一体化，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在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的环境”。(注：Atlantic Council (Robert A. Manning as principal drafter), 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A Report of the Strategic Foresight Initiative at the 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Atlantic Council, 2012), p.23.)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明确指出，作为更大和更重要的西方关键组成部分的美国与欧洲，需要在共同价值观和切实的民主承诺基础上建立起更大的合作框架，以使俄罗斯融入其中。也就是说，在2025年后的地缘政治新蓝图中，布热津斯基将俄罗斯划归在一个扩展了的“西方”之内，(注：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pp.132～155. ) 他认为一个融入西方的、民主化的俄罗斯对于实现美国的战略蓝图不可或缺。
相形之下，“亚太再平衡”战略思想则是更多地与体现均势构建、地缘政治竞争的现实主义理念相联系。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美国须构建确保其绝对主导地位的有利的地缘政治和均势局面。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制定“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与布热津斯基所提政策建议大致相同的是“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研究成果《铸造法制下自由世界的美国大战略》，它构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而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深刻理论解读的，当属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与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
布热津斯基认为，从本质上说，美国作为亚洲地区稳定平衡者而实施的接触政策，应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英国在欧洲大陆所发挥的离岸平衡作用的翻版，即美国不卷入区域内部的角逐，也不试图在该区域获得主导地位。(注：Zbigniew Brzezinski, op.cit., p.189.) 美国在亚洲的“平衡性接触”也将合乎中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参与亚洲事务有助于亚洲地区保持稳定。美国和中国应该有意识地避免两国的经济竞争变成政治敌对。两国需要的是双边和多边的密切接触，而不是相互排斥。(注：Zbigniew Brzezinski, “Giants, but Not Hegemo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2/14/opinion/giants-but-not-hegemons.html?pagewanted=2.)
《铸造法制下自由世界的美国大战略》（以下简称“普林斯顿报告”）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注：“普林斯顿报告”的写作者跨民主、共和两党，涵盖政界、学界、商界众多精英，且该报告形成的过程持续数年，它实际上成为指导未来10年或更长时期内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堪比1947年乔治·凯南署名“X先生”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文章。) 报告的作者指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帮助美国决策者抓住机遇，为在各个领域增进美国利益奠定基础。(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7, 2006, p.58.)尽管“普林斯顿报告”认为现实主义强调对均势的无限制追求，其冰冷算计从未令美国人民感到满意，美国必须寻求一项基于和信守其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58.) 但是它对中国的描述及它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反映出报告的撰写者所倡导的美国亚洲战略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报告认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中国的崛起是未来数十年中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美国没有与一个潜在的重要经济和军事对手处理关系的经验。(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69.) 未来25年内，美国可能会丧失与对手展开合作以寻求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机会，也可能会丧失能够保持现有多边框架的经济力量；世界上可能会出现一个拥有影响力但缺乏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动机的经济力量（这个经济力量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中国领导的一体化的亚洲区域集团）。(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69.)“在亚洲，美国应当寻求建立一个美国能够完全参与其中的泛太平洋而不是泛亚秩序。”(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p.9, 48～49.)而中国正在处心积虑地以排除美国的方式发展与亚洲其他部分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11.)
尽管“普林斯顿报告”的作者强调“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限制或遏制中国，……而是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内接触中国”，(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48.) 但他们总体而言还是没有摆脱以竞争的视角看待亚太区域内中美关系的思维。按照“普林斯顿报告”的观点，“中国是导致亚洲出现破坏性变化的潜在源头之一，(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 48.) 是美国的潜在敌手（adversary）。”(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15.) 报告提出，美国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独一无二的国际秩序模式，和平地与中国在东亚地区展开影响力的竞赛，“劝中国不要产生霸权野心，并制止中国对邻国采取侵略行为”。(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p.49～50.) 为此，美国要在亚洲加强与日本、韩国、印度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建立一个崭新的多边框架。(注：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50.)“普林斯顿报告”提出的主要建议是：美国政府的决策焦点应离开中东，回归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区域。(注：G. John Ikenberry, op.cit., p.58.) 这就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着手落实的影响深远的战略规划的路线图。
“普林斯顿报告”的主要撰写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近来对亚太地区的形势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本质在发生变化，从不完整的霸权体系过渡到不完整的势力均衡。现在亚太地区的范围已延伸到印度、澳大利亚。旧体系对某些国家仍有吸引力，新的势力均衡并没有将美国挤出亚太。”中国需要找到符合美国利益的安抚邻国的方法。(注：《中美摩擦的烈度会加剧吗？20位中美顶尖学者的对话》，载《环球时报》，2013年1月31日第14版（国际论坛栏目）。) 作为当代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伊肯伯里实际上是以中美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在变化中的亚太形势中的作用的。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更能反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机。他批判美国冷战后以自由帝国主义理念支配对外大战略的规划，认为这种理念支配的战略规划导致美国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离岸平衡理论是可以纠正以往战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的处方。(注：John Mearsheimer, “Imperial By Design,” The National Interests, Issue.111, January/February 2011, pp.16～34.) 米尔斯海默认为离岸平衡理论适用于亚太地区，“一个富有的中国不会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国家，而将是一个致力于获得地区霸权的侵略性国家。这种情况的发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注：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W.Norton & Company, 2003), pp.401～402.) 他指出，中国对自身安全环境的控制愿望日益增强与美国反对中国增强控制力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导致中美之间未来出现高烈度的安全竞争的局面，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战争爆发。因此，美国应终结对华经济接触政策，实施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注：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4 (Winter 2010), pp.382, 390.) 作为米尔斯海默的“学术盟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斯蒂芬·沃尔特认为，美国实施离岸平衡战略的时机已经到来。离岸平衡是美国实力处于优势时最理想的大战略。通过确定优先关注的区域及依靠区域中的盟国，离岸平衡战略能够降低美国被迫卷入毫无价值的冲突的危险性，并鼓励其他国家采取更多措施帮助美国。同样重要的是，离岸平衡理论利用了美国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利用了地区性大国对彼此的担忧超过对美国的担忧的倾向。但它不是一个被动的战略，而且它不排除动用美国的所有力量来推进美国的核心利益。(注：Stephen Walt, “A Bandwagon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vailable at: 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2/01/a_bandwagon_for_offshore_balancing/“Offshore Balancing: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available at: 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1/02/offshore_balancing_an_idea_whose_time_has_come/)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A&M）的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Layne）也认为，美国的新亚洲战略是离岸平衡理论的胜利。美国决策者终于开始掌握离岸平衡的精髓，使它能够从象牙塔进入美国决策的现实世界。(注：Christopher Layne, “The Tiumph of Offshore Balancing,” available a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almost-triumph-offshore-balancing-6405/)
美国政界中对离岸平衡理论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美国四星海军上将格里·罗格海德（Gary Roughead）公开赞扬离岸平衡理论的优点。(注：Admiral Gary Roughead, “Speech at the Cutting the Fuse Conference on Capitol Hill: Offshore Balancing,” available at: http://cpost.uchicago.edu/blog/2011/09/03/admiral-gary-roughead-offshore-balancing/) 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学者赫尔姆斯（J.R. Holms）和尤史哈拉（T. Yoshihara）也承认离岸平衡理论的影响力，并注意到这一理论正在得到普遍应用。(注：J.R.Holmes and T. Yoshihara, “An Ocean Too Far: Offshore Balancing in the Indian Ocean,” Asian Security, Vol.8, No. 1, 2012, pp.1～26.) 被广为引用的由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2年发表的关于南中国海的战略形势报告，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离岸平衡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注：Robert Kaplan,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n P.M.Stone, ed.,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p.3～31.)该报告主要撰写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非常明确地指出，离岸平衡战略是保障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利益的最好方式。(注：Robert Kaplan, “Why John J. Mearsheimer Is Right,” available at: http://www.cnas.org/node/7667.)陆伯斌（Robert Ross）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展示了美国维护亚太地区均势的决心。(注：Robert S. Ross, “The Problem with Pivot,”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6, November/December, 2012, p.76.) 在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之前，离岸平衡理论在美国的内部讨论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对于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现实主义者反复强调的隔岸平衡者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共通之处。
客观而言，中美关系的性质决定着亚太地区秩序构建的最终结局，当前中美关系恰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又一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规划，就是以中国为聚焦点进而推动自身与亚太区域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也就成为理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导思想的关键。美国对华政策带有鲜明的遏制要素：“美国外交政策团体支持‘遏制加接触政策’(congagement)，即军事遏制与经济接触相结合。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或意图，遏制加接触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就一直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注：Justin Logan, “China, American, and the Pivot to Asia,” Policy Analysis in Cato Institute, No.717, January 8, 2013, p.5, available at: http://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17.pdf.)
当然，美国战略界中也出现了希望建立中美联盟关系的声音，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Barnet）。他提出，“中国和美国都在变化 ，(注：转引自刘明福：《中国梦：中国的目标、道路及自信力》，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32页。) 美国最好的朋友就是经济上同美国密切相关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现在比美国更像资本主义的是中国。……我预测，未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比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更密切。”(注：刘明福：前引书，第232页。) 这种声音的出现，表明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了某种程度的新认识，尽管这种主张目前仍然无法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观点。
应该说，美国对北约或欧洲的战略规划与它对亚太战略的规划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北约东扩战略表明，美国对欧及对俄外交已进入了促进东西方一体化的阶段，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反映出美国的亚太战略依然处于一个很可能导致亚太出现巨大分裂的阶段。正如基辛格在其近著《论中国》中所言，在北大西洋地区的国家间出现战略对抗局面已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在亚洲国家间发生对抗的危险依然存在，（因为）亚洲依然坚守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即外交的目的是保持均势。(注：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515.) 应该说，美国实施其冷战后两项大战略规划的指导理念截然不同。布热津斯基的以下结论对理解美国对欧与对亚战略指导思想的区隔或许更有帮助：“为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和东半部做出有效反应，美国必须发挥双重作用。它在西方必须是更大和更广义的团结(greater and broader unity)的推动者和保证者，它在东方必须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平衡者和协调者。”(注：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pp.185, 192. ) 这也就是说，美国试图在东方打造一个复杂均势局面的计划与它试图复兴整个西方的做法并行不悖，“扩大西方，平衡东方”(注：Robert Steck, “Expanding the West, Balancing the East: ‘Strategic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by Zibgniew Brzezinski,”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peaninstitute.org/EA-February-2012/expand-the-west-balance-the-eastzbigs-vision-for-us-policy-makers.html/)是布热津斯基向美国决策者提出的新时代大战略规划的核心主张。可以看出，美国以面向未来的视野规划并实施北约东扩战略，以回归历史的思维规划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
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两大战略的实施有可比性。笔者认为，两大战略的出台背景、具体实施及它们对国际安全体系建构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两大战略出台与落实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心长时间在欧洲，它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巩固那里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这也是为何美国在冷战后头20年全力改造北约并以北约为中心构建泛欧安全架构的关键原因。应该说，北约已经通过东扩进程实际上成为主导当今欧洲安全的核心架构。相较而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再次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变化的规模和性质与1989年至1991年的国际体系巨变大体相当。执政之初，奥巴马政府就认识到，国际秩序处于深刻变革之中，亚洲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9.; Richard C. Bush III, “The Response of China's Neighbors to the U.S. ‘Pivot’ to Asia,”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speeches/2012/01/31-us-pivot-bush/) 跨太平洋关系已成为国际安全、经济与商业结构的核心。
影响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和体现国际秩序流动性的区域是亚太。新安全架构的框架在亚太地区尚未定型，亚太地区可能会出现新的秩序，美国与地区内的关键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将会决定尚未明确界定的地区安全框架的走向。(注：S. Mahmud Ali, Asia-Pacific Security Dynamics in the Obama Era: A New World Emerg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xiv.)正是因为如此，在对欧洲安全架构的构建基本完成之后，美国着力在亚太地区打造保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制度架构就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应有之义。这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表现。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再平衡”战略通过重要决策者的推动而付诸实践。在2011年10月的亚洲之行中，时任国防部长列奥·帕内塔认为，美国正处在从中东迈向亚太的转折点上，这种变化将引发战略再平衡。(注：Adam Entous, “U.S. Won't Cut Forces in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5, 2011. ) 希拉里·克林顿也明确指出：“地缘政治的未来将由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来决定，美国恰好处于行动的中心。”(注：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Issue 189, pp.56～63.) 上述表态说明亚太区域成为美国战略重心的态势已趋明朗。
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规划相配合，在继续吸收新成员的同时，北约加速了其与亚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东扩进程。建立伙伴关系机制是当今与未来一段时期内北约展示其在亚太区域存在和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关键举措，也是北约迈向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也就是说，北约作为一个由欧美国家构成的区域性安全组织，其制度架构已延伸到全球，影响力逐渐呈现出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态势。目前北约已与阿富汗、澳大利亚、伊拉克、日本、巴基斯坦、韩国、新西兰、蒙古等国建立了伙伴关系，并通过积极介入亚太地区出现的危机而展示其意欲在本地区发挥作用的愿望。北约因此实际上成为美国推动欧洲国家与其一道将战略重心共同聚焦亚太的主要工具。北约与美国在亚太构建的“轮毂式”联盟体系在“亚太再平衡”的进程中相汇集，一个全球性国际安全体系的雏形已初现端倪。
其次，两大战略都是在美国国内存在较强质疑声音的情况下由政府强行实施的。相较而言，美国国内对于北约东扩规划的争议较为激烈，而对于东扩战略的实施进程则争议较少；“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规划过程中争议不大，而它的实施进程却充满争议。(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pp.16,79,111～115,140～142.) 美国在启动北约东扩进程之时，强调要实现建立一个广阔的、不可分割的一体化欧洲的目标，扩大北约是通向此目标的重要途径。但这一官方立场受到以凯南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精英的质疑。(注：李海东：《美国国内反对北约扩大的主要观点》，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3期，第59～64页。 )“亚太再平衡”战略规划是共和、民主两党及政、学、商界人士在对小布什鲁莽反恐政策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跨党派产物。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引发了中国的质疑，促使美国学界部分人士反思其利弊得失，进而出现较多反对奥巴马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人士，他们认为应停止实施该战略。陆伯斌（Robert Ross）、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注：“Roundtable: Turning to the Pacific: U.S. Strategic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available at: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element.aspx?id=607.)、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注：Michael Auslin, “America Doesn't Need a Pivot to A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7, 2012.)、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注：Michael D. Swaine, “America's Asia Pivot Threatens Regional Stability,”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7, 2011, available a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washington-destabilizes-sino-american-relations-6211/)等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其中，陆伯斌可谓是“坚决”反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学者。
陆伯斌认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美国正冒险卷入涉及毫无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岛屿的敌对之中。”(注：Robert S. Ross, “The Problem with Pivot,”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6, November/December, 2012, p.80.) 陆伯斌指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国认为美国已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中国不得不相应地重新评估美国对华政策的性质。尽管美国希望看到一个与美国极力推动的国际体系运作机制相融合的中国，但中国会认为美国以联盟为基础构建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架构的努力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继续实施将导致中国增强对美抵制，阻碍中美双方在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等议题方面的有效合作。这对美国而言弊大于利。因此，陆伯斌主张：美国应采取克制政策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政策，应该避免卷入亚太地区复杂的主权宣示（sovereignty claims）之中。这更合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注：Robert S. Ross, “The Problem with Pivot,”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6, November/December, 2012, p.82. ) 陆伯斌确实指出了奥巴马政府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出现的一系列弊端。不过，通过对美国外交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在其外交处于关键转折时期所酝酿的大战略规划一旦付诸实施，就难以改变。
第三，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示出美国的“安全制度化”长远规划，也即将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尽可能在广阔地带延伸，但具体到如何打造欧洲和亚太的核心制度架构，美国运用了不同的理念与实践。
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在推动实施北约东扩战略的过程中，均未强调要在欧洲构建均势的重要性，而是以促进民主和推广规范的威尔逊主义为北约扩大的理由。(注：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pp.818, 822～826.)在欧洲的主导性安全架构已明晰之时，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却正处于构建的关键阶段。现有的亚太区域性组织总体而言具有较为鲜明的相互制衡与彼此竞争的色彩。目前，亚太地区有上海合作组织、美国的双边联盟体系、以东盟为核心的一系列区域组织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制度架构。上合组织与美国的双边联盟体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平衡的意味，而巩固以东盟的系列区域组织及亚太经合组织为核心的亚太制度又存在难以体现美国主导地位的问题，因此，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在日益多极化的亚洲缺乏一个牢固有效且能够控制或缓解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的区域安全框架，这是全球最大的威胁之一。由于中国实力上升、区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以及亚洲国家对美国是否会继续涉足该地区抱有疑虑等等，亚洲国家将会更缺乏安全感。一个不稳定的亚洲将使全球经济遭受大范围的损害。”(注：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 (A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p.ix, available at: http://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GlobalTrends2030.pdf/)
客观地讲，亚太地区的区域组织要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元化。不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在亚洲建立一个区域性的集体安全秩序的前景并不明朗”，这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难以就“何为亚洲”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这也成为美国推动亚洲建构符合美国利益的区域制度安排的有利因素。美国希望自身作为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并推动亚洲迈向更为广泛的一体化。(注：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p.58.)
按照国家情报委员会这份报告的分析，亚洲地区的发展趋势或许将继续推动该地区国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或它们之间相互支持。……这种模式很可能会延续到2030年。(注：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p.79.) 从宏观层次来讲，亚洲秩序大致存在四种前景或选项：1.现有秩序继续存在下去，即在美国领导并支持的现有联盟（alignments）基础上构建的区域框架内，以规则为基础的合作与平静的竞争相互结合，美国拥有的压倒性权力地位可以保证亚洲的发展及经济一体化沿太平洋轴心而不是排他性的亚洲轴心去发展；2.均势秩序，即美国的作用下降，大国的权力竞争加剧，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或者美国经济的衰落使它对亚洲联盟的承诺受到削弱，并使美国保持其区域安全保障者地位的意愿遭到削弱，这是一个适宜于竞争的秩序；3.一个巩固的区域秩序，即东亚共同体沿着欧洲式的民主和平道路发展，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是实现这一秩序的前提，美国继续作为安全保障者在区内发挥作用；4.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即排他的等级性的秩序。(注：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p.80.)
美国在东亚的庞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以及美国竭力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都预示着它绝对不会接受第四种选项。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进行美国认可的“变革”，美国同样无法接受第三种选项。当前美国的实力在下降，它在亚洲的领导能力和领导地位遭到质疑，所以第一个选项将面临诸多挑战。第二个选项对美国而言没有吸引力，但是更契合美国实力日益下降的状况。第一个选项（领导地位与制度架构是核心要素）和第二个选项（均势是核心要素）是美国在自身及国际形势处于大转折时期对欧洲和亚太战略的可行选项。可以看出，美国对北约东扩中的制度延伸和巩固，与“亚太再平衡”进程中的地区制度的构建，持有不同的理念，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第四，在两大战略中，美国都采取了使其盟国无法独立自卫的政策。北约东扩战略已基本完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欧洲区域性安全体系的维持与巩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致力于对新加入国或申请加入国的国内政治制度进行改造，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尚处于美国对亚太的既有区域秩序进行改造的阶段。
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石都是美国的联盟体系。两大战略都是以联盟为核心重构欧亚区域安全架构的过程。美国的领导地位是通过“使其盟国无法单独自卫”的方式实现的。(注：Justin Logan, op.cit., p.22.) 美国并不敦促其北约盟国和亚太盟国全力自卫，而是不断地向这些国家承诺，美国可以在危机时出手，担任可靠的首要平衡者。(注：Justin Logan, op.cit., p.12.) 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帮助，它的盟国将无法独立保卫自身的安全。而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是它保持欧亚联盟体系的基础，“重建海外的领导地位依赖于重建国内的经济”，(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gn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7.) 但美国近几年来的经济衰退对它维持和巩固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北约东扩战略具有鲜明的改变他国内部政治制度的色彩，东扩进程基本上是对加入的对象国进行内部政治制度改造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东扩战略，北约在保持其军事性质的前提下，着力强化安全与政治建构，旨在打造一个安全与政治共同体。而且由于冷战后美国进行了三轮北约扩容，大多数申请加入的国家已经被纳入了北约，现在的申请国数量少且与他国有尖锐的纷争，未来继续扩大北约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相比之下，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巩固其联盟体系的同时，带有塑造亚太政治、安全秩序的强烈意愿，反映出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兼具合作与竞争的特点，也表明亚太（尤其是东亚）国家并未因区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而形成本区域的政治共同体。应该说，“‘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规划在亚太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关键步骤，它服务于在新形势下确保美国领导地位的目标，提供了促进贸易与投资、与外国伙伴建立灵活军事联系，并重塑全球及地区组织以建立一个维护美国领导地位的框架，从而更准确地因应国际体系中力量分配的（变动）。”(注：Martin S. Indyk,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Michael E. O'Hanlon, “Scoring Obama's Foreign Policy: A Progressive Pragmatist Tries to Bend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3, May/June, 2012, p.42.)
2013年3月11日，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Donilon）在亚洲协会（The Asia Society）发表题为《2013年的美国和亚太》的演讲，进一步论述了美国的亚太政策，并阐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五大支柱，即强化盟友关系；深化同新兴大国的伙伴关系；同中国构建稳定、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关系；加强东盟和东亚峰会等地区性制度安排的作用；帮助亚洲建立一个维护共同繁荣的地区经济架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全方位的综合性战略，为实施这一战略，美国动用了其所有的权力要素，包括军事、政治、贸易与投资、价值观等等。(注：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available at: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03/20130311143926.html#ixzz2NJ0j0Ll3/)
需要指出的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安全领域带有强烈的守旧特色，防止美国在亚洲的双边联盟被削弱，维持双边联盟的活力，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初衷。“亚太再平衡”战略目前并非旨在扩大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而是旨在强化其既有的联盟体系，具有强烈的维护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意味。亚洲不少国家对加入以美国为核心的联盟并不像欧洲国家加入北约那样积极。也就是说，“亚太再平衡”战略所着力打造的亚太区域秩序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对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安全秩序的构建具有潜在的分裂性影响。
在北约东扩战略中，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是融合政策，而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国则对中国加以防范。两种做法截然不同，出自不同的政策考量。互补性与竞争性分别是美国在推动北约东扩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处理大国关系的鲜明特点。
北约东扩战略是在美国国势如日中天而俄罗斯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的背景下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是在美国深陷经济危机与战争泥潭而中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急剧上升之时出现的。北约东扩战略带有强烈的利用俄罗斯的衰弱而迫使它实现政治转型的色彩；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是美国为应对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而提出的解决之道。北约东扩战略的政治意义在于，它通过提供安全屏障从而推动中东欧国家“转型”成为西方国家。“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很可能在区内引发纷争与冲突，激化区内原有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其主要功能是旨在构建均势以打造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的地缘政治格局。
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都引起了区域大国的警觉抑或强烈反对。美国希望通过北约东扩来改造加入国的政治制度，加强美国与加入北约的国家的关系。在1990年代，北约东扩计划曾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欧洲再次分裂的规划，现在它则被越来越多的政学界人士认为是一个推动“大欧洲一体化”的积极进程。基于大欧洲一体化的设想，美国推动北约实现了巨大变化，北约的军事联盟性质日益以安全和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来展现，原来它的合法性和存在的理由是欧美国家需要联手对付确定的敌人，而现在它存续的理由则是所有国家都需要应对综合性的安全挑战。(注：高华：《透视新北约：从军事联盟走向安全—政治联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第585～605页。)
尽管北约东扩使俄罗斯与北约分歧巨大，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进程也异常曲折坎坷，但俄罗斯意欲融入欧洲安全架构及它对大国地位的渴求，使它必然会保持并尽可能地加强与北约的联系。美国以北约为核心吸纳新成员并构建伙伴关系的规划，突出了北约在相互补充且彼此强化的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按照大欧洲一体化的逻辑，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有积极互动、彼此融合的迫切性与合理性。(注：李海东：《俄罗斯能否加入北约探析》，载《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第33～37页。) 尽管从目前来看北约与俄罗斯最终实现融合的前景相当渺茫，但从长远看，不能排除两者相互融合的现实可能性。北约、欧盟、欧安组织等欧洲的诸多安全机制之间总体而言呈现出相互融合、彼此互补的关系，这为北约与俄罗斯化解疑虑、增进互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美国战略界正重新审视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以致于在美国的权威刊物中出现了呼吁美国与北约其他国家决策者认真考虑吸纳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声音。而美国人在1990年代曾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相较而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鲜明的针对中国的色彩。“亚太再平衡”战略目前并不着眼于扩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和在亚洲国家实现政治“变革”，而是着眼于美国在亚洲存在的不可或缺性及打造体现美国主导地位的政治、安全与经济框架。2008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区域的盟国或伙伴国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而在安全或战略领域则日益依赖美国。美国及其盟国并不乐见此局面持续下去。美国一方面担心自身被排挤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希望其盟国及伙伴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为此，美国在加强它在亚太区域已有联盟的同时，大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落实，以期在亚太地区确立符合美国需要、反映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自由贸易区，从而实现将亚太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与安全架构之中的目标，并进而彻底改变中国在亚太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美国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存在着在亚洲迈向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制造分裂的危险。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安全面向上，美国试图以其双边联盟为核心，构建体现其价值与利益的制度架构。由于中美之间在战略层面严重缺乏互信，(注：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可参见：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2/3/30%20us%20china%20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_chinese.pdf/)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成为在亚洲制造分裂的诱因，影响亚太地区实现真正的包容性一体化，极有可能会导致亚太区域安全形势的动荡。该战略带有强烈的冷战色彩，是美国对华防范的一面日趋加强的表现。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国巩固其联盟体系、构建亚太区域的经济架构的努力，与它对对华关系的思考和定位紧密相关。尽管美国决策者反复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针对中国，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声明与实际政策（言论与实践）之间一贯存在着巨大差距。美国官方声明一直否认“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而是反复强调“世界上任何外交、经济或安全挑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离不开美中广泛、富有成效且具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注：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available at: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03/20130311143926.html#ixzz2NJ0j0Ll3/) 不希望两国关系被定义为对手或对抗关系，美国政府否认大国之间必然对抗的逻辑，反对那些要求美国遏制中国的声音，并希望美中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式。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一个良好的对华战略是欢迎中国扩大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作用，促使中国崛起与国际规范和法律相一致，塑造亚太环境，保证中国的崛起对于亚太区域而言是稳定的而非破坏性的因素。(注：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gn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7.) 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曾就美国将绝大多数海上军事资源部署于亚太区域做出解释，表示美国无意遏制中国，美国重新部署军力是要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迎接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满足人道主义援助和需求、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遏制毒品走私和海盗活动、处理与贸易相关的问题、商讨如何改善海上交通线的议题。(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neta En Route to Singapore,” June 1,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5047/) 实际上，应对这些挑战根本不需要动用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海军力量。(注：Justin Logan, op.cit., p.10.) 美国是通过实际行动表明，它不欢迎中国军力的增强。毋庸置疑，“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
相当多美国政学界人士持有如下观点：“中美存在着将对方视为自身安全利益最严重威胁的倾向”；(注：S. Mahmud Ali, Asia-Pacific Security Dynamics in the Obama Era: A New World Emerg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xiv.)“一个更为强大、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利”；(注：Justin Logan, op.cit., p.14.)“尽管美国的政治领袖一再否认‘亚太再平衡’战略剑指中国，但美军实际上正致力于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而且军方规划者已经在亚洲展现出旨在置中国海洋商业利益于危险之中的态势”。(注：Justin Logan, op.cit., p.9. ) 此外，许多亚太国家的政要或观察家也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认为，中国正迫使美国丧失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重返亚洲实现“新平衡”的政策是恰当正确的。(注：Kevin Rudd, “Beyond the Pivot A New Road Map for U.S.-Chinese Relations, ” Foreign Affairs, Vol.92, No.2, March/April 2013, p.9.) 澳大利亚学者阿兰·杜邦（Alan Dupont）认为，“再平衡”战略完全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注：Peter Hartcher, “US Marine Base for Darwin,”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November 1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mh.com.au/national/us-marine-base-for-darwin-20111110-1n9lk.html/) 印尼驻美大使迪诺·帕蒂·达拉（Dino Patti Djalal）则呼吁美中不要在亚太争夺权力和影响力，要为“和平而竞争”。(注：Dino Patti Djalal, “Remarks at Carnegie Endowment Event,” December 6, 2011, available at: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120611_transcript_RebalancingAsiaTies.pdf/)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希望中美在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实施中要“既竞争又合作”。(注：Greg Sheridan, “Thumbs-up from Singapore over Increased US Presence,” The Australian, September 2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thumbs-up-from-singapore-over-increased-us-presence/story-fn59niix-1226483778902/)
确实，“对美国而言，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战略问题将是应对中国的崛起”。(注：Michael B.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p.346.) 尽管中美双方决策层都阐明了保持互信互惠与合作关系的决心，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反映出美国对中美关系前途未卜的焦虑和担忧，带有鲜明的大国权力角逐的性质。
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反映出美国外交传统中两种不同理念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国外交所具有的高度灵活性。美国能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其战略重心，从而使其对外战略更具全球性、更富有成效。北约东扩战略旨在打造和巩固美国主导的欧洲安全架构，具有明显的对他国国内政治制度加以改造的特色；“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是通过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安全架构来突出美国在亚太安全和经济领域的不可或缺性。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均旨在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根据美国的外交传统，美国不愿安于现状或静止式的稳定，犹豫不决、撤退或保持现状会被看作是给美国带来严重负面后果的政策行为。如果美国不在国际舞台上着眼长远，重振其领导地位，那么美国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害。(注：Atlantic Council (Robert A. Manning as principal drafter) 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A Report of the Strategic Foresight Initiative at the 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Atlantic Council,2012), p.6.) 而美国投射权力和威慑安全威胁的能力一直都依赖于美国与联盟体系中的盟友的合作。(注：Atlantic Council (Robert A. Manning as principal drafter), 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p.18.) 对于这一点，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说得很清楚：美国必须参加和领导（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边组织，包括具有潜在的政治和安全作用的新组织。(注：Jeffrey A. Bader, op.cit., p.8.)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北约东扩战略着眼于未来，是美国外交进程的高级阶段，“亚太再平衡”战略注重历史，是美国外交进程的初级阶段。美国有将它成功推动北约转型以构建欧洲安全大厦基石的经验应用于亚太区域的战略趋向。事实上，大西洋共同体的成功构建的确已使欧洲难以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相形之下，尽管亚太区域最终出现一个包容中美两大国的“太平洋共同体”(注：基辛格认为，为化解中美在亚太区域发生冲突的危险性，亚洲在安全架构的构建进程中应效仿北大西洋地区，借鉴“大西洋共同体”的经验来构建“太平洋共同体”，可参见：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p.527～530。基辛格的主张极富远见，但它能否实现取决于相关各方能否进行持续有效的互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制度构建进程却主要由于中美之间的分歧而前途未卜。
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都是当今美国“大战略规划”的重要“作品”，不论美国国内政治及政府领导人发生何种变化，美国政府都会继续推进这两大战略。在当今世界处于大转折的时代背景下，北约正在并将继续加快向亚太区域延展其制度架构，日益全球化的北约与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打造的亚太安全架构，已显现出相互对接、相互支撑的发展态势，不能排除两者最终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美国将得以在欧洲与亚太地区打造一个体现其领导地位、价值与利益诉求的全球性的国际安全体系。不过，必须指出，美国以联盟为核心维护其领导地位、铸造国际安全体系的努力，必将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值得持续关注。
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