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九三○”事件之后美国对印尼局势的反应与对策(注：《美国研究》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作者在此深表感谢；文章的纰漏之处由作者承担。)
陈长伟
〔内容提要〕本文在利用美国官方出版物及其他相关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再现“九三○”事件之后美国对印尼局势的反应，论述约翰逊政府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3月这段关键时期内对印尼问题的决策过程。本文认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直接参与了“九三○”事件的策划和行动，但是事变之后美国政府通过散布流言、秘密外交、物资援助等手段支持印尼陆军打压共产党势力，最终将印尼局势发展引向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
关键词：美国外交 印尼 约翰逊政府 “九三○”事件
“九三○”事件是战后美国与印尼关系的分水岭。从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中期，苏美之间的冷战蔓延到了这个位于亚洲和大洋洲之间的“千岛之国”。虽然苏加诺（Sukarno）政权崇尚“不结盟运动”，但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印尼的影响日增，来自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源源不断地抵达印尼。(注：Michael E. Latham,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1963～1975,”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65.) 相较而言，从1945年印尼独立到1965年“九三○”事件的20年中，美国与印尼的关系却危机重重，美国政府所秉持的冷战意识形态与印尼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到了19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印尼的政策充满了失望和无奈。正如1965年8月《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所指出的，美国和印尼之间的关系是一场外交上的悲剧；美国决策者眼睁睁地看着印尼正在被共产主义的战车拉着快速驶向美国所不希望的方向，而华盛顿的冷战骑士们却束手无策。(注：Frank N. Trager, “The U.S. And Indonesia: A Tragedy In Diplomacy,”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1965, p.26; Paul F. Gardner,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 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1965年8月底，在美国国务院的一次小组会议上，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等人认为印尼左派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控印尼政权，而这一局面一旦变为现实，“将对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形成很强大的钳子攻势”，参见：John Roosa, Pretext for Mass Murder: 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 D'etat in Indonesia (Madison,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p.15.) 此时，美国正在越南鏖战，以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人口占世界第四位的印尼倒向共产主义，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战略产生不可设想的后果。然而，这一切因为“九三○”事件而改变。事件的发生使得印尼共产党在几个月之内遭到印尼军方的彻底清洗，亲苏的苏加诺政府也为亲美的苏哈托军事政权所取代。美苏在印尼的冷战博弈形势一夜之间被改写。因此，“九三○”事件对于塑造1960年代中期以后印尼的政治和社会走向，影响冷战乃至后冷战时期亚太区域国家战略、外交政策及战略布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到底是谁发动和主导了这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或曰“政变”）仍然是一桩历史悬案。作为在这次事变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美国一直被怀疑是“九三○”事件的幕后元凶。但是，政府、媒介和学者们对1965年之前美国是否直接促成了“九三○”事件的发生还有争论。几乎所有参与和经历印尼事变的美国外交官和华盛顿决策人,都否认美国在“九三○”事变及其后的印尼大屠杀中扮演过煽风点火的角色；处于漩涡中心的中央情报局也在其研究报告中断然否认自己曾导演了1960年代中期印尼的种种事件。(注：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Research Study, Indonesia:the Coup that Backfire, 1968；《印尼“九三○”事件》（谢知琼、钟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美国前驻印尼大使霍华德·帕尔弗里·琼斯（Howard Palfrey Jones）在回忆录中提到美国并没有在“九三○”事件之前对印尼采取秘密行动；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更认为，美国不仅与“九三○”事件无关，更没有参与事件发生后印尼陆军对共产党和印尼华人的屠杀及其他恐怖行动，参见：Howard Palfrey Jones, Indonesia: The Possible Drea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and William Egan Colby, Honorable Men: My Life in the CI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由于19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吸引了美国的主要注意力，约翰逊政府的主要官员，如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等人对这一时期的印尼事件鲜有提及，参见：Lyndon B.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Robert S. McNamara, The Essence of Security: Reflections in Offi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Daniel S. Papp, ed.,Dean Rusk as Told to Richard Rusk(New York: W.W. Norton, 1990).) 但是，这些官方立场不断受到学者的挑战，尤其是1980年代相关的档案文件逐渐公开之后。美国学者彼得·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曾指出，美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和福特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九三○政变”的策划与组织，还涉及支持事件发生后印尼军方对共产党的抓捕与对印尼华人的屠杀。(注：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Vol. 58, No. 2(Summer 1985), pp. 239～264.) 布赖恩·埃文斯三世（Bryan Evans III）更将美国军方与印尼陆军的关系追溯至1950年代。(注：Bryan Evans III,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n Army, 1954～1964,” Indonesia, Vol. 47 (April 1989), pp. 25～48.) 其他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如亨利·布兰兹（H. W. Brands）等人则认为，虽然1960年代中期的美国政策影响了印尼局势的走向，但苏加诺政权被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方势力所取代是印尼内政发展的结果，与美国的“阴谋”无关，美国的作用最多只是加速了此一结局的出现。(注：亨利·布兰兹（H. W. Brands）侧重论述“九三○”事件之前美国对印尼政策，他认为约翰逊政府与苏加诺政权被推翻没有任何关系，“九三○”事件使得濒临绝境的美国对印尼政策发生逆转，纯粹是美国的“好运气”而不是任何秘密行动或阴谋的结果；其观点为史蒂芬·罗森菲尔德（Stephen S. Rosenfeld）所认同，参见：H. W. Brands, “The Limits of Manipulati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Topple Sukarno,”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3 (December 1989), pp. 785～808; Stephen S. Rosenfeld, “Indonesia 1965: Year of U.S. Irrelevance,”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0, 1990, p.19；H.W. Brands, “Bloody Good Luck,” in The Wages of Globalism: Lyndon Johnson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55～182.) 弗雷德里克·邦内尔（Frederick Bunnell）认为，由于缺乏关键的档案材料，对1965年前后美国在印尼的秘密活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而“九三○”事件之前美国对印尼的政策可以用“低调”一词来形容。(注：Frederick Bunnell, “American ‘Low Postur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the 1965 ‘Coup’,” Indonesia, Vol. 50,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October 1990), pp. 29～60; 保罗·加德纳（Paul F. Gardner）进一步阐述了“九三○”事件之前美国对印尼的“低调”政策，参见：Paul F. Gardner,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 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pp. 224～236。) 邦内尔之后，19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印尼政策最重要的亲历者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在1990年出版了回忆录，对各种指控和责难进行了辩解。格林曾于1965到1969年之间担任美国驻印尼大使。他在回忆录中追述了他领导的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在“九三○”事件前后的活动，坚持认为美国没有参与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屠杀”。(注：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1965～1968 (Washington, D.C: Compass Press, 1990).由于格林并没有提供太多外界不知道的信息，他的回忆录被认为仅仅“重复了多年来删节过的版本”，可参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4(November 1992), pp. 982～984. ) 格林的辩解立即遭到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驳斥。凯西·卡登（Kathy Kadane）、艾伦·奈恩（Allan Nairn）、戴维·詹金斯（David Jenkins）等人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美国政府1960年代中期如何参与和影响了“九三○”事件之后印尼局势的发展。(注：1990年5月，凯西·卡登（Kathy Kadane）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美国曾于“九三○”事件之后向印尼军方提供印尼共产党员的名单以帮助其捕杀共产党员，可参见：Kathy Kadane, “U.S. Officials' Lists Aided Indonesian Bloodbath in 60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1990, p.5， 卡登的文章发表后引发舆论大哗。受访者之一罗伯特·马腾斯（Robert J. Martens，时任美国驻印尼使馆的政治官员）立即予以澄清，说明该事件仅代表个人立场，与美国政府无关，参见：“Indonesia's Fight against Communism, 1965,” The Washington Post, Jun. 2, 1990, p.18。1990年代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Allan Nairn, “Indonesia's Killers: U.S. Support of Military Repression in Indonesia,” The Nation, Vol. 266, No. 11 (March 30, 1998), p.6; David Jenkins, “The Silent Watchers,”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12, 1999, p.11.)
时至今日，档案文献的缺乏仍然制约着这一课题的研究，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相关的情治机构在印尼的秘密活动依然是研究中的“黑洞”。此外，由于“九三○”事件亦涉及中苏等国在印尼的情报活动和地下组织，以及非正式渠道的外交往来，厘清其内幕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随着近年来一些机密档案的公布，“九三○”事件及相关问题再次受到关注。虽然目前的证据尚不足以对美国在“九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重下论断，但是对事变之后美国对印尼局势的反应和对策进行相对完整而系统的梳理的条件已经成熟。现有的证据至少足以回答一个问题：“九三○”事件之后，面对印尼的政治乱局，美国是否就真如某些当事人所言，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或者说，美国受益于印尼局势的变化是否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运气”？
本文将在利用美国官方出版物和其他档案文件的基础上，(注：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after FRUS), 1964～1968, Vol. XXVI, Indonesia; Malaysia-Singapore; Philippine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1).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曾经计划推迟该卷档案的出版，而国务院出版办公室无意中分发给了各图书馆，参见：James Risen, “Official History Describes U.S. Policy in Indonesia in the 60's,” New York Times, July 28, 2001, p.3; “Papers Show U.S. Role in Indonesian Purge; GPO Seeks Return of Official History Detailing Covert Actions in Mid-1960s,” Washington Post, July 28, 2001, p.8。除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之外, 一些相关的美国官方档案数据库，如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DNSA) 〕和 数字化档案参考系统〔Digital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s (DDRS)〕也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文献资料。此外，本文的写作还得益于澳大利亚国立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NAA）馆藏的相关文献。) 再现“九三○”事件之后美国在印尼开展外交活动的主要事实，分析与评述约翰逊政府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3月这段关键时期内对印尼问题的决策过程。本文认为，虽然无法认定美国直接参与了“九三○”事件的策划和行动，但是事变之后美国政府通过散布流言、秘密外交、物资援助等手段支持印尼陆军打压共产党力量，最终将印尼的局势引向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
1965年9月30日深夜至10月1日凌晨之间，印尼总统卫队队长翁东（Untung）带领下属采取突然行动，逮捕6名印尼陆军将领，随后将之杀害。第二天早上，事件的领导者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告，该行动的目的是制止一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部分军队将领酝酿的政变，以拯救印尼共和国和苏加诺总统。这就是“九三○”事件。(注：对1965年印尼“九三○”事件的解释有诸多版本，且充满争议。除了当事者之一印尼陆军提供的官方说法之外，其他的不同论述还有：Benedict Anderson and Ruth McVe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 1965, Coup in Indonesia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这份“康奈尔报告”完成于1966年1月，但是直到1971年才发表), 以及 Harold A. Crouc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etc.; John Roosa, Ibid; Helen-Louise Hunter, Sukarno and the Indonesian Coup: The Untold Sto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事件发生的背景是1960年代以来印尼共产党与印尼陆军之间的长期斗争。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对印尼形势的分析却认为，虽然印尼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发展令陆军感到十分惊恐，但这两种政治力量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冲突，即使作为平衡人物的苏加诺退到了幕后。(注：FRUS, 1964～1968,Vol. XXVI, p. 271.) 因此，事件的发生令美国驻印尼使馆和国务院都感到极为意外。
根据马歇尔·格林的回忆录，9月30日晚，美国驻印尼使馆的所有人员都在雅加达郊区看哇扬戏（wayang performance），直到第二天广播播出之后，他才知道一场非同寻常的事变已发生。(注：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pp.52～53.) 下午1点，美国大使馆向华盛顿发回第一封关于印尼局势的电报，不过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和道听途说。(注： Paul F. Gardner,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p. 213.)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华盛顿的反应也同样充满了疑惑。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得知消息后，猜测“九三○”事件是印尼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前兆，总统苏加诺可能已经在事变中丧生。(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01～302.) 中央情报局认为该事变的目的在于“清除陆军中反共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陆军领导层的更替”，并认定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罗（Subandrio）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是幕后主谋。由于“九三○”事件的发动者声称，谋杀陆军将领的阴谋是因为美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与煽动引起的，鲍尔担心苏加诺会以此为借口掀起新一轮的反美运动。(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00～301.) 因此，他立即着手做出两项安排：一方面，他与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商议该如何“坚决”地否认中央情报局卷入印尼局势的传言；另一方面，他建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立即派遣军舰驶入新加坡，为紧急撤离美国侨民做准备。(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01～302.)
但是，第二天的形势出现了有利于陆军的转机。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军司令苏哈托（Suharto）将军发动军事反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控制了政变集团。到了10月2日下午6时，苏哈托基本控制了雅加达的局势。(注：Howard Palfrey Jones, Indonesia:The Possible Drea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p. 376.) 格林立即向华盛顿汇报了总统苏加诺 “生死未卜”和苏哈托的迅速崛起。一开始，格林和国务院就认定，在陆军与共产党的对抗中，陆军的胜利是美国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是，国务院和大使馆在采取怎样的措施以影响陆军态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格林不同意撤出美国侨民，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适得其反，(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03～304.) 因为一位印尼高级官员曾经告诉过他，美国侨民与外交眷属的撤离将被理解为美国对印尼陆军控制局势的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注：FRUS, 1964～1968,Vol. XXVI, p. 305.) 因此，他力主国务院撤销该项决定。结果，已经开往印尼海域的美国海军舰艇被命令撤回到远离雅加达2000英里外的海面。(注： Paul F. Gardner,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 p. 215.)
10月5日，当雅加达的情势稍显明朗之时，由美国驻印尼使馆外交人员和情报专家组成了一个联合工作小组。该小组向国务院建议，在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应该避免公开插手印尼的权力斗争，而仅向印尼军方主要领导人表示美国在必要时会施以援手。格林建议，要使事态发展对美国有利，美国必须保持并扩大与印尼陆军的联系。他再次反对撤离侨民、眷属和削减外交人员，因为此举肯定会向印尼军方传递美国的不信任感。虽然格林还不清楚印尼共产党在“九三○”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但他建议美国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神不知鬼不觉地散布种种关于共产党“邪恶、残忍与阴险”的流言，这既是美国的当务之急，也是对陆军的首要援助。(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07～308.)
但是，副国务卿鲍尔则小心谨慎得多。在他看来，向印尼陆军做过于露骨的表示是个危险且无益的举动，因为“很明显印尼军方在此刻无需我们的物质援助”，而且印尼军方和美国已经有多年的联系，“他们应该很清楚在必要时我们会支持他们”。相反，如果美国明显地倒向陆军将会为苏加诺和共产党指责“美帝国主义”提供借口。然而，鲍尔同意格林所提出的关于展开反共宣传的建议，即通过美国之音（VOA）和其他宣传机构向外界散布共产党就是“九三○”事件中种种残忍行径的幕后黑手。(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09.)
接下来几天，美国驻印尼使馆的工作小组连续发回多份乐观的报告，称印尼的形势正在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10月6日，陆军已决定对印尼共产党采取行动，雅加达的共产党支部被军方捣毁，印尼共青团和妇联的主要领导人先后被捕。(注：“Indonesian Working Group, Situation Report No. 10. Oct. 6, 1965,” DDRS, CK3100368480.) 翌日，该小组报告称，忠于苏哈托的力量控制了军队；(注：“Indonesian Working Group, Situation Report No. 11. Oct. 7, 1965,” DDRS, CK3100368481.) 社会治安恢复正常；苏加诺总统开始公开露面；共产党报纸被禁。(注：“Indonesian Working Group, Situation Report No. 12. Oct. 7, 1965,” DDRS, CK3100368483.)
此时，国务院预计印尼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0月6日，乔治·鲍尔指示美国大使馆组织外交眷属撤退。为了使撤退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所有人员都将以探亲、就医等理由离开雅加达，而且决定由商业航班而不是军用飞机完成搭载任务。(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16～317.)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大使馆和国务院之间重新出现分歧。格林指出他对苏哈托维持秩序的信心与能力逐渐增加，而在雅加达的其他国家的使馆也无意撤离其人员，美国此举将适得其反。然而，鲍尔因为对1964年发生在刚果的美国人质危机记忆犹新，否决了格林的建议，他认为没有什么比侨民与眷属的生命安全更重要。最终，美国驻印尼使馆于10月12日开始人员撤退。(注：Marsha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p.65. )
如格林所言，外交眷属和美国侨民的撤离的确对局势产生了不良影响。美国撤侨不仅仅引起了印尼军方的怀疑，还使雅加达外交界产生了情绪波动。(注：美国使领馆的家属撤离后不久，澳大利亚驻印尼大使也要求其政府批准其在紧急情况之下有权采取行动撤离家属与侨民。参见：“Cablegram from Australian Embassy in Djakarta to t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Djakarta,” Oct. 16, 1965, A1838, 3034/2/1/8 PART 2, NAA.) 澳大利亚驻印尼大使基斯·尚恩（Keith C. O. Shann）抱怨美国人的举动不仅惹恼了印尼人，还制造了恐惧气氛，影响其他国家外交人员的情绪, 这将最终使得美国人“失去朋友”。(注：“Cablegram from Australian Embassy in Djakarta to t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Djakarta, Oct. 20, 1965, A1838, 3034/2/1/8 PART 3, NAA.) 显然，该计划是危急时期的权宜之计，而非基于长远考虑。由此来看，美国在“九三○”事件之后的直接反应证实了一些研究者的结论，即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事件，因为如果华盛顿事先知道正在谋划当中的“政变”，其事后反应将可能是另一番样子。然而，是否可以追问一个相似的问题：既然华盛顿一直认为军方接管印尼政权是防止印尼共产党在苏加诺之后掌权的唯一途径，那么即使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九三○”事件，它是否酝酿过扶植代理人、推翻苏加诺政府的计划？(注：John Subritzky, Confronting Sukarno: British,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Diplomacy in the Malaysian-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1～1965 (Basingstoke: Macmilla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 175.) 但是，在美国政府的官方档案，尤其是中央情报局雅加达站的情报文件开放之前，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无法揭晓。根据格林的回忆录，“九三○”事件之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曾经数度被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示威者们包围。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刻，格林躲进四面都是防弹钢板的小屋子中，烧毁了许多绝密文件。如果最核心的机密材料在当年被付之一炬，或许该问题的答案就如青烟一般无法追寻了。
但是，关于事变之后美国与印尼陆军秘密交涉的史料却很充分。“九三○”事件发生一周之后，中央情报局开始对印尼局势进行相对完整的评估。虽然此时中央情报局对事件真相还不甚清楚，但它的报告却认定以下事实，即印尼的陆军已经暂时控制住了形势。(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10.) 与此同时，印尼全国的穆斯林与基督教组织开始向军方靠近。虽然军方仍然承认苏加诺为印尼总统和军队的统帅，但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苏加诺的地位在印尼国内政治中的声望已经遭到撼动，即使他保住名义上的统治地位，也无法恢复他昔日大权独揽的局面。(注：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pp.65～66. 关于1964年发生在刚果的美国人质事件及鲍尔态度，参见鲍尔的回忆录：George Ball, 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 Memoirs (New York: Norton, 1982), pp. 322～324。)
对华盛顿的决策者而言，苏哈托声名鹊起却是个新现象，虽然很多印尼高级军队领导人都在美国接受过军事训练，苏哈托却是个例外。事变之前，美国的外交界和军界对他的了解相当有限。尽管如此，事变之后，美国立即找到一条和苏哈托建立联系的途径：美国驻印尼使馆的军事参赞威利斯·埃塞尔（Willis Ethel）与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Nasution）的副官私交甚笃，他们之间的往来成了美国与印尼军方通讯的主要途径，通过这位副官，美国先同纳苏蒂安后同苏哈托取得了联系。
通过“埃塞尔-副官”这条来往渠道，印尼陆军向美国提出两项要求：第一，美国政府代印尼军方评估印尼的政治现状；第二，美国代印尼军方向英国转告其要求，要求英国此时不升级在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的“对抗”（Konfrontasi）。(注：1961年，马来亚决定联合原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此举遭到印尼的强烈抗议，苏加诺政府将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视为英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新殖民图谋，因而加以强烈反对，并于1963年1月宣布对马来亚实行“对抗”（Konfrontasi）政策，关于Konfrontasi的研究，可参见：J. A. C. Mackie, Konfrontasi: The Indonesia-Malaysia Dispute, 1963～1966 (Kuala Lumpur an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John Subritzky, Confronting Sukarno: British,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Diplomacy in the Malaysian-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1～1965 (Basingstoke: Macmilla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Matthew Jones,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1961～1965: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前一个要求的目的在于希望美国情报机构能与印尼军方分享其研究报告，以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参考；后面的要求用意更为明显：印尼军方希望美国能帮助他们防止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为“对抗”的升级势必会将更多的印尼陆军牵制在印马边境，从而削弱他们与共产党和苏加诺争夺统治权的力量。
然而，美国国务院对于如何回复印尼军方的这两项要求极度小心与谨慎。在协助印尼军方对印尼形势进行评估的问题上，鲍尔和国务院西南太平洋办公室主任大卫·卡瑟尔（David Cuthell）都认为美国没有必要替印尼陆军火中取栗。鲍尔对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表示，印尼局势还混沌不清，而且印尼国内反美情绪依然极为高涨，美国对印尼军方的任何支持都可能使情况复杂化。(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19.) 鲍尔的这种谨慎态度也体现在国务院给雅加达使馆的电报之中。虽然华盛顿不想错过任何可能加以利用的机会，但决策层认为暂时没有必要评估目前的形势，因为国务院对于“印尼军方谁真正说了算”还不清楚，根本无法对情势进行评估，他们甚至对国防部长纳苏蒂安是否能够真正代表苏哈托都没有把握。因此，美国决定将皮球踢回给纳苏蒂安，看他有什么反应。格林也同意美国尽可能避免直接介入印尼内政，但是他能肯定纳苏蒂安握有实权且与苏哈托关系紧密。他主张对印尼陆军要摆出更加“理解”的姿态，以免打击其向美国投诚的积极性。(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20～321; 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p. 68.)
国务院对于为印尼军方向英国传话亦抱有同样的顾虑。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认为，不管美国如何小心翼翼地替印尼陆军传话，都冒着使印尼陆军被扣上“叛国贼”帽子的危险。此外，他认为即使不经过刻意的通告，印尼军方也应该知道英国不会在他们忙于清除共产党之际添乱子。格林对此深表怀疑，他认为印尼陆军缺乏最基本的通讯设备，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美国必须做出明确的表示才能避免误会。最终，在格林的大力建议下，国务院敦促英国不要于此时采取“任何对印尼军方不利的行动”。 (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17～318.)
虽然美国与印尼军方进行交涉在所难免，但国务院不愿意主动接近印尼陆军，因为美国政府对印尼陆军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还怀有疑虑。鲍尔曾直言，印尼人都是靠不住的。(注：“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George Ball and Senator James Fulbright,” Oct. 1, 1965, DDRS, CK3100537638.) 在美国政府看来，美国与印尼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如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驻军问题、印尼与马来“对抗”问题、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及印尼将外国资产收归国有等等。此外，由于多年来美国一直被印尼当作头号敌人，印尼军方根本无法与美国公开合作。国务院认为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真正不结盟的印尼才能认识到美国与印尼之间的利益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51.)
10月13日，印尼军方在事变后第一次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纳苏蒂安的副官通过埃塞尔要求美国向印尼陆军提供若干移动的通讯设备，供纳苏蒂安及其他高级将领的卫兵使用，以保证陆军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格林立即批准将三套摩托罗拉对讲机（Motorola P-31）和电池等设备秘密移交给印尼陆军，以防止陆军领导人遭遇不测。用格林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安全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这些小动作可以向纳苏蒂安和苏哈托等人表示美国对他们的安全的重视。(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23;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p. 69.)
的确，美国在印尼和英国之间的斡旋，以及向印尼陆军提供安全设备等“友好”举动进一步拉近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此后，纳苏蒂安的副官开始定期向美国汇报陆军对共产党清洗的进展情况。受益于这些被格林誉为“及时”与“准确”的消息，美国得以全面了解事态的进展。格林据此得出结论：虽然军方势头日升，但由于相互需要，军队将暂时与苏加诺共存。(注：FRUS, 1964～1968,Vol. XXVI, p. 328.)
10月14日，军方与苏加诺达成协议，任命苏哈托为印尼军队的总参谋长。第二天，印尼第二次内阁会议宣布，将开会讨论建立“九三○”之后的“政治稳定性的基础”。(注：“Indonesian Working Group, Situation Report No. 28,” Oct. 16, 1965, DDRS, CK3100368487.) 然而，格林认为这些所谓的“政治解决”仅仅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印尼领导层内部已经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不管各种力量博弈的最终结果如何，苏加诺“已无法恢复昔日的权威了”。(注：FRUS, 1964～1968,Vol. XXVI, p. 324.) 此外，关于军队清洗共产党的消息不断地传到华盛顿。美国对以下事实越来越清楚：由于连续的搜捕、袭扰和屠杀，印尼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29.) 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尼的关系也大为恶化，美国的推测认为，“印尼军方和多数公众怀疑中共是最近事件的幕后主谋”。(注：FRUS, 1964～1968,Vol. XXVI, p. 325. 根据1965年10月16日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对于形势的汇报，印尼军方于当天突然搜查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殴伤中国使馆的相关人员，此举遭到中国的严正抗议，参见：“Indonesian Working Group, Situation Report No. 32,” Oct. 18, 1965; “Situation Report No. 34,” Oct. 19, 1965, DDRS, CK3100368488, CK3100368490。)
这些报告使得国务院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待10月份以来印尼发生的一系列事件。10月22日，即“九三○”事件三周之后，国务院对印尼的现状做出了一个极为详细的分析。国务院认为，目前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将出现“由军方支持和参与的政权”，而共产党作为印尼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将从印尼政治舞台中彻底消失，苏加诺的权威也已跌落；新政权接手后，为了对付千疮百孔的印尼经济，势必要寻求外国援助；而美国将在印尼争取外援当中起最核心的作用。但是，印尼与马来的“对抗”和印尼国内激烈的反美宣传将成为美国国会与公众是否同意政府对印尼施以援助的关键。国务院同时也认为，由于受激烈的反美宣传的影响，印尼军方也会避免公开向美国输诚。(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33.) 因此，美国驻印尼使馆认为陆军在与苏加诺的权力斗争中取胜对美国意义重大，因为军方的胜利将使苏加诺的扩张主义和反西方的政策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也会使事态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37, footnote 3.) 但是，如何才能将事态导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显然，在形势混乱的情况下，约翰逊政府难以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但美国驻印尼使馆和国务院都认为美国必须继续向印尼军方提供小额的紧急援助，只要这些援助能通过隐密的方式完成，就将有利于事态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白宫也像国务院一样，对事态的发展显得很乐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向约翰逊总统汇报说，“印尼近来所发生的事有力地证明了美国近些年来对印尼的政策是正确的”，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找“9月30日阴谋之后所释放的不可捉摸但充满希望的力量”。他建议美国政府继续尽可能地保持克制与谨慎的态度。(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34. 10月末，印尼军方搜查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以寻找与“九三○”事件相关的线索。美国国务院指示其驻雅加达的使馆，如果遇上类似事件，则采取和澳大利亚一样的“合作态度”，参见：“Cablegram from Australian Embassy in Washington to t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Washington, Oct. 25, 1965, A1838, 3034/2/1/8 PART 3, NAA.) 华盛顿之所以保持谨慎的态度，除了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不良结果之外，还由于印尼正在展开的景象令太平洋彼岸的观察者十分震惊。美国官员们渐渐地认识到，正在印尼上演的不仅仅是削弱共产党权力的运动，而且是对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斩草除根式的杀戮。而且军方对共产党的清洗引发了印尼社会潜伏的各种种族和宗教矛盾，一场规模令美国人不敢想像的大屠杀正在印尼全国范围内展开。(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38～340.)
到了10月底，国务院对陆军在夺权斗争中能够取胜越来越充满信心。国务院的分析人士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美国将迎来影响印尼局势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一切按自己的设想发展下去，美国在印尼的两大政策目标——使印尼脱离共产党的影响和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就可能实现。这种乐观的看法是基于对印尼共产党与中共及苏共关系的预计，即：陆军对共产党的清洗将迟早引起中国或苏联的干涉，陆军势必转向美国寻求援助。(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41～342.) 为了及时追踪事态的发展，国务院设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印尼问题研究小组，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发展和美国政策。(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43～345.)
果然，机会很快如期而至。11月1日，印尼陆军的高级将领苏肯德罗（Sukendro）向美国驻泰国使馆要求美国向印尼陆军秘密提供医疗用品、通讯设施和小规模武器以对付共产党。(注：“九三○”事件发生时，苏肯德罗在中国访问，事件发生之后，他在返回印尼途中滞留在泰国。) 格林建议，如果这些要求确实是必要的，且不影响美国在其他地方的利益，美国就应该尽量给予肯定的回复。(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46～347.) 然而，国务院对于与援助相关的事务仍然极为谨慎。国务院希望通过援助印尼达到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在陆军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种有别于美国与苏加诺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再次向军方确认，美国能否向陆军提供援助取决于后者是否有能力影响印尼内政与外交事务。(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47～348.) 为此，国务院指示美国驻泰国使馆向印尼军方探明其政治目的及其对美国与印尼关系的看法。(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57～358.)
11月5日，苏肯德罗会见美国驻泰国使馆副帮办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虽然苏肯德罗没有谈及陆军的政治观点及其对双方关系的看法，但他明确表示，在阐明新的政策之前，“军方将首先铲除共产党和苏班德罗等制定现行政策的领导层”。(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60.) 苏肯德罗的回答完全在美国的意料之中。在他与威尔逊谈话之前一天，格林高度赞扬了军方对共产党取得的胜利。他汇报道，陆军在向共产党挺进的战斗中发挥了一流的作用。军方此时已明显地成为印尼的领导力量，而且在逐渐利用穆斯林和基督教的青年组织对抗共产党。格林向华盛顿表示，印尼陆军对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的需求是极为迫切的，希望华盛顿能够给予积极考虑。(注： 格林建议国务院对苏肯德罗的要求予以积极响应，参见：“Ambassador Green Recommends Responding to Sukendro's Appeal for Medicines,” Nov. 4, 1965, DDRS, CK3100270206.) 用格林的话来说，既然美国与印尼军方之间对话的种子已经埋下了，美国的及时援助就如同辛勤的灌溉，最终将使得细嫩的种子全面开花。(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56.)
对国务院而言，苏肯德罗所提之要求是印尼军方放出的探测气球，其目的在于试探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向印尼陆军提供援助，以及有什么附加条件等。(注：FRUS, 1964～1968,Vol. XXVI, p. 352.) 实际上，印尼军方对美国秘密援助的要求将约翰逊政府置于一个困境之中：是否要冒险支持一个“不具备合法政府资格且其生命力与可靠性还有待证明的政治集团”？中央情报局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印尼陆军的动机与自我利益“报太极端的态度”，只要对印尼的援助能够通过秘密的方式完成，美国就不能犹豫不决，因为美国如果不向印尼陆军提供情报及其所需的援助，印尼陆军在印尼国内的政治地位就可能遭到削弱，美国就会丧失一个保障将来在印尼的利益的独特机遇。(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59～360.) 经过仔细权衡，华盛顿决定将药品作为援助印尼军方的首批物资。因为药品是最急需的，而且一旦被发现，美国政府又可托辞说这属于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同意向印尼提供药品紧急援助之后，又于11月下旬向印尼提供若干通讯设备。(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64～366, 368～371.) 12月，美国又向印尼陆军提供了第二批医疗用品。(注：FRUS, 1964～1968,Vol. XXVI, pp.381～382.)美国政府还资助另一主要反共人物亚当·马利克（Adam Malik）5000万卢比（rupiahs）作为活动经费。(注：FRUS, 1964～1968,Vol. XXVI, pp. 379～380；亚当·马利克是除“埃塞尔-副官”之外美国政府与印尼潜在的领导力量之间的一条联系线索。马利克后来成为苏哈托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副总统，可参见：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pp.65～66.) 此外，美国大使馆还将一份关于印尼共产党员的名单提交给印尼军方和反共力量，因为在他们看来，印尼陆军“对当时的印尼共产党组织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注： 美国大使馆向印尼军方提供共产党员名单一事的原委与意义充满争议，详情请见： 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86～387.) 与此同时，美国还与日本、泰国、德国等政府商议联合对印尼提供援助的事宜，通过这种多国合作的方式，美国就不会被认为是印尼外援的来源。(注：“Ambassador Takeuchi's Call on Mr. Bundy, Confidential,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ov. 1, 1965, JU00527,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DNSA); FRUS, 1964～1968,Vol. XXVI, p. 352; 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85～386.)
毫无疑问，美国提供的这些援助增强了印尼军方的力量，使之在与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领导的“宫廷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该如何评价美国的援助对印尼局势的影响？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印尼陆军与共产党及“宫廷集团”的政治博弈是否将显现不同的结果？如果上述援助项目构成美国对印尼陆军援助的全部内容，那么显然这些通过秘密方式提供的资源远不足以对局面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因为印尼陆军用以清洗共产党的最重要的武器资源和军事装备主要来自苏联，而不是美国。(注：印尼军方的装备基本上全部由苏联供给，在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上严重依赖苏联。1965年11月底，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Nasution）和苏联方面达成谅解。纳苏蒂安许诺不会采取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家采取敌对行动；而苏联则继续向印尼陆军提供其所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以清除中共所控制下的印尼共产党，参见：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76～377.) 美国所提供的紧急援助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但美国并未成为印尼军方唯一的支柱。因此对美国而言，援助印尼军方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此举表示对印尼军方的支持，并通过这些紧急物资的流动，在美国政府和印尼军方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而且，这些短期的紧急援助意味着，美国在印尼争斗的两方中倒向了军方。但是，当印尼军方向美国要求提出长期援助之后，华盛顿决策圈内部的态度就复杂得多了。
从11月中旬开始，印尼方面有关人员开始多次向美国要求紧急援助，尤其是粮食。先是印尼外交部北美事务负责人希勒米（Helmi）向格林提出经济援助的要求。由于美国国务院无法确定希勒米能够代表哪一方说话，美国政府只好暂时置之不理。(注：“Cablegram from Australian Embassy in Djakarta to t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Djakarta, Nov. 12, 1965; “Cablegram from Australian Embassy in Washington t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Washington, Nov. 15, 1965, Series A1838, 3034/2/1/8 PART 5, NAA.) 之后，印尼新任经济小组负责人艾哈迈德（Achmad）将军向格林提出美国政府是否可以代为转达其向泰国和缅甸寻求粮食援助的要求。国务院以大量的粮食无法通过秘密的方式运输及形势还不够明朗等为由拖延了印尼军方的要求。实际上，与已经批准的援助项目不同的是，国务院认为粮食不是印尼军方取得胜利的必需品，因此粮食必须和其他的短期援助物资分开考虑。当时机成熟之后，美国对印尼军方的粮食援助将附加一些其他条件，最主要的是印尼结束“对抗”马来西亚的政策，以及停止将外国公司收归国有等。(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84.)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将印尼“对抗”政策的结束和归还美国石油公司作为给印尼提供长期援助的条件？后者的用意极为明显。而前者则是因为美国对于印尼军方是否愿意结束与马来西亚的“对抗”还存有疑问。中央情报局之前的一份评估报告表明，印尼陆军倾向于拥护苏加诺的扩张政策，认为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仅仅是英帝国主义的图谋，因此，他们是否愿意结束“对抗”政策还是一个疑问。(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72.) 美国将印尼是否结束“对抗”政策和对印尼陆军追加援助相联系，相当于在军方与苏加诺所领导的“宫廷集团”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注：11月5日，苏加诺政府的外交部长苏班德罗（Subandrio）仍然宣称，“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印尼绝不会忘记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即消灭新殖民主义和马来西亚的傀儡政权。”参见：“Cablegram from Australian Embassy in Djakarta to t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Djakarta, Nov. 5, 1965, A1838, 3034/2/1/8 PART 5, NAA。)
与此同时，印尼国内的政治形势继续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12月初，中央情报局预计，苏加诺仍将竭力挣扎以保住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且不排除他联手其他政治力量制衡陆军之可能。(注： “CIA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Leadership Prospect in Indonesia,” Dec. 1965, DDRS, CK3100570070.) 然而，到了该月下旬，格林向华盛顿汇报道：“印尼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印尼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雅加达和北京的轴心联盟也已支离破碎。军方的政治经验在与日俱增，其地位也大为巩固。然而，最明显的改变是，苏加诺的权威与声望已大为削弱。”在这种形势下，印尼的权力结构越来越可能发生急剧变化。(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88～389.) 12月3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如果印尼军方成功取得政权，他们将需要大规模的外来经济援助，尤其是粮食。但由于情势的多变与印尼对马来西亚“对抗”政策的持续，除了少量紧急粮食与医药物资之外，美国不适宜在此时再向印尼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391～392.)
格林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预言很快为接下来的事实所印证。从1966年开始，关于印尼军方对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消息不断地传回华盛顿。1月3日，情报评估办提交了一份题为《印尼政治现实的改变》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印尼“正处于历史转型的主要关头，苏加诺的统治时代已经结束”。1月7日，戴维·卡瑟尔致函威廉·邦迪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印尼军方尤其是陆军力量将主导印尼的政治舞台。”(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93; “The Changed Political Scene in Indonesia,” Jan. 3, 1966, DDRS, CK3100570082.) 如美国决策者所预计，1月19日，希勒米再次通过格林要求美国向印尼军方紧急援助30万到50万吨大米、5000万码棉布和若干医疗设备，以帮助印尼军方防止其内部磨擦和树立陆军在印尼民众中的威望。(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93.)
此时向印尼陆军提供援助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是否应该对这些问题予以积极而迅速的响应？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决策层内部产生了分歧。格林一反其先前的态度，转而主张采取拖延政策，因为他认为印尼军方所要求的援助物资与其是否能够取得政治斗争的最后胜利没有必然关系，而在军方与“宫廷的斗争”中，美国所能施加的影响“极为有限”。(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98.) 相反，这些援助可能会加强苏加诺的力量，从而使“印尼转型的痛苦永久化”。(注：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p.80.) 国务院同意，考虑到现况，美国除了等待之外无计可施，因为“印尼并没有为美国施加援助营造与之匹配的环境”。(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94.) 2月14日，国务卿腊斯克进一步向格林强调，除非“对抗”政策中止和印尼停止将美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这两个前提条件获得满足，否则美国无法向印尼提供经济援助。(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400～401.)
然而，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罗伯特·科默（Robert Komer）对国务院的“惰性”颇有微词。他认为印尼局势仍然在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美国应该及时响应印尼军方的援助要求，早日抓住有利的时机。(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393.) 2月10日，他向约翰逊总统汇报说，“苏加诺与印尼军方的权力斗争已成为东南亚第二大事件（仅次于越南战争）”，美国应该给予印尼军方“一些谨慎的帮助，或者至少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提出来的话，我们会给予积极响应……如果您亲自给格林打个招呼，将会激活这些应急的援助计划”。(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03.)
2月12日，泰国空军司令他威元帅（Marshal Dawee）也通过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要求美国向印尼军方提供紧急援助，尤其是准许艾哈迈德提出的美国支持印尼向泰国购买20万吨粮食的要求。但是，两天之后，美国国务院拒绝了该要求。科默立即于次日建议约翰逊总统亲自介入，“敦促国务院放弃缺乏想象力的政策”，以避错失时机。(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401～402.) 然而，约翰逊并没有觉得情形像科默想的那样迫切，他在第二天同格林的谈话中表示，至于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向印尼提供援助由格林来决定。(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06.) 而格林则主张美国必须慎之又慎，任何操之过急的做法都可能被视为外来的干涉而带来不利的后果。(注：“Amembassy Djakarta, Airgram A-263,” Dec. 21, 1966, DDRS, CK3100423070.)
尽管泰国外长他纳·霍梅（Thanat Khomen）提到美国和印尼之间的交易能够做到“彻底而干净”，因此可以同意艾哈迈德的要求。然而国务院还是再次予以拒绝，理由是如此大宗的援助根本无法实现“完全隐蔽”；而一旦被发现，将会给苏加诺指责美国干涉内政留下口实。(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07.) 该决定受到副总统汉弗莱与巡回大使威廉·哈里曼（William Harriman）的强烈指责。他们认为印尼的国内政治斗争即将产生对美国有利的结果，国务院的拖延将“错失丰收之前的良机”。(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09.) 国务院依然没有采取立即行动，只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格林大使正在研究印尼的粮食状况，而拟议中的根据公法480第四条款（PL-480 Title IV）向印尼提供粮食援助的项目也在最后审核之中。(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09.) 但是，没有任何条款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印尼的形势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陆军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的疯狂屠杀激起了印尼社会潜伏的政治与宗教矛盾。随着穆斯林、学生及其他激进分子参与了对共产党的清洗，这股混杂的情绪将可能随时失去控制。(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410～411.) 从2月22日起连续几周之内，在市民的支持与同情下，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在雅加达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取缔印尼共产党，平抑物价，罢免外交部长苏班德罗和内阁中的其他左派分子。(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414～416, 420～421.) 对美国观察者而言，这些是令人感到热血沸腾的迹象。美国驻印尼使馆预计，新力量的参与将延长军方与苏加诺斗争的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苏加诺政权的垮台和印尼政治格局的重组。(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413～414.) 3月12日，苏加诺试图以亲共产党分子取代现有的陆军领导人，但因遭到强烈抵制而不得不放弃。此举反而触发了陆军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共产党及其所有的附属组织被军方正式明令取缔。(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417～418.)
同一天，科默向约翰逊总统建议，美国必须与时俱进，采取果断措施巩固胜利果实。他催促总统本人亲自出马批准向印尼提供大米和小麦援助。在他看来，几千吨的剩余大米或小麦“能够产生远超其实际价值的心理效应”，而在这个问题上，总统本人将会为“整个领导班子定下调子”。(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19.) 这次约翰逊同意了。
3月17日，在约翰逊介入之前，国务院发布印尼形势的评估报告，概述了如何应对印尼将来的援助请求。该报告首先指出美国对印尼的援助取决于印尼有关方面能否自立，以及他们是否希望摆脱现有的经济困境；其次，所有美国对印尼的援助都必须通过公开的方式进行；第三，与美国对印尼援助捆绑在一起的“绳套”依然有效：如果印尼继续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继续对马来西亚实行敌视政策，继续没收美国的石油公司等，那么它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美国援助。(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p. 422～423.) 虽然该电报所表达的“先入之见”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小詹姆士·汤普逊（James C. Thomson, Jr.）颇为恼怒，但是国务院终于迈出了如“冰山融化般缓慢的第一步了”。(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22.)
由上可知，国务院和白宫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以及何时和如何给印尼提供粮食的问题。国务院的犹豫不决与谨小慎微与白宫主张抓住时机、趁热打铁的立场相形对照；虽然约翰逊本人因为越南战争而无暇关注印尼问题，(注：Frederick Bunnell, “American ‘Low Postur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the 1965 ‘Coup’,” Indonesia, Vol. 50,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October 1990), p. 49, footnote 94.) 但他的态度还是偏向白宫幕僚。由于来自白宫的推动，科默的建议为接下来美国实施对印尼的援助铺平了道路。3月25日，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制定了一套宏观的纲领，以指导在印尼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处理“九三○”事件之后的经济问题。(注：“A Contingency Plan for Rescue, Stabiliz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the Indonesian Economy,” Mar. 25, 1966, DDRS, CK3100363567.) 3月28日，科默向总统汇报道，印尼的军方已经牢牢掌握住权力，将准备公开向美国寻求援助；印尼一些将领对美国援助的态度也将随之而改变。(注：“WH Considers Ways to Provide Cotton for Indonesia,” Mar. 28, 1966, DDRS, CK3100283393.) 3月31日，约翰逊指示腊斯克着手实施拟议中的根据公法480的第九条款向印尼提供50000吨大米的计划。(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25.) 随着美国对印尼的援助项目被公诸于众，美国-印尼关系的新阶段也随之揭幕了。
1966年3月中旬，印尼政治的新格局大致已经确定。虽然军方和“宫廷集团”的明争暗斗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苏加诺一年之后才永久退出印尼政坛，美国依然保持着谨慎的“低调”政策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注：1966年7月6日，腊斯克对日本经济与产业大臣三木武夫（Takeo Miki）说，美国一直很关注印尼的事态，但是它避免抛头露面，因为“直接介入会给印尼的新领导人添乱子”。参见： “Communist China and Vietnam; Indonesia; Cambodia; Japan and SEA Develop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 6, 1966, JU00583, DNSA.) 但是对华盛顿的决策者而言，国务院为印尼所设定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印尼共产党组织遭到清洗；政府实权从以苏加诺为首的“宫廷集团”转移到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434. 实际上，当时很多受害者是印尼华人而非共产党人。) 美苏在印尼的冷战对抗形势因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共产党势力在印尼遭到彻底清洗和亲美的陆军势力在印尼掌权，苏联在印尼多年的惨淡经营功亏一篑；而美国先前日夜担心的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将沦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危险被解除了，且1966年之后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政府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冷战伙伴之一。对于深陷于越南战争泥沼的美国而言，“九三○”事件所导致的印尼政局变化是符合其利益的。约翰逊即直言不讳地指出，印尼是世界上极少数按照美国意愿的方向发展的地方，可称之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橱窗”。(注：FRUS, 1964～1968, Vol. XXVI, p. 527.) 华盛顿甚至借印尼的局势为其越南政策辩护，声称正是由于受到美国在越南体现出来“坚定的”反共姿态的鼓励，印尼陆军才取得胜利。(注：Latham,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1963～1975,” p.272.) 虽然美国的越战政策与印尼局势之走向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尚待论证，但是鉴于1965年“九三○”事件之后，美国驻印尼大使及其同僚曾经不遗余力采取各种手段将形势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引导，印尼冷战局势的逆转与白宫幕僚的秘密谋划和美国驻雅加达外交官们的驱驰效力是分不开的。
陈长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