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史料基础、学术创新与现实关怀
——任东来教授对美国外交史的探索
赵学功
任东来教授不幸英年早逝，学界同悲。他是一位治学严谨、才华横溢、成就卓然的杰出学者，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长期以来，他在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宪政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建树尤多，造诣精深，颇受学界同仁推重，他的去世无疑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今不揣浅陋，草成此小文，略以管窥任东来教授在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追思与缅怀这位我一向非常敬重的学长和师友。
1982年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任东来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师从我国著名美国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毕业，获国际关系法学硕士，旋即考入南开大学，继续在杨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一年。1988年博士毕业，是国内培养的第一位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从此以后，他便一直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跟随杨先生数载，杨先生的为人、为学、为师无疑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曾这样回顾说，“杨先生对新知的了解与掌握，对学术的认真和专注，对祖国富强昌盛的期盼，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学生的平等与宽厚，对名利的淡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让我受益无穷”，“透过他的言传身教，我看到了一种真正学者的精神气质与敬业精神。从他那里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学者何为的道理”。(注：任东来、胡晓进：《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青年学者任东来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6年第12期，第5页。)同时，在长春、北京、天津和南京求学期间，任东来还得到了诸多名师大家的指点和帮助，极大地开阔了学术视野，为其日后学术事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上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就曾发表数篇具有一定新意的论文和文章，在学界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名后起之秀。
杨生茂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外交史，任东来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选题自然也属于这一领域，并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美关系。在当时，这一课题不仅是美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更是国内史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一大批知名学者投身其中，可谓大家云集。之所以如此，一是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异常纷繁杂乱，非常值得学者深入探究；二是美国的相关档案资料开放，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任东来完成了以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研究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受到国内学界前辈的一致好评。1989年初，已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教的任东来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重返南开大学半年，参与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撰写工作，并承担了其中三章的写作任务。这本书目前仍然是国内那些有志于学习、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子的最好入门参考书。(注：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任东来教授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多次赴美国、意大利、挪威，以及香港等地的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包括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挪威诺贝尔研究所（Th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等，继续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任东来教授的专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也是他在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对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援助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全面、透彻的考察，出版后颇得学界好评。(注：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杨雨青：《抗日战争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研究述评》，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67~168页、169~170页。)该书从美国的有限援华到全面援华的转变、中美抗日同盟的加强与面临的危机、美国从有条件军事援助到无条件政治支持、中国为争取美援所付出的代价等几个方面，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复杂画面。他认为，美国政府的援华政策与国民政府的求援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主线。与美国学者侧重从美国对华政策这一角度研究美援不同，任东来教授更注重从中美双边关系的互动来研究这一问题，详实地考察了围绕美援中美两国展开的外交互动，包括国民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的原因，美国对中国抗战从中立到援华的立场转变，美援在中美外交中的作用，中国获得美援的主要途径、数量、分配和用途，抗战前期、后期与战后初期美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等等，并深入剖析了双方在美援问题上的利弊得失。他认为，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所有援助，都是与美国保护其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利益的考虑分不开的；如何保护并实现这些利益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援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手段；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小伙伴和代言人，填补日本失败和英法力量衰落而留下的力量真空，平衡和对抗苏联的实力与影响，但美国政府在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首先是这种政策与实现政策的手段即美援之间的差距，其次是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该书紧紧抓住美援这一核心问题，以此来考察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了影响双方关系起伏跌宕的国际、国内乃至个人因素，确是“别具一格”。该书视野宏大，高屋建瓴，探究细腻缜密，并且新意迭出。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国内研究抗战时期美援问题最为全面、翔实的一部权威著作。
任东来教授多年致力于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孜孜以求，笔耕不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争吵不休的伙伴》和《美国外交政策史》外，近年他从其所发表的数百篇有关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美国政治和社会、国际关系理论等方面的论文、文章、书评和评论中选择了150多篇，汇编成册，结集出版。(注：任东来：《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小视角下的大历史》，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此外，他还与人合著、合译有关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著作、论文多种。同时，他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了数十篇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即使在2000年将主要学术兴趣转到美国宪政史后，他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讲授的依然是中美关系史和冷战史，始终关注着国内外学界对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进展，不时地有相关成果问世，同时指导他的博士生继续在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进行探索。毫无疑问，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历史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外交史而言尤其如此。任东来教授在进行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学习、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原始资料的运用。当他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写作本科毕业论文时，就曾切实感受到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所在。他后来在谈到原始资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时这样说：“历史学论文的水平，特别是像博士论文这样的实证研究，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利用材料的丰富性与稀缺性。”(注：任东来、胡晓进：《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第6页。)这几句话实际上是他自己从事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切身体会。
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之所以选择研究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资料上的考虑。他认为，如果选择美国外交史的一般性题目，在语言能力和材料的收集上，中国学者很难与美国本土学者平起平坐；而如果把研究重点放在中美双边关系上，就可以扬长避短，不仅能够利用美国的材料，也可以充分发掘中国的档案材料，这样至少在材料的使用上中国学者并不逊色于美国学者，甚至有可能超过他们。(注：任东来、胡晓进：《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第6页。)
美国国务院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入了大量美国政府的档案资料，为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套资料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国学者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同样，这套资料的相关各卷也是任东来教授进行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研究的必读材料。不仅如此，他在赴美访学期间，专程前往纽约州的罗斯福图书馆和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图书馆，分别进行了半个月的资料收集工作，同时还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美国军方有关驻外顾问团的档案文献。正是基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之上，他的研究才更具说服力。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体会，对那些计划到美国总统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从事研究的学者如何更好地展开自己的工作、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收集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以及如何取得研究资助等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注：任东来：《美国总统图书馆散记》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研究记》，载《档案与历史》1994年第3期、1995年第8期。)
任东来教授对自己的研究有着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他清楚地认识到，仅仅使用美国学者所利用的材料，要想达到甚至超过其研究水平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必须充分地占有中美双方的资料，特别是要努力发掘中国的相关档案资料。唯有如此，才能不人云亦云，通过扎实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写作、修改博士论文期间，他多次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并充分使用了台湾方面出版的相关资料集。这样，中美双方的原始资料相互对照、印证，交叉使用，更全面、准确地揭示了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复杂的交涉过程。同时，他还广泛参阅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征引、参考的中英文各种资料近200种。在笔者所阅读的有关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论著中，《争吵不休的伙伴》应该是中英文资料使用最为均衡的一种。由此，他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更为客观、公允了。
除了进行专题学术研究外，任东来教授还专门写过考证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和其他军事机构的文章，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原始资料的重视，更反映出他求真、求实的治学风格。在他看来，不论是从事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研究，考订史料是历史学者的一项基本功。国内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之所以很少写考证性的文章，主要是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较少，过多地利用外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已经被人编好的文件资料集。
许多中国人对中国内战期间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并不感到陌生。但是，对于这一机构成立的时间、构成、功能等，历来说法不一，存在诸多谬误和不实之处，基本的材料大都是来自翻译成中文的《中美关系白皮书》。除了少数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外，国内外学界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1994年上半年，任东来教授利用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进行客座研究之机，多次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去查阅美国陆军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有关档案，收集了包括美国最初建立顾问团的计划书、中美两国的谈判记录、顾问团发给陆军部的月报等大量的一手资料，就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缘起与成立、中美关于军事顾问团的协议和立法、军事顾问团的发展演变及顾问团团长的选择、该机构的主要活动与任务等进行了通彻考察，清晰地揭示了这一军事机构的来龙去脉，并就其性质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论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目标和作用是多么有限，在中国内战这一特殊背景下，它毕竟是作为美国支持和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内战的机构而存在的，“必然成为美国干涉和反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象征”。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华军事机构众多，且名称、编制、隶属也一再改变，不要说普通读者搞不清楚，就是专门的研究者也莫衷一是，对很多问题语焉不详，甚至以讹传讹。有鉴于此，他便根据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国内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按照时间顺序和军种，分门别类地逐一考察美国驻华军队及机构的沿革变化，追根溯源，探赜索隐，厘清了不少混乱乃至错误的说法，这对于人们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注：任东来：《1946~1949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若干问题》，载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185页；《1941~1949年美国在华军事机构及其沿革》，《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第70~77页。)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学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尽可能地发掘新材料，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做“学术界没有做过或做得很不够的题目”，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是任东来教授所一直遵循的治学原则和学术追求，同时也是他自己学术研究风格的写照。(注：任东来：《政治世界探微》序言，第4页。)
任东来教授对20世纪30年代中美之间展开的所谓白银外交的研究非常具有特色，不论从资料还是学术观点，都颇有新意，显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应当说，国内外学者此前对这一问题已有较多的研究。他的创新之处不仅仅在于充分利用了以前外交史学者没有注意到的《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将外交史资料和货币史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中美双方的交涉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并揭示出白银外交的特点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力图从中国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和现代化进程来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对美国学者柯恩的“中国中心论”和柯伟林的外国“彻底穿透”中国说提出了质疑。他强调，中国既可能会因为卷入国际市场而受损，同样也可以通过正确和巧妙的外交而获益；决定中国命运的更多地取决于中外因素的互动而非某个单一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众不同，认为这场白银外交“可以说是以闹剧的形式在美国开场，以悲剧的形式在中国展开，最后以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形式在两国关系的互动中结束”。(注：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问题》，《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3~115页。)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对华租借问题，任东来教授是国内学界最早从事这一课题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其专著《争吵不休的伙伴》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在国内学界影响甚大，因而其观点也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就美国对华租借援助的数量、类别、运输、分配与使用等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察，并分析了美国对华军事租借的几个明显特点。他认为，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的抗战，但同时也是美国力图控制中国和国民党政权、确保战后美国在华利益的一个有力工具；美国的“租借”援助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但在中国战场上却未能完全用于其最初反侵略保和平的目的，反而更多地被用于破坏中国和平与远东稳定的中国内战，从而在美国“租借”历史上留下无法抹去的污点。(注：任东来：《评美国对华军事“租借”援助》，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326~353页。)此外，他对于1938年中美桐油贷款、1943年美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以及1946年中美商约等问题的研究也都非常精深，颇多新见，为学界同仁广泛引用、参考。(注：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1993年第1期，第107~112页；《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放弃》，《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6~132页；《试论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4~165页。)
相对说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方法较为传统。如何在方法上创新，就一些其他学者已经做过的题目写出新意，任东来教授对此也做了有益的尝试。1993年他在挪威诺贝尔研究所进行客座研究时，就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英国和苏联对中国与希腊内政的干预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大国干预对中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革命战略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原因，同时还就大国干预的一般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一选题本身角度就非常富有特色。应当说，对于大国对中国和希腊内政的干预以及中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国内外学者都有一些相关论述，出版了数部高水平的研究专著。但是，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就大国干预对两党革命战略形成的影响，就鲜有学者论及了，至少在国内学界如此。因而，该文不仅研究视野开阔，更重要的是方法新颖。(注：任东来：《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9~329页。)
任东来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既需要进行微观的个案剖析，也应该有宏观的研究和思考。他说：“出色的历史研究，既要能钻进去，还要能跳出来。钻进去，是说要有坚实的史料，争取穷尽所有的资料，这是历史学的生命；跳出来，就是如何从个案的研究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或结论，这需要一定的理论功底和跨学科联想。”(注：任东来、胡晓进：《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第8页。)就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而言，最需要借鉴的或许是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少研究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就非常重视历史研究与理论的结合，吸收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任东来教授是国内史学界较早倡导外交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身体力行，撰写了数篇评介“霸权稳定论”、“国际体制理论”和“相互依赖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文章，旨在引起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并不断呼吁研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应当相互借鉴，携手共进，并努力打破以国家及其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窠臼，拓展研究视野，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外交史学科的超越与创新，完成“外交史”向“国际史”的转型。(注：任东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理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体制理论》、《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从相互依赖到全球一体》，载《政治世界探微》，第3~48页；《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与“霸权稳定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6期，第73~77页；《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19~21页。)
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力图揭示历史真相、恢复历史原貌，同时也是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和有用的启示。与那些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内的学者不同，任东来教授做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切，不论是从事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研究还是后来转向美国宪政史研究，皆是如此。
多年来，任东来教授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很多报刊、杂志撰写了大量知识性、普及性的有关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评论、文章，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和大众，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认识、了解当今纷繁复杂的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这些评论、文章视角敏锐，文笔清新生动，论述深入浅出，篇幅短小精悍，融知识性、思想性与通俗性于一体，集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鲜活于一身，读来引人入胜，颇受读者喜爱和好评。其中一些评论和文章极富见地，时时闪耀着睿智的思想火花，启人深思。其实，写这一类文字对作者的挑战或许更高，写好殊非易事，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学识，同时还要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很强的写作能力，并且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限期完成，压力之大不言而喻。而任东来教授却乐此不疲，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来做。2002年他甚至应南方一家报纸之约，定期为该报撰写美国评论专栏，每周一篇，坚持了四年之久，直至后来该报改版。他对此这样说道，“为非学术性报刊撰稿，服务于广大的一般读者，业已成为我的自觉，成为自己学者生活的一部分”。(注：任东来：《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前言，第4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工作是一个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他认为，“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公众面对的国际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学者有义务参与进来，为他们提供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的观察角度、历史背景和结构框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谈到，“在信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浏览代替了阅读，信息代替了思考，当下掩盖了现实，遗忘代替了历史”，正因为如此，“就需要有人去记忆历史，去阅读世界，去思考现实，这就是学者，特别是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义务”。(注：任东来、胡晓进：《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第10页；任东来：《政治世界探微》，第253页。)
不论是对美国发展的宏观思考，还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深度解析，透过一篇篇文章和评论，无不体现着任东来教授对当今美国外交走势的高度关注，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美好祝愿和对中国崛起、富强的热切期盼。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
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美国对华态度强硬，而“撞机事件”的发生更使中美关系变得紧张异常。一时间，两国关系何去何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任东来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研究中美关系的经验撰文指出，中美关系既有对抗甚至是冲突的可能性，也有妥协合作的广泛余地。他在文章中客观地揭示了中美两国关系中较为脆弱的一面，包括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同时强调两国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地区安全与稳定和双边关系上也有着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共同的利益，因而脆弱和韧性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如何使脆弱的两国关系变得更有韧性，则是中美双方领导人今后应该正视和重视的问题。同时他告诫读者，在中美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不要盲目乐观，因为这很可能“掩伏着冲突的潜在危机”；在中美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这里也同样存在着缓和的转机”。在另一篇回顾中美关系发展的文章中，他则对中美建交前后两个23年间中美两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说明一个积极、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对两国和亚太地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注：任东来：《脆弱而有韧性的中美关系》、《小视角下的大历史》，载《小视角下的大历史》，第109~114页。)时过境迁，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阅读这些文章依然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那篇有关美国华人与中美关系的文章读来同样令人回味。仅用短短数页，任东来教授对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华人在美国的不公遭遇、当今华人在美国的境况以及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做了全面而又清晰的勾勒，指出由美国华人构建起来的与中国的多重联系，最终可以为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提供底层基础；而同时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也改善了华人在美国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地位和声望。他认为，华人在美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中国所建立起来的众多网络，犹如长流的细水，滋润着因为政治争执而时常生涩的政府间关系；而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改善和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个人和群体的机会，这一良性的互动关系必将成为21世纪中美关系的新景观，中美两国关系也很可能会因为在美华人推动的民间交往而进一步深入和巩固。(注：任东来：《寻找另一个中美关系：华人在美国》，《书屋》2007年第2期，第10~15页。)
不仅做学术研究有现实的关怀，作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一特殊学术机构的一名教师，任东来教授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促使中美关系健康和谐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建设者。他认为，国际之间的不信任与冲突，虽然主要是源于国家利益与安全上的固有矛盾，但与文化之间的相互隔膜也密切相关。诚哉斯言。在美国学界，包括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等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甚至断言，所谓国际关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文化关系。任东来教授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执教20余年，为国际学生（主要是美国学生）开设中美关系史和冷战史，同时又在南京大学为中国学生讲授美国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学生，桃李满天下。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学、研究工作能帮助和促进中外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对话与宽容，以自己的特有方式来践行对中美关系及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关怀。正因为如此，2013年4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任东来教授“霍普金斯大学学人社”终身会员荣誉，他是该社建立数十年来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人，以表彰他在美国研究与中美文化交流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任东来教授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为人为学、道德文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并激励着我们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继续前行，不断探索。
赵学功：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