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从“大规模报复”到“有限战争”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有关核战略的争论(注：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美国战略学研究与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演变”（2013M531309）阶段性成果；同时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老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刘 磊
〔内容提要〕1954年初，在占据绝对核优势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吸取朝鲜战争的教训，推出主要依赖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来遏制苏联各种形式的“侵略扩张”。然而，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增长，美苏核力量对比发生了转变，美国的绝对核优势不复存在。美国朝野各界对以核优势为前提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这场辩论中，大多数意见都把“有限战争”战略作为替代或者补充“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政策选择。到肯尼迪政府时期，该战略转变为“灵活反应”战略。朝野各界积极的探讨和争论对美国核战略的这两次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美国外交 冷战 核战略 艾森豪威尔政府 大规模报复 有限战争
“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为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执行遏制战略的主要政策，当时颇受美国国内各界争议，也引发学界的关注。1950年代，不少美国学者、退役将领对“大规模报复”持批评态度，提出并积极倡导“有限战争”战略来替代或者补充这项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未因此而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档案材料显示，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内，政府内部已经开始重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不足之处，并对朝野各界的异议做出了反应，着手研究美国执行“有限战争”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朝野各界对美国核战略的争论进行梳理，进而分析肯尼迪政府“灵活反应”战略的理论准备与现实基础。
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时，朝鲜战争仍在进行。战争的惨烈现实使他认识到，无论是美国的经济还是民众都不堪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消耗与重负，战争造成的赤字将逐渐消蚀美国的资源。在此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执政之初的优先日程就是重新评估美国的冷战战略。(注：Robert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3~34.)当时，也有一些军队将领对朝鲜战争这样受到诸多限制的战争方式表示不满。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海军上将雷福德（Arthur Radford）就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在世界各个角落广泛部署军力，美军的主要军力应该集中在美国本土基地，以本土为基础，建立机动的战略兵力，同时要加强并依靠美国的威慑力量来应对共产主义的进攻。这样做的好处是，美国既能承担义务又能缩减预算。艾森豪威尔对此非常认同。(注：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73), p. 191.)财政部长汉弗莱（George Humphrey）主张削减国防预算支出，平衡收支。之前，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制定的1954财年国防预算为463亿美元，已经低于1953财年计划的最高额。而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实际上为1954年制定的国防预算计划为412亿美元。其政府预算总额由786亿美元降为729亿。(注：Dwight 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3), p. 129.)由此可见，大部分削减是国防预算支出的削减。
这种限制预算的计划遭到了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抗议，他们指责这种限制预算的计划并不明智。(注：Russell Weigley,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01.) 陆军参谋长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就表示反对。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雷福德、汉弗莱，以及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却持赞同立场。雷福德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计划涵盖内容过于广泛，成本太高，因为它包括了有限战争、全面常规战争和全面核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形式。他认为，如果能避免常规战争，使用对美国有利的核武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减美国军队的人力和军事预算需求。汉弗莱确信美国的核武器足以“保障世界和平”。(注：Robert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p. 36.)艾森豪威尔坚信国家的长久安全离不开运行良好的国民经济，国家安全不能以损害社会经济发展为代价。(注：Dwight 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p. 452.)杜勒斯虽非军人出身，但他始终认为军费开支过大，军队力量过强，将影响到正常的国家生活，因此他也接受限制军费的主张。(注：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pp. 191~192.)
1953年5月，艾森豪威尔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任命雷福德为主席，并授权四个自己最信任的顾问重新评估美国全面政治与军事战略，代号“日光浴行动”（Operation Solarium）。这四人分别是副国务卿史密斯（Walter Smith）、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卡特勒（Robert Cutler）、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和心理战略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杰克逊（C. D. Jackson）。在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他们提出了三项可供选择的方案：（1）继续遵循前任政府的“遏制”政策；（2）在全球范围内划定一条界线，同时警告苏联人，如果他们跨越界限，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3）放弃遏制，代之以“解放”政策；以多样化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战，配合一些准军事措施如特工渗透和破坏，将“共产主义入侵者”“推回”其势力范围之内。(注：Warner Schilling et al.,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407~408.)艾森豪威尔又组织专门力量对以上三个政策方案进一步研究。研究的结果倾向继续执行“遏制”政策，并对第二方案进行少量修改，拒绝了第三项方案。他们还建议把正在发展壮大的美国空中报复力量作为威慑对方扩张的重要手段。(注：Warner Schilling et al.,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pp. 408~409.)
最后，艾森豪威尔在汉弗莱与雷福德等人的支持下，接受了把核武器引入“遏制”战略的主张。同年10月，批准了NSC~162/2号文件，放弃如朝鲜战争那样较大规模进行有限战争的战略，确认可以使用核报复来应对共产主义的侵略。在主要依赖大规模报复力量威慑敌人的同时，还考虑在局部战争中使用战术原子武器的可能。这一战略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可以较大规模地削减陆海军常规力量，进而削减国防开支。(注：Robert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p. 37.)
杜勒斯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制定该项战略的细节，但是他于1954年1月12日在纽约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威慑侵略的方法就是自由世界愿意并能够在它所选择的时间，以其所选择的方式，有力地做出反应。……总统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做出了一些基本决定，那就是主要依靠一种巨大的报复能力，能够即刻以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和地点进行报复。”而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标是“通过增加对威慑力量的依赖，减少对局部防御力量的依赖来使得集体安全更加有效，成本更低。”(注：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p. 198.) 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首次正式对外公布美国新军事战略，该战略被外界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
1950年代初，苏联虽然拥有了核武器，但其氢弹和远程（洲际）导弹仍在研发试验中，尚未形成战斗力，可以说美国仍然占据着核优势。而作为一种有限的常规战争，朝鲜战争耗时长久、伤亡重大、民众反感，导致国防开支有增无减、国内财政收支失衡等。可以说，上述这些因素促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主要依靠核武器的威慑力来遏制“共产主义侵略扩张”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增加集体安全有效性，同时降低战争成本，使国家收入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政策出发点固然有其道理，一直都遭到多方的质疑。NSC~162/2号文件出台之时，李奇微与海军部长安德森（Robert Anderson）对此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苏联核力量的增长将使美国核力量的威慑力受到威胁，将美国的安全利益寄托在狭隘的核报复战略上是危险的。(注：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p. 196.)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出于国内政策的考虑拒绝了不同意见。当时一些美国观察家认为，以“大规模报复”为核心的新战略的出发点并非基于对敌人实力与意图的考虑，而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与政治心理倾向的考虑，其理论基础在于“尽管这种计划可能使自己在战争中遭受较大规模的损害，但这可以换来以较少的成本来进行战争准备。”(注：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pp. 196~197.)
新战略公布后，美国对世界各地危机的应对并没有因此更加有效，导致这项战略在国际事务上的实践效果并不被观察家们看好。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William Kaufman）教授认为，“朝鲜战争的教训如此深刻，这让我们没有直接干预1954年的印度支那危机。”他评价说，“我们实施威慑政策有一定的可靠性记录，但并没有给人深刻印象，也不令人信服……甚至既有的特定记录还在很大程度上会严重影响我们计划的有效性。”(注：William Kaufman, “The Requirements of Deterrence,” in William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1~22.)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借用1950年代几个事例指出，“随着现代武器威力的增强，全面战争的威胁已失掉其可靠性，因而也失掉了其政治效应。我们的大规模报复能力未能避免朝鲜战争、北印度支那的失败，也未能阻止苏联、埃及之间的军火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他进而得出结论，“在遭遇挑战时不敢使用的威慑力量算不上是威慑力量。”(注：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p. 134.)
其实，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是国际核武装力量的变化。1955年苏联拥有了实战氢弹，1957年不仅洲际导弹试验成功，还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具备了核弹头远程投送能力。1958年苏联开始发展核导弹潜艇，1960年初又建立战略火箭军这一独立兵种，开始部署核战略轰炸机，全面解决了核弹与导弹结合的问题。(注：徐光裕：《核战略纵横》，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216页。)在苏联核武器装备迅速追赶的同时，相应的核战略理论与作战思想的讨论也在苏联活跃起来。受到核武装发展的鼓舞，1960年1月14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大会上提出了“火箭核战略”，将以大量使用核火箭进行反击的方式来消灭敢于攻击苏联的敌对国家，而且这一战略得到了苏联军方的支持。(注：徐光裕：《核战略纵横》，第297~298页。) 这其实就是苏联版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可以说，苏联具备了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的实际能力，使美国真正丧失了单方面安全保障优势。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于是受到挑战，美国朝野各界对此情势的忧虑溢于言表。
首先，受新战略影响最大的陆军（陆军兵员、装备、军费裁减最多）对以上状况最为不满。1955年，李奇微因对政府战略不满而辞职。之后，陆军部发展研究组组长加文将军（James Gavin）也因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不满而辞职，并公开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反对这种可能走向毁灭的核政策。(注：James Gavin, War and Peace in the Space Age (Hutchinson of London, 1959).)随后，接替李奇微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泰勒将军（Maxwell Taylor）同样对该战略持批评态度，并赞同一些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持有异议的战略学者通过著书立说表达的不同观点。(注：Russell Weigley,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pp. 455~456.)1959年，泰勒退役后，出版了《音调不定的号角》（The Uncertain Trumpet）一书，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灵活反应的思想。泰勒认为“无论在全面战争力量方面，还是在常规的反消耗战力量方面，美国都面临着一个在若干年内落后于苏联的时期。……我们的领袖既担心苏联的突然袭击或估计错误会引发全面原子战争，又必须在我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行动。”因此他认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这种十分软弱无能的缺点，只有立即采取一些在金钱和时间上都比较经济的‘快速修补’办法，才能加以抵消和纠正。”就此，他提出了“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其中包括四条原则建议：1. 改进有限战争的计划工作与训练工作；2. 利用机动的中程弹道导弹；3. 改善战略空军的保护；4. 推行有限的微粒掩蔽所计划。”(注：马克斯威尔·泰勒：《音调不定的号角》，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06~107页。)
其次，艾森豪威尔政府限制常规力量特别是地面部队发展，缩减军事开支的政策也受到了国会的抵制。次年，众议院通过了“空运现代化”（Airlift Modernization）预算案，拨款30多亿美元用来加强美国常规作战队的机动性。在同一年，考虑到存在导弹发展差距（missile gap）的可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给政府提供了超出政府要求的更多的预算额，用来购买B-70轰炸机，以加强战略空军力量。(注：Richard Aliano,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02.)显然，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政策在国会“不得人心”，结果国会利用立法手段迫使政府加强美国的有限战争能力。时任民主党参议员并有意角逐总统职位的肯尼迪一方面肯定“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应对全面战争方面的作用，呼吁发展更多更好的导弹和预警系统；另一方面，他又批评美国在常规武器和地面部队方面与苏联的差距。他在竞选演讲中指出，大规模报复能力是应对大规模攻击的唯一办法，但不是应对所有“共产主义侵略威胁”的唯一办法。“在实践中，我们的核报复力量是不够的。它不能威慑那些不值得诉诸原子战争的共产主义的有限侵略。”他批评政府削减地面部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做法，号召扭转这一趋势。“我们可以增加人力，推动常规武器现代化，重组人员编制，提供必要的海上和空中运输支援。”(注：1959年10月6日，肯尼迪参议员在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的演讲，见John Kennedy, The Strategy of Peac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pp. 183~186.)
再次，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战略在国内还受到了战略学者批评，来自苏联核力量的挑战使这些批评更为尖锐。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考夫曼肯定“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初衷，但他指出，该战略缺少威慑的可信度，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如与有限战争战略相结合。(注：William Kaufman, “The Requirements of Deterrence,” and “Limited War, ” in William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家布罗迪（Bernard Brodie）从“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的结局判断该战略实际上“走向了死胡同”。(注： Bernard Brodie, “Strategy Hits a Dead End,” in Marc Trachtenberg e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rategic Thought: Writings on Strategy 1952~1960, Volume Ⅱ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8), p. 91.)他提出需要在核武器的监督下，依靠更为“常规”和多样化的武力来支持一项应对侵略的外交政策。(注：Bernard Brodie, “Unlimited Weapons and Limited War, ” in Marc Trachtenberg,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rategic Thought: Writings on Strategy 1952~1960, Volume Ⅱ, pp. 4~5.)美国现代有限战争理论开创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于1957年出版了《有限战争：美国战略的挑战》（Limited War: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一书，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首次专门系统论述了有限战争理论，并从有限的目标、有限的手段、有限的地域三个方面明确界定了有限战争的概念，其中两个核心观点是：“共产党集团”的有限战争策略给美国的战略带来了严峻挑战；只有美国也采取有限战争策略才能有效执行遏制战略，应对苏联集团的挑战。(注：Robert Osgood, Limited War: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同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书，从战略、外交、核裁军、核技术、战略与战术核武器、同盟关系、苏联核力量等角度全方位论述了核武器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强调采取多样军事战略的必要性。(注：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兰德公司学者卡恩（Herman Kahn）提出“分级威慑”的概念，倡导核武器与有限战争手段结合使用，应对多样的威胁。(注：Herman Kahn, “The Nature and Feasibility of War and Deterrence,” RAND Research Memorandum, P~1888~RC, January 20,1960, p. 4. available at: http://search.rand.org/search ?input-form=rand-simple&query=P-1888-RC&Go=Search.)
综合起来，朝野各方的异议和建议包含有三个核心观点：第一，“大规模报复”威慑战略对保证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是必要和有效的，其出发点有合理之处；第二，在苏联同样掌握了具有大规模报复能力的核力量之后，美国的单一威慑战略的效果降低，难以有效应对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各种威胁；第三，美国在保持全面战争核威慑力量的同时，必须发展多样的常规有限战争手段，以“灵活反应”的方式来应对苏联集团复杂多样的挑战。
总之，美国希望一种手段来应对“共产主义集团”任何形式的挑战，从而节省资源；持不同看法者则结合历史和现实，提出要用多样的手段来应对多样的挑战。不过，面对如此多的挑战和异议，直到任期结束，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正式公开放弃“大规模报复”的基本战略。这是否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冷战形势与朝野各界舆论无动于衷？事实并非如此。
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直接谈及有限战争问题是在1957年7月，恰逢基辛格出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之前，美国朝野对“大规模报复”的争论已经升温，《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是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关于美国战略与外交关系研究项目的成果。(注：袁正领、周杰：《从核战争到有限战争：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浅说》，第20页。) 1957年7月25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洛奇（Henry Cabot Lodge）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备忘录中介绍了基辛格的书，并附该书概要。洛奇认为“这是一本思路清晰、颇具建设性的书，很重要”，并附基辛格发表于《外交》杂志的《战略与组织》一文。(注：Henry Kissinger,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35, No. 3, April 1957.)洛奇特别提到，希望总统能阅读此书，古德帕斯特将军（Andrew Goodpaster）也在读这本书。(注：洛奇致艾森豪威尔备忘录，见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3~1961, (Ann Whiteman File), Administration Series, Box No. 23, Kissinger Book. 古德帕斯特时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参谋长，国防联络官（Staff Secretary and Defense Liaison Officer）。)艾森豪威尔读后，认为“这是一本很有启发性的书”。他对代理国务卿怀特曼（Ann Whiteman）说，“洛奇建议我读这本书，他似乎很赞赏这本书。你先读，我想杜勒斯也会对此感兴趣的。我不是要你同意他所有的观点，我认为基辛格的观点有很多不当之处，假如我们根据他的建议组织和维持武装力量的话，那将耗资巨大，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执行的路线。当然他的书还包含一些流行的普遍观点，以及一些错误观念。”(注：Eisenhower's Memorandum for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Ann Whitman),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3~1961, (Ann Whiteman File), DDE Diary Series, Box No. 25, July 1957.)
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坚持缩减军事开支，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投入，追求预算收支的“大平衡”，对花费更多资源同时维持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双重能力并不十分感兴趣，但这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完全否定该书。他意识到，基辛格的书包含了当时一些普遍的观点，也就是对全面战争战略的不同意见。他希望更多官员读这本书。1957年8月7日，总统特别助理卡特勒（Robert Cutler）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题为“核时代的有限战争”的备忘录，指出“美国有效应对有限战争的能力在政策设计的探讨中越来越重要。非军事部门的一些文职人员最先提出这一问题，此外一些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防部的官员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备忘录还指出，“尽管应对全球战争是首要任务，但是美国政府也该思考并准备应对非全面战争的敌对行动了。这应该是国家安全政策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财政支出，也许有别的办法来完成这一点。建议总统授权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注：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August 7, 1957, Subject: Limited War in the Nuclear Age, see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taff Secretary: Records of Paul T. Carrol, Andrew J. Goodpaster, L. Arthur Minnich, and Christopher H. Russell, 1952~1961, Subject Seri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bseries, Box No. 5, Military Doctrine and Organization 〔1956~1960〕 (1)~(5) 〔Limited Warfare〕.)
同年，奥斯古德的《有限战争：美国战略的挑战》一书出版，(注：Robert Osgood, Limited War: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引起了军方的重视，国防部专门对该书进行评介。该评论指出，“奥斯古德的书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的现实，探讨了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进行有限战争所需的条件，以及有效执行有限战争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军事与政治要求。……它对国家安全的思考，独特而有益。这本书值得广泛阅读，包括我们的将军们。”由此可见，奥斯古德的有限战争理论得到了高度肯定。另一篇评论文章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奥斯古德著作相提并论，(注：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taff Secretary: Records of Paul T. Carrol, Andrew J. Goodpaster, L. Arthur Minnich, and Christopher H. Russell, 1952~1961, Subject Seri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bseries, Box No. 5, Military Doctrine and Organization 〔1956~1960〕 (1)~(5) 〔Limited Warfare〕.)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是有限战斗形态的典型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被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队或其他民族主义武装学习和实践。这表明，美国国防部乃至整个政府对有限战争、游击战等已经增加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开始反思新形势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1957年9月20日，国防部所属海军战争分析小组（Naval Warfare Analysis Group）完成了一份关于“核平衡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全面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工具已经过时了。……战略力量不再适合应对小规模的侵略。……应对有限侵略需要使用有限的手段和目标。……必须限制外交与军事行动的层次与规模，将取胜的目标改变为稳定局势。”报告建议，“近期的军事发展计划要注重改善战略力量的脆弱性，尽快建立分级威慑能力。”(注：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National Policy of Atomic Parity”, Study 5 of the Naval Warfare Analysis Group, NWG71~57, 20 September 1957, See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taff Secretary: Records of Paul T. Carrol, Andrew J. Goodpaster, L. Arthur Minnich, and Christopher H. Russell, 1952~1961 Subject Seri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bseries, Box No. 5, Military Doctrine and Organization 〔1956~1960〕 (1)~(5) 〔Limited Warfare〕.)从1958年到1959年间，国防部的一些相关研究机构陆续出台多份有关有限战争技术与战略的研究报告，这些意见都一致认为美国在有限战争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并要求改进。(注：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兰德公司( RAND)、陆军部、国防部长办公室所属的国防科学委员会（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Defense Sciense Board）、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U. S. Air Force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海军白橡木项目研究小组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Project White Oak Study Group）等八个部门的八份报告。Memorandum from Dr. Kistiakowsky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Gates, restudy of capabilities of forces for limited military operations, see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es R. Killian and George B. Kistiakowsky): Records, 1957~1961, Box No. 2, Limited War 〔September~October 1960〕. )
与此同时，白宫也直接参与有限战争武器技术的具体研究，并特设了一个由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直接负责的有限战争武器技术研究小组（PSAC Panel on Weapons Technology on Limited War），专门就进行有限战争所需的具体武器及其技术进行研究。1959年11月，该小组主席罗伯特森（H. P. Robertson）向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基斯塔科夫斯基（George B. Kistiakowsky）指出，1961年度财政预算计划表明，政府还是缺乏对应对有限侵略，以及防止战争升级到全面战争的能力的重视。该小组就发展空军的战术支援力量、地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生化武器、战场情报、后勤保障，以及反坦克武器等其他常规战术武器这样具体的问题逐一提出了建议，希望政府加强对战术武器装备的重视。(注：“November 1959 Report of the Chairman, Panel on Weapon Technology for Limited War,” see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es R. Killian and George B. Kistiakowsky): Records, 1957~1961, Box No. 12, Limited War 〔September 1959~December 1960〕.)这些完全是针对有限战斗的措施建议，为后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支持。
1960年5月16日，该委员会完成了一份有关有限战争武器技术的研究报告，论述了美国军队在有限战争形势下面临的问题。报告认为，“过去十年的历史表明，我们威慑全面战争的主要手段，即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能力，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应对中苏集团较小规模侵略（包括有限目的或地域的军事行动）的手段。苏联集团具备部署和应用有限武力的技术优势。美国与盟国缺乏以有限战争手段应对这类有限规模挑战的能力。美国应对全面战争的能力与应对有限战争的能力严重失衡，要改变局势就要扭转这种失衡局面。”报告还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缺乏对这方面的重视，从而缺少相应的研究与开发。国防部当前的结构不具备研究开发有限战争能力的必要条件。”报告指责国防部所属各军种只追求发展大型武器系统，忽视了应对有限战争的费用较低的武器系统。报告建议，在国防部内成立一个机构协调各军种和部门的行动，消除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才有助于研发有限战争能力。(注：“Report of the Panel on Weapons Technology For Limited Warfare,” May 16, 1960, PSAC, see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es R. Killian and George B. Kistiakowsky): Records, 1957~1961, Box No. 12, Limited War 〔September 1959~December 1960〕.)
除国防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等部门的独立研究之外，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了跨部门的综合研究。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NSC 2317-C号文件，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于1960年9月28日联合完成了一份题为“到1962年7月1日美国和盟国的有限军事行动能力”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是1958~1959年间国防部系列研究报告的后续研究，分析了当时和未来几年的形势发展，重新评估了1958年报告，特别强调有限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报告具体研究了美国在柏林、印度支那（老挝、越南、柬埔寨）、伊朗、朝鲜、中国沿海岛屿地区进行有限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与计划。报告认为，美国和盟国如果需要同时应对上述地区中两个地方的有限军事挑战，其应对全面战争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美国尚没有具备足够的同时应对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的能力，特别是应对游击战的能力，而且还可能面临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如果美国希望以有限军事行动实现国家目标，就必须根据限制使用武力的要求来谨慎地平衡政治与军事考虑。(注：“United States and Allied Capabilities for Limit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1 July 1962,” Prepared by Interdepartmental Study Group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State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ee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ecords, 1952~1961, NSC Series, Subject Series, Box No. 5, Limited Military Operations 〔1960〕 (1)~(3). )
美国决策层对各部门提出研究报告与建议的看法如何？1960年8月25日，艾森豪威尔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次谈话说明了总统本人对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战略的态度。该委员会代表罗伯特森向总统汇报时表示，“当前的军事结构与行动计划没有满足应对一场有限战争的首要前提要求。各部队追求发展应对全面战争的大型武器，忽视了对专门进行有限战争武器的研发。”该委员会还批评政府过度重视战略空军，没有统一的联合机构来研究和开发有限战争能力，建议建立这样的机构，并发展战术武器（tactical weapons）。艾森豪威尔承认，越依赖核武器，限制战争、防止升级的希望就越黯淡。他为此而烦恼，认为不能忽视战术武器，但也认为没有必要额外增加战术武器的研发，如陆军不需要发展喷气式飞机，空军可以完成相关任务。此外，他不热衷搞联合研究或行动，而是希望单一部门能够完成相关任务，总之不希望扩大财政支出。但最后他又表示，“加大对核武器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不应该忽视应对有限战争或局部侵略的任务。”(注：Memorandum of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August 25, 1960, see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f Secretary, 1952~1961, Subject Series; Alphabetical Subseries, Box No. 23,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6).)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承认仅依靠全面战争的威慑已经不足以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需要应对有限战争或局部侵略的能力；另一方面，不希望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来加大研发，扩展能力，只是希望在现有基础上的调整而获取有限战争能力。
综合以上各种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可以看出，各方都认为政府对有限战争理论与能力建设的重视不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用于战术与常规作战的军备投入不足，如国防支出由1954年的412亿美元削减到1957年330~340亿，其中相当部分的资金用于发展战略空军而非战术部队；第二，军队体制、各兵种地位的变化，以及对兵员的裁减不利于有限作战。(注：如美军总兵力由1953年的340.3万人削减到1957年的281.5万人，其中陆军从148.1万人（20个师）降为100万人（14个师），海军从76.5万人（1126艘作战舰艇）降为65万人（1030艘作战舰艇），海军陆战队从24.4万人降为19万人（仍为3个师），而空军则扩大为137个中队（由91.3万人增长为97.5万人）。参见Samuel Huntington, The Common Defense: Strategic Program in 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75~76。)比如，美军在建立战略空军司令部之后，1955年11月26日，国防部长威尔逊（Charles Wilson）发布命令，将发展和使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责任交给了空军而不是陆军，这样，美国的战略空军不仅包括战略轰炸机部队，还包括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第三，在武器装备上，最适合用于有限作战的地面部队发展了大量所谓战术核武器，忽视了常规武器的研发，而空军试图夺取战略支配地位，忽视了在有限作战中的战术支援作用；海军为了保住地位也大力发展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不得不牺牲常规舰艇的建设；第四，政府与军队缺少专门研究有限战争行动的机构和执行有限作战行动的专门战术指挥机构，同时各军兵种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或联合进行有限战争行动的机制。以上都是各部门所认为的美国当时进行有限战争能力的缺陷。
上述美国国内对有限战争的研究和争论是基于评估冷战的新形势基础之上的反应。195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已经与美国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背景大不相同，并且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冷战危机个案，使“大规模报复”威慑的效果遭受严重质疑。在内部开始研究新战略可行性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不时公开宣布政策的微调。1957年9月18日，国务院为杜勒斯准备了一份题为“美国政策的挑战与应对”的文件，(注：“Text of Article by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appearing in the October 1957 Issue of Foreign Affairs Maganize,” see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ecords, 1952~1961, NSC Series, Briefing Subject Series, Box No. 12, Limited War (2) (1957~1961).)然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于1957年10月出版的《外交》杂志上。(注：John Foster Dulles,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United States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36, No.1 (Oct. 1957), pp. 25~43.)文章指出，苏联的军备扩充、对外军售、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包括核武器）给“自由世界”包括美国造成了更严重的威胁。文章肯定大规模报复力量在过去几年保证了美国的安全，但是又指出，“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能独自实现安全，都需要与同类国家合作”，借助集体安全来达到低成本、高安全的效果。文章承认，虽然“过去几年美国依靠大规模报复力量保证了安全，但是美国不能满足于只有依靠一种足以摧毁相当大一部分人类的能力才能维护的和平，而这只能作为最后的选择。”在过去只有这个选择，但现在核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核武器的特性，这些新发展就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注：John Foster Dulles,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United States Policy,” pp. 28~31.) 所谓更多的选择是指，美国开发了限制威力与辐射的小规模核武器，即“战术核武器”，这样可以逐步减少对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依赖，依靠机动性高的战术核武器，足以应对苏联方面的全面常规入侵，而美国的战略核武器则会让对方掂量发动全面核战争的后果。(注：John Foster Dulles,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United States Policy,” p. 31.)
上述政策调整显示：首先，艾森豪威尔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在苏联核力量增长的情况下，一方面结局可能太过残忍，过度杀伤民众，另一方面苏联的核报复能力也让美国人有所顾忌；其次，节省国防开支的原则没有改变，因此对核武器的依赖没有改变；第三，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肯定了集体安全与防御在“自由世界”防御方面的作用，要盟国分担防御负担，同时发展战术核武器来应对常规侵略，抵消西方人力不足，从而避免为遏制入侵而扩大军队规模。第四，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认识到，苏联集团方面的主要威胁是常规入侵，并非核大战。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等决策者对遏制核大战具有相当的信心，常规侵略才是难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慑战略由以前主要依靠全面核战争，变成了同时依靠全面核战争与有限核战争，战术核武器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应对常规侵略扩张的高效武器，既能节省人力、物力开支，又具有较好的战略效果。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8年5月5日制定的NSC5810/1号文件也体现了美国决策层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这一调整，在军事战略部署方面，决定增加核武库中“清洁武器”的数量，即增加战术核武器储备，以便更加灵活地应付局部战争威胁，而且“经总统批准可以使用生化武器”。(注：“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SC5810/1,” in Paul Kesaris ed.,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the Second Supplement, Microfilm, UPA, 1983, Reel 2.)
虽然“大规模报复”战略从理论到实践都遭受了诸多挑战，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调整只限于此。直到其任期的最后一年，艾森豪威尔也没有彻底放弃既定战略，没有制定具体措施来确立和执行“有限战争”战略。然而，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内对“有限战争”的研究与讨论来看，至少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已经相当重视有限战争的必要性，并在探究执行的可行性，以及可能需要的具体条件与措施。这些行动，为下任政府新战略的确立创造了某些条件。比如，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有关建立专门的有限战争能力研发机构的政策建议在肯尼迪执政之初马上得到了贯彻实施。1961年5月24日，肯尼迪政府国防部就设立新的专门办公室监督有限战争武器的研发，其名称为有限战争系统助理主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Assistant Director for Limited Warfare System）。该机构在国防研究与工程部主任布朗博士（Harold Brown）指导下工作，负责海上战斗、机动力、后勤、游击战、反游击战、战术战争系统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注：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Edward P.: Papers, 1928~1992, Box No. 55, Limited War Office. )其实，肯尼迪本人也深受泰勒和加文等人的影响，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接受了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思想，并向选民保证美国将采取一种行动战略，重新夺回主动权。(注：McGeorge Bundy,Danger and Survival-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8), p. 352.)他上台伊始就提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持质疑态度的前政府将军泰勒为总统特别军事助理，后来任命他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具体负责新军事政策的规划与执行。
1961年3月28日，肯尼迪在国会的演讲中正式公布了国防政策的基本原则：（1）美国武装部队首要目标是维护和平而不是发动战争，威慑与遏制任何形式与规模的侵略，以武力为后盾支持外交与谈判的努力。美国的军事姿态必须足够灵活、可控，致力于逐步降低紧张局势，外交与武力协同运作；（2）美国不会首先发动或威胁发动侵略，但要做好迅速而有效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3）美国军队必须获得足够的预算来实现国家目标，保证国家安全；（4）无论平时还是战时，美国军队必须服从文职政府的指挥；（5）美国的战略武器及防御必须足以威慑对本国和盟友的核攻击，保证在第一次打击下生存下来，实现反击，对敌人造成不可接受的打击；（6）美军和盟军的部署要做到机动、有力，能够以有限战争方式应对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侵蚀；（7）美国的军事姿态必须是灵活而坚定的，能够使用各种武器包括常规武器与核武器，迅速、有效、适当地对侵略做出反应；（8）美国军事准备要注意减少意外和非理性全面战争的风险，防止不必要的误判与误解。(注：Congressional record, daily ed., March 28, 1961, pp. 4717~4718, 转引自Raymond O'Connor,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in Perspective,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5), p. 352.)
从以上原则可见，肯尼迪政府的新战略汲取和发展了泰勒等人的灵活反应与有限战争思想，注重提高美军进行有限军事行动的能力。这需要获得足够的预算支持，一方面保证美军的核反击能力与核威慑效果，同时发展常规作战部队，以及相关作战武器系统，特别注重加强其机动性，在面对有限侵略的时候能够做到迅速部署，有效应对。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研究人员已经提出过具体政策建议，直到肯尼迪时期才得以实施。此外，艾森豪威尔时期，国会需要以预算手段敦促政府部分修正国防政策，而到肯尼迪时期，政府则积极主动向国会争取更多预算发展全方位的军事能力，重新重视地面作战和常规作战能力。以布罗迪、奥斯古德、基辛格、考夫曼、卡恩等人为代表的战略学者的思想也在其中有所体现，如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相结合、武力与外交协同运作服务于国家目标，以有限的手段应对有限的侵略等。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核战略的转变，即由“大规模报复”战略向“灵活反应”战略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调整变革，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酝酿过程。这个过程始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得到实践。围绕着“全面战争”还是“有限战争”，美国朝野各界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辩争。或许各方都怀有不同目的参与到这场论争中，但最后的效果是推动了美国核战略的转变。同时，美国国内较为自由开放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也为这种“百家争鸣”能产生效果创造了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论争的出现和战略转变有一个共同而关键的国际背景，那就是1950年代后期，冷战形势特别是美苏核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即由美国一度垄断核武器或者占绝对核优势转向苏联加速赶超，实现“核充足”（nuclear plenty），进而趋向均衡，并逐渐进入“核僵局”（nuclear stalemate）或者说“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的阶段。(注： 有关“核充足”的提出与论述参见James King, Jr., “Nuclear Plenty and Limite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35, No. 2 (January 1957). 有关“恐怖平衡”的提出与论述参见Albert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RAND report ), December 1958. see Marc Trachtenberg,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rategic Thought: Writings on Strategy 1952~1960,(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8),Volume Ⅲ.) 苏联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对美国进行核打击与报复的能力，相对削弱了美国的核优势。这使得在美国占据绝对核优势时期制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威慑可信度降低。然而在常规军力的部署和运用方面，苏联集团又较西方集团占优。除了在欧洲地区苏联部署了较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外，而且在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国家，多次发生被西方认为是与苏联集团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民族主义武装“革命”斗争或左翼政治运动，令西方集团疲于应付。总体看来，西方集团在冷战对抗中已处于被动应对的地位，这种形势引发美国国内各界的关注，进而推动了对美国国家核战略的讨论及其转变。
从争论中各方所表达的观点和战略调整的结果来看，大多数人没有完全否定“大规模报复”战略。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冷战的局面是复杂的，苏联集团“侵略扩张”的手段是多样的，不能寄希望一种战略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类型的问题。他们希望，除了大规模核威慑之外，美国应该采取有限而多样的手段来应对敌人的各种挑战，而这种解决方案来源于美国战略调整倡议者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出现的两种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认识。“政治形势是出现了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集团，他们都在寻求任何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军事形势是美国和苏联同时掌握了可靠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同时具备了摧毁对方的能力，双方政府都意识到全面战争将是国家的灾难。”(注：Robert Osgood, Limited War: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p. 4. 还有考夫曼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集团的行动和核武器的特性及其远程运载工具的出现，决定了有限战争的必要性”，见William Kaufman, “Limited Warfare,” in William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p. 102.)因此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以战略核力量为后盾，寻找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应对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灵活多样的“侵略扩张”方式，其中“有限战争”就成为非和平斗争手段的最佳选择。所以在肯尼迪政府推出“灵活反应”战略的同时，美国并没有轻视核武器的作用，到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时期进一步提出了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确保摧毁”战略来威慑苏联集团的核攻击及大规模侵略行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核战略正是“大规模报复”和“有限战争”两种思想的综合体现。
刘磊：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后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