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美国学界的公共外交研究简况(注：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外交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CXTD4-06)的研究成果之一。由衷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中存在的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檀有志
尽管“公共外交”近年来日益成为引发各国学界、政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然而对于公共外交究竟为何，学界莫衷一是。自1965年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这一概念首次提出，对其的学理探索与实践认知主要集中在美国，关注点主要聚焦于两大层面的议题——对公共外交理念若干维度的探析与对美国公共外交得失的反思。本文着重对美国学界的公共外交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及最新发展状况，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公共外交”这一理念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其所指多有差别，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究其原因，正如社会学者伯纳德·罗西科（Bernard Roshco）所言：“公共外交仿佛就是盲人们所触摸的那头大象，而他们试图怎样去感知描述这一庞然大物，往往不过是仰赖各自所触摸到的那一小部分”。(注：Richard F. Staar, ed., Public Diplomacy: USA versus USSR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p.233.) 美国对于公共外交理念的认知解读可谓是众说纷纭，将之分门别类梳理归总，主要围绕如下几个维度展开：
（一）概念的由来
据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专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J. Cull）教授考证，“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856年。1856年1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在社论中批评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的仪态，“美国政治家们务须谨记，假若他们想要像其所期望的那样给我国的民众留下某种好印象，那就应当给他们本国的民众率先垂范，而像公共外交这么有感染力的例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注：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 available at: 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pdfs/gullion.pdf.) 显而易见，此处的“公共外交”仅仅只是被当作是“举止礼仪”(Civility)的同义词来使用。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公共外交并没能得到普遍的认同，更没有以一门学科的面目出现，而一直被视为一种“宣传”（Propaganda）的手段。(注：唐小松、王义桅：《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22页。) 如1955年，奥伦·斯蒂芬斯（Oren Stephens）在《坦诚世界的事实：美国在海外的信息情报项目》一书中，把美国在海外所开展的各种信息和情报项目统称为“宣传”，甚至宣称《独立宣言》是美国“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宣传小册子”。(注：Oren Stephens, Facts to a Candid World: America’s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37.) 1961年，在主管美国公共外交的专门机构—美国新闻署(USIA)成立八年之后，威尔逊·迪扎德（Wilson P. Dizard）高度评价美国新闻署“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意识形态影响做出了突出贡献”，并指出“美国断断续续地从事国际宣传活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宣传在独立战争中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注：Wilson P. Dizard, The Strategy of Truth: 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Service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1), p.xiv.)
公共外交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术语，一般公认是1965年由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德·格利恩（Edmund A. Gullion）在该院成立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The Edward R. Murrow Center of Public Diplomacy）时首次提出：“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引导公众的态度来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它包括了超越传统外交的诸多国际关系领域：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公众舆论的培植开发；一个国家的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相应团体之间的互动；对外交事件的报道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从事交流事业的人员如外交使节与外国记者之间的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等。公共外交的核心是资讯和理念的跨国界流通”。(注：详见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页：http://fletcher.tufts.edu/Murrow.) 由此可见，格利恩对于公共外交的界定是相当宽泛的，其对公共外交的定义至少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强调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第二，强调对他国公众施加影响，忽视对精英阶层的培育;第三，忽视了全球化时代传播技术更新所引发的新媒体革命对公共外交的影响;第四，忽视了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量”。(注：郑华：《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144～146页。) 不过，格利恩在冷战对峙时期就强调资讯与理念的国际交流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核心地位，这仍不失为有相当的远见。
（二）公共外交的主客体
1.公共外交的主体
1968年，阿瑟·霍夫曼（Arthur S. Hoffman）主编的论文集《国际传播与新外交》认为大众传播工具的革命催生了公共外交这一“新外交”，它指的是“政府、个人及团体直接或间接地去影响那些能对其他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直接施加压力的外国公众的态度和舆论”。(注：Arthur S. Hoffman, 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Diplomacy (Bloomington, Ind.: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3.) 开展公共外交的主体超越了传统外交的主体范围，不仅包括一国政府，而且还包括个人和团体。这种近乎无所不包的“泛主体化”，其解释力也不免显得较为勉强。
1990年，“美国之音”前执行主任汉斯·塔奇（Hans N. Tuch）在《沟通世界：美国在海外的公共外交》一书中批评格利恩对公共外交的原初定义“显得过于宽泛，大大超出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外交’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而提出对公共外交的界定——“一种为了更好地增进对美国的理想与理念、机构与文化，以及国家目标与当前政策的理解，而由政府开展的与外国公众交流的努力”。(注：Hans N. Tuch，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pp.3～8.) 塔奇对公共外交的界定颇为简明又极具包容性，因而赢得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如日本学者松村正义（Matsumura Masayoshi）在其2002年所著的《国际交流史:近现代日本的公共外交与民间交流》一书中即直接采用了塔奇的定义。(注：〔日〕松村正義：《国際交流史：近現代日本の広報文化外交と民間交流》，東京·地人館，2002年新版，第9页。)
2003年，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镇——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The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成立，旨在为全球公共外交的学习者与实践者提供研究、分析及培训的深造机会。(注：详见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页: www.uscpublicdiplomacy.org.) 该中心主张公共外交在行为体上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及私人机构这三大主体，虽然这一粗线条的界定仍显宽泛，但也展现了一定的层次性。
2.公共外交的客体
1981年，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的肯尼思·阿德尔曼（Kenneth L. Adelman）教授在《外交》季刊发表了题为《话说美国：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外交》一文，预言塑造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将会成为美国政府大力加强的领域。文章指出，“一般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预防性外交，有助于防止友好国家的人民及其领袖与美国脱离一切联系。”(注：Kenneth L. Adelman, “Speaking of America: Public Diplomacy in Our Time,” Foreign Affairs, Vol. 59, No.4 (Spring 1981), pp.913～936.) 阿德尔曼指出了公共外交有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但将公共外交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为数不多的美国友好国家。
1994年，加洛尔·曼海姆（Jarol B. Manheim）在《战略公共外交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公共外交：民众对民众与政府对民众。前者以文化交流为特征，被用来解释维护本国政策以及向外国公众描绘该国；后者则是一国政府为了使对象国的外交政策朝向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而努力去影响该国的公众或精英舆论。曼海姆的分析侧重于后者，他特别强调针对目标客体的“战略性公共外交”，“开展公共外交与其说是一种艺术，莫若看作是一门人类行为的跨国应用科学”。(注：Jarol B. Manheim,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0.)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代的发展，公共外交的客体指向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格利恩的后辈同事艾伦·亨利克森（Alan K. Henrikson）教授2006年发表的《公共外交能做成哪些事？》一文，对公共外交的目标群体进行了重新解读。他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如今已经发展出一种公共外交的“新定义”，其焦点所向已从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向直接塑造外国社会和公众转移，前者主要还属于一种政府之间的互动，而后者已是政府与外国社会之间的互动。(注：Alan K. Henrikson, “What Can Public Diplomacy Achieve?” 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2006, pp.1～38.) 亨利克森强调公共外交客体的非官方色彩，揭示出公共外交发展的新动向。
（三）公共外交的方式
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将美国公共外交方式简化为两大类别：一类侧重于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如学者学生交流、英语教学、艺术展览、图书赠阅等；另一类则侧重于对外信息传播，如采用国际广播、新闻出版、电视电影以及电脑网络等新兴通讯手段等。
1.国际教育文化交流
20世纪30年代，德国在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文化攻势”，当时的美国文化关系官员判定德国在拉美地区的文化扩张是经过“精心组织策划，投入大量金钱，旨在反制和削弱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关系，损害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声誉度与影响力”。(注：Milton C. Cummings, Jr.,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 Surve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2003), p.1.) 为此，1938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了文化关系处（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这是美国第一个正式负责对外文化关系的机构，也是美国政府将文化关系正式纳入外交政策的标志。
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The Smith–Mundt Act），宣称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政府去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更深理解，增强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注：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ssential Documents Governing the USEF/C Program, February, 1960, p.3.) 这是国会第一次在非战争状态下授权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国际信息、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为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广泛开展包括富布赖特项目在内的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富布赖特项目被视为美国国际教育、文化交流领域成功的范例。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盛赞该项目可与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相媲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慷慨、最富有想象力的事情之一”。(注：J. William Fulbright Foreign Scholarship Board, “Fulbright 1995: 32nd Annual Report of the J. William Fulbright Foreign Scholarship Board，”National Archives, Group Records 59, 811.42793SE/1-31-49, p.5.) 1965年，在富布赖特项目启动早期即参与管理工作的资深人士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与弗兰西斯·柯立根(Francis J. Colligan)合著《富布赖特项目的历史》一书，对富布赖特项目的设立背景、主要目标及其在头十年中的整体运作情况等方面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注：Walter Johnson and Francis J. Colligan, The Fulbright Program: A Histor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196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出版了《被忽视的外交事务：美国的对外教育与文化政策》一书，意在引导大家如何思考美国的教育与文化事务。弗兰克尔批评知识界对教育与文化政策少有系统的关注，政府也缺乏充分的指导。他还表达了对文化关系不时受到宣传活动或短视外交侵害的担心，主张建立起政府与私立教育文化社区之间的高效联系，为此他建议创立一个半自治的基金会，专门从事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注：Charles Frankel，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6).)
1990年，美国圣约翰大学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指出：“见识深远的政治家总是承认外交同样需要考虑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由于在形成理解力上的至关重要作用，所以较之意识形态信仰或抽象的理想更具有意义。在20世纪，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视作处理外交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文化在他们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注：Frank Ninkovich, “Culture i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 in Jongsuk 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0), p.103.) 这里，宁柯维奇对“文化外交”的概念做了系统的阐发，强调文化价值观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尹盛铉（Seong-Hun Yun）的博士论文《公共关系与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比较公共外交理论建构》通过对华盛顿特区内的100多个国家驻美使馆的调研发现，恰是那些文化“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程度越低的国家在公共外交管理上的表现越出色，并没有重要的经验证据能表明文化与公共外交行为之间存在联系，倒是政治体系与公共外交行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注：Seong-Hun Yun，“Toward Theory Building for Comparative Public Diplo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Macro-Comparative Study of Embassies in Washington, D.C.,”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d.), 2005.)
2.对外信息传播
诞生于1942年的美国之音（VOA），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如一把“无形利剑”，是美国政府对外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和平时期是否还有必要保留由政府掌控的国际广播，美国国会展开了关于美国之音去留的论争。有议员狠批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国际广播，认为其“弊大于利”，“并没能遏制住共产主义的扩散。原本是为了赢得对美国尊敬的宣传，却被用来批评私营企业、表达个别政党的主张以及歪曲真实的美国生活”。(注：Donald R. Browne,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The Limits of the Limitless Medium（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82）， p.97.) 随着美苏冷战的发展，又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美苏之间在国际广播领域的较量，此时国际广播的冷战工具色彩开始日益显现。(注：Alex Inkeles, “The Soviet Attack on the Voice of America: A Case Study in Propaganda Warfar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12, No.3 (Oct., 1953), pp.319～342；Alex Inkeles, “Soviet Reactions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16, No.4, Special Issue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Winter, 1952～1953), pp.612～617；Paul W. Massing, “Communist References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16, No.4, Special Issue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Winter, 1952～1953), pp.618～622.)
1976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创始人之一戴维·阿布希尔（David M. Abshire）强调国际广播的独特作用，认为国际广播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建立必要的沟通，从而搭起一个可靠的和平架构，甚至单靠国际广播就能“维持对话机制以达到一个更为广阔并更具建设性的共存水平”。(注：David M. Abshire,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 New Dimension of Western Diplomac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10.) 阿布希尔提及了公共外交是有别于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新的通讯外交”，不过他多少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国际广播的公共外交效用。
1987年，美国社会学家、前资深外交官格伦·费希尔（Glen Fisher）在《全球社会中的美国传播》一书中指出，鉴于我们处在一个公共外交的时代，“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日益有必要对人民的意愿和判断做出响应，特别是当媒体机构发挥它们的影响以及公共组织更有效地表达它们的关切时”。不管这些公众的看法是否客观或理性，他们如何得到这些信息及其对此将倾向于何种反应，在外交中都是一个与权力政治战略或国家领导者的个人看法同等重要的必须加以考虑的方面。(注：Glen Fisher，American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 1987）, pp.8～9.)
1988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者劳伦亚历山大（Laurien Alexandre）在《美国之音：从缓和到里根主义》一书中探讨了在40多年的发展中美国之音使命的演变，指出美国之音在杜鲁门总统任内得到了充裕的拨款而蓬勃发展。(注：Laurien Alexandre, The Voice of America: From Detente to the Reagan Doctrine (Norwood, NJ: Ablex, 1988).)美国罗兹学院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尼尔森（Michael Nelson）对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对前苏联所发起的“国际广播战”做了翔实的研究，其中也部分涉及美国之音。(注：Michael Nelson，War of the Black Heav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94年，美国凯尔文学院传播学教授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S. Fortner）的《战略公共外交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通过考察国际短波电台如何报道1987年里根－戈尔巴乔夫华盛顿峰会以及1990年布什－戈尔巴乔夫华盛顿峰会等，审视公共外交中媒体工具的运用。他认为，“开展公共外交，就是利用本国广播直接向外国公众解释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观点，凡是旨在为了国家利益而对某个事件、人物或协议施加影响的新闻报道的努力都可归入公共外交之列”。(注：Robert S. Fortner,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ymbolic Constructs of Summits and International Radio News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pp.1～35.)
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中心（CGCS）主任门罗·普莱斯（Monroe Price)在《媒体与主权》一书中认为，九一一事件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重新审视公共外交的角色，其中当然也包括国际广播这一工具。美国投身的是一场心灵争夺战，军事手段不足以反击那种强力灌输所累积起来的敌视西方的信仰之源，需要藉由公共外交尤其是通过国际广播来达到这一目的。(注：Monroe E. Price, Media and Sovereignty: The Global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Its Challenge to State Power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2), pp.199～225.)
除了美国之音，美国还先后建立了自由欧洲电台（RFE）和自由亚洲电台(RFA)，另外早在1985年就专门建立了针对古巴的马蒂电台（Radio Marti）。 2002年3月，设立了针对中东地区的萨瓦电台（Radio Sawa），全天候对欧洲、亚洲、南美、中东等地区的所谓“非自由国家”进行国际广播，宣扬美国民主价值观念和外交政策。
2012年，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助理教授艾米丽梅茨嘉（Emily T. Metzgar）的《公共外交、史密斯—蒙特法案以及美国公众》一文认为，1948年冷战乍起之际出台的《史密斯—蒙特法案》实际上是一条最为人所不知及广被人所误解的法案，其主要内容之一是禁止美国之音及其他国际广播对美国国内进行播音。她呼吁冷战早已落幕的今天理应考虑终止这一禁令，强调这样做不仅有望消弭美国对外推进民主的政策目标与对内却禁止公众获悉内容的现实之间的不协调，而且可能为应对美国传媒工业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公众渴望了解国际新闻资讯的需求带来意想不到的良方妙药。(注：Emily T. Metzgar：“Public Diplomacy，Smith-Mundt and the American Public，”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Volume 17, Issue 1（2012）, pp.67～101.)
此外，美国还通过驻外使领馆出版图书杂志和宣传手册、举办艺术展览等多种形式，向驻在国公众展开多层面的对外信息传播，以增强他们对美国的认知度与亲近感。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为公共外交带来的新机遇，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1989年，曾从事公共外交相关工作长达30多年的艾伦·汉森（Allen C. Hansen）在《美国新闻署：计算机时代的公共外交》一书中直言，尽管人们对公共外交的兴趣和知识均在增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其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相反，由于公共外交的真正内涵难以捉摸，这一术语时常被滥用。在新的计算机时代，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形式也须相应发生变化。(注：Allen C. Hansen， USIA: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Age （New York：Praeger , 1989），Second Edition，pp.xiii～xiv.)
（四）公共外交目的意图
1977年，民意调查专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在提交给美国新闻署的一份题为《让公共外交有效运作》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与发展政府间关系的传统外交相较而言，公共外交是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立不同社会之间的对话，目的在于改善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的民众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注：Allen C. Hansen， USIA: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Age, p.2.) 扬克洛维奇认为两公众之间进行对话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意图之一，不过他并未就具体如何进行对话展开论述。
1983年，三边委员会成员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N. Gardner)撰文指出，公共外交是“一国向其他国家的公众宣传本国的价值观、目标、利益及政策，同时也了解对方国家的价值观、目标、利益及政策的活动”，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使本国与外国保持有效的“思想联系”。(注：Kenneth W. Thompson, ed., Rhetoric and Public Diplomacy: the Stanton Report Revisite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p.97.) 加德纳强调了公共外交的双向互动特性，这与扬克洛维奇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的观点比较接近。
1986年，美国新闻署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副主任马克·布里茨（Mark Blitz）提出，“公共外交是使用没有故意弄虚作假的手段对其他国家的公众开展公民教育。尽管它经常使用非政治手段，但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政治服务的”。(注：Richard F. Staar ed., Public Diplomacy: USA versus USSR，p.96.) 布里茨有意将公共外交与西方语境中的“宣传”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并点明了公共外交最终服务于国家利益这一最大的“政治”推动力。
1988年，吉福德·马隆（Gifford D. Malone）在《政治宣导与文化交流：筹组美国的公共外交》一书中简要回顾了美国不同政府时期的公共外交历史，系统探讨了公共外交的目的及何种政府结构最适合开展公共外交。(注：Gifford D. Malone, Political Advocacy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Organizing the Nation's Public Diplomac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pp.2～7.)
以冷战结束为界，美国公共外交的境遇前后大有不同。美国学界对美国公共外交得失的反思也大体可分为冷战期间与冷战以后两大阶段。
（一）冷战期间美国公共外交的得与失
1968年，罗伯特埃尔德（Robert E. Elder）出版了《信息机器：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1969年，约翰亨德森（John W. Henderson）出版了《美国新闻署》一书。(注：Robert E. Elder, The Information Machine: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8). John W. Henderson，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69).) 这两本著作从不同的视角对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推手——美国新闻署的历史、宗旨、组织结构、活动成果以及尚存的局限性等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和评析。
1973年，格雷戈里亨德森（Gregory Henderson）等人主编了《公共外交与政治变革》一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日本冲绳、秘鲁、捷克斯洛伐克和几内亚四地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作为四个案例，分别论述了美国利用大众传媒、国际石油公司、国际舆论、和平队等多种手法从事公共外交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困难。(注：Gregory Henderson，ed.，Public Diplom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Four Case Studies: Okinawa, Peru, Czechoslovakia, Guinea（New York: Praeger, 1973）.)
1976年，费正清教授的夫人费慰梅 (Wilma Fairbank) 女士受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委托，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出版了《美国在中国的文化试验：1942～1949》一书。(注：Wilma Fairbank,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8839,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Series 108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leased June, 1976).) 费慰梅曾于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第一任文化专员，亲历了不少中美两国间文化交流项目的具体运作，之后她又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处的大量官方档案，非常翔实地记述了自1942年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对中国所开展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就包括早期的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尽管费慰梅更多是从美国官方立场而非独立学者角度，但她对中美文化交流所做的分析、评判仍不失客观公允，尤其是该书在史料方面的准确性与权威性方面均有很高水平。
1986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领衔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美国新闻署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对中美建交前后几年（1978～1984年）两国间的学术交流的规模、特点及影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最终形成了《复原的关系：美中教育交流中的趋势，1978～1984》的研究报告。(注：David M. Lampton,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报告对中美建交前两国的学术交流历史做了简要的回顾，对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及在中国的美国学生和学者的人数规模、学科领域、地域分布、个性特征及受助情况等多个方面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与分析，并对学术交流中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诸如归国学生、学者面临一个“再融入”（Reabsorption）的过程、技术转让、人才流失等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伊斯·卡尔格伦（Joyce K. Kallgren）教授与纽约州立大学丹尼斯·西蒙（Denis F. Simon）教授共同主编了《教育交流：中美交流史论文集》，其中历史学家孔华润（Warren I. Cohen）的文章回顾了1947～1971年之间的中美文化关系，卡尔格伦的文章则分析了中美交流中的共同利益与各自利益。(注：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 eds.,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1999年，美籍华裔学者许光秋博士通过大量文献和人物访谈写成了《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对中国学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影响，1979～1989》一文。他借助170余份美国富布赖特学者所提交的报告，首先对1979年至1989年间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做了一个总体概述，而后聚焦于美国学者在帮助中国人如何从美国的视角去理解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则探讨了中国学生自身感知所受美国的影响情况。(注：Guangqiu Xu,“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U.S. Fulbrighters on Chinese Students: 1979~1989,” Asian Affairs, Vol.26, Issue 3 (Fall 1999), pp.139～158.) 该文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探讨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对中国学生的影响，这一实证研究对于较为直观地认识美国公共外交如何发挥以及发挥何种效用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
2008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尼古拉斯·卡尔教授的《冷战与美国新闻署：美国宣传与公共外交，1945～1989》一书面世，利用最新解密的官方档案以及深度访谈100多位公共外交资深人士，系统考察了从杜鲁门政府到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区间内美国公共外交的得失，内容涉及美国之音、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美苏对垒等诸多方面，为我们纵览冷战期间美国公共外交的全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与颇为开阔的视野。(注：Nicholas J. 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二）冷战以后美国公共外交得失
1994年，鉴于美国国内陶醉于冷战的不战而胜，公共外交不再重要的舆论苗头开始凸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际研究理事会主席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发表了题为《拯救公共外交》一文，宣称公共外交正被美国外交政策所遗忘，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呈下滑趋势，严厉批评一部分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对公共外交的态度从漠视转向敌视。(注：Walter Laqueur, “Save Public Diplomacy: Broadcasting America’s Message Matters,” Foreign Affairs, Vol.73 (September/October 1994), pp.19～24.)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数年，美国朝野上下对于公共外交的关注热度已大不如前。对此，拉克预言必定会有一场大的国际危机使得人们减少对于当今世界所处状态的错觉、增强美国所面临威胁的意识，并结束对公共外交的麻木和漠视。
九一一事件使美国“突然”意识到：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多“恨美国的人”，美国在国际上还有一个本不该被忽视的“形象问题”。(注：Charles Jr. Wolf & Brian Rosen，“Public Diplomacy: How to Think About and Improve It,” published 2004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rand.org/pdfrd/feature/independent/findings.html.) 自此，如何通过形象的塑造改变世人对美国的“仇恨”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2001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及高级顾问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A. Flournoy）认为，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致使美国在广大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处于很大程度的失语状态：普遍的官方审查致使自由流通信息的缺失；美国公共外交的失败。如果美国不能从那些同情本拉登及“基地”组织的民族和国家那里赢得理解（即便不是支持的话），都会极大增加恐怖分子得到庇护、支援乃至继任者的风险。“观念之战美国必将会取得胜利，现在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要想赢得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以捍卫和平，公共外交理应在其中担当一个核心角色。(注：Kurt M. Campbell and Michele A. Flournoy, To Prevail: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2001), pp.143～151.)
冷战结束后，一些美国公共外交机构被撤并，预算被削减。而同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西班牙等国则加大了对公共外交的投入。美国各界不少人士担心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能力将大打折扣。对此，2002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威廉哈奇顿（William A. Hachten）在《世界新闻多棱镜：恐怖主义时代的全球媒体》一书中为政府辩护道，公共外交和政治争夺战在和平时期不免被有所忽视和压缩，而唯有在战争时期才被政府动员起来以期赢得追随者乃至反对者的人心。哈奇顿将公共外交纳入“国际政治传播”（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他还断言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一样，短波电台反恐战争中仍是首选工具。(注：William A. Hachten and James F. Scotton, The World News Prism: Global Media in an Era of Terrorism (Ames: Iowa State Press, 2002), 6th edition, pp.103～112.)
2002年，“国际新闻网”（Internews Network）创始人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在《超越公共外交》一文中针对本·拉登在穆斯林世界仍支持者众多这一不争的事实，认为美国显然在宣传战中吃了败仗。而要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最好的方法就是支持那些力图创建现代民主和使法治制度化的穆斯林力量，为能够抗击反西方宣传的温和派声音的出现提供舞台的开放媒体。(注：David Hoffman, “Beyond Public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81 (March/April 2002), pp.83～95.)
2002年，资深外交官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美国公共外交的多重目标与相互矛盾》一文中指出：公共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延伸的一支重要力量，主要包括信息、教育和文化三个主要方面：信息提供有关美国及其外交政策的“真相”并反击敌对者的谎言和有意的虚假情报；教育包括旨在提升世界对美国的更好理解、增强合作性的国际关系的各种交流；文化则由展现美国艺术成就精髓的众多表现形式所构成。布朗指出，虽然这些公共外交举措的目的相互间有时并不见得总协调一致，但它们依然有助于把“美国故事”更加高效地呈现给整个世界。(注：John Brown, “The Purposes and Cross-Purposes of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American Diplomacy, August 15,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unc.edu/depts/diplomat/archives_roll/2002_07-09/brown_pubdipl/brown_pubdipl.html.)
2002年，彼得皮特森等人受到在美国决策圈中颇具影响力的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委托，组成了一个独立任务小组，专门研究美国外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该小组在2002年7月发布了题为《公共外交：改革之策》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是“公共外交务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要素”。(注：Peter G. Peterson & Jennifer Siege, “Public Diplomacy: A Strategy for Reform,” A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on Public Diplomacy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30, 2002, pp.1～37.) 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于次年出版了《寻找美国的声音：重振美国公共外交的战略》一书，指出缺乏高效的公共外交，美国将只剩下“软弱”的外交辞令与“粗野”的军事、经济实力，再次强烈建议“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将对公共外交的关注摆到外交决策过程的中心位置上来”。(注：Peter G. Peterson ed., Finding America’s Voice: A Strategy for Reinvigorating U.S. Public Diplomacy（New York, N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3）.)
2003年，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协调员克里斯托夫·罗斯（Christopher Ross）也撰文指出，现代外交已经由单维度的政府间往来转型为多维度的非国家行为体扮演日趋活跃的角色，公共外交拥有政策倡议、合理化情境、维系可信度、保持稳定性、大众传媒、同盟伙伴关系、对话交流等七个主要方面，“美国公共外交的最高指导原则永远是要保证我们尽可能清晰而有力地对外宣扬美国的政策”。(注：Christopher Ross, “Pillars of Public Diplomacy: Grappling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25, No.2 (Summer 2003), pp.22～27.)
2003年7月，美国众议院在美国绕开联合国，执意打响伊拉克战争之后，专门设立了一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公共外交咨询小组”，该小组于同年10月提交了题为《转变观念，赢得和平》的咨询报告，其中提出了彻底转变美国公共外交的若干条重要建议，包括调整公共外交的组织结构、加强部门之间的战略协作、增加对公共外交的人员预算、加大对公共外交的立法支持等。(注：The Advisory Group on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Changing Minds, Winning Peace: A New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rab & Muslim World，”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ctober 1, 2003.)
2004年，罗伯特塞特洛夫（Robert B. Satloff）出版了论文集《反恐战争中的思想之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公共外交》，解析了小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内对中东地区所开展的公共外交，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公共外交活动实际是一场“思想之战”，并提出了一些在他看来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的以及不应当采取的举措建议，意在通过精心设计的公共外交赢得中东国家公众的“心灵”。(注：Robert Satloff, The Battle of Ideas in the War on Terror: Essays on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4).)
在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教授看来，九一一事件后，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和伊斯兰文明内部温和派与极端分子之间的内战紧密相连的一场斗争，最终美国及其盟国只有通过公共外交积极充分地与那些温和派沟通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2004年，奈特意撰文十分痛心地指出,美国用于公共外交的经费与英、法等实力远逊于其的国家投入相差无几，这直接造成了身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信息革命领袖的美国却“时常在宣传战中被藏身于洞穴中的宗教极端分子所击败”。(注：Joseph S. Nye,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Why Washington Should Worry,” Foreign Affairs, Vol.83 (May/June 2004), pp.16～20.)
韦恩·内尔斯（Wayne Nelles）2004年发表的《作为伪教育的美国公共外交：令人生疑的国家安全与反恐工具》一文，对美国公共外交本身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美国公共外交是一种“伪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单边意识形态工具，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它变得更具宣传性，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与反恐为名，实际上主要服务于美国操控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同时也强化了美国相较于其他弱国和潜在对手的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注：Wayne Nelles,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as Pseudo-Education: A Problematic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 Instru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41, Issue 1 (March 2004), pp.65～94.)
200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赛博（Philip Seib）教授出版了《新公共外交：重新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书。他认为，如今每个人都声称未来应较少依赖军事实力而更多依赖软实力，但却很难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睿思，即美国位列世界强国之首恰恰主要是因为它的军事实力。不过，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唯一“超级大国”也无法确保其自身的安全或财富，因此赛博呼吁在新形势下应尽快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力推进一种新型的公共外交。(注：Philip M. Seib，Toward a New Public Diplomacy: Redirecting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2009).)
正是在这种求新求变的社会整体意识觉醒的背景之下，2009年，曾任美国国务院首位主管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林·格拉菲（Colleen Graffy）撰文《公共外交2.0的崛起》，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高级研究员赫勒·达尔（Helle C. Dale）撰文《公共外交2.0：美国政府邂逅“新媒体”》，以及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中村·肯侬（Kennon H. Nakamura）和马修·韦德（Matthew C. Weed）提交的《美国公共外交：历史背景与当下问题》研究报告，他们不约而同地呼吁：在沟通世界无极限的互联网技术迈入2.0时代，公共外交也应积极追随社会发展大潮，顺势而动进身为“公共外交2.0时代”。(注：Colleen Graffy, “The Rise of Public Diplomacy 2.0,”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o.17 (Fall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ecurityaffairs.org/issues/2009/17/graffy.php；Helle C. Dale，“Public Diplomacy 2.0：Where the U.S. Government Meets ‘New Media’，”Backgrounder，The Heritage Foundation，No.2346，December 8，2009，pp.1～11；Kennon H. Nakamura & Matthew C. Weed，“U.S. Public Diplomacy: 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18, 2009，pp.1～65， available at：http://pdworldwide.com/uploads/R40989__12-18-2009_.pdf.)
自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美国政府越发意识到互联网络的推手作用与扩散效应，因而也更加注重借助社交网络等新媒体来对政府形象及内外政策主动展开网络公共外交攻势。白宫除去已有的官方网站WhiteHouse.gov之外，还在 “脸谱”（ Facebook）、我的空间（Myspace）、推特（Twitter）、附丽客（Flickr）、优图（YouTube）等几大主流网站上均开设了官方主页，对此白宫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然跨入“白宫2.0”时代。(注：Macon Phillips，“White House 2.0,”May 1, 2009，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blog/09/05/01/WhiteHouse.) 《纽约时报》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奥巴马政府已将包括推特、优图等在内的“社交网络视为美国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注：Brian Stelter，“Washington Taps Into a Potent New Force in Diplomacy，”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6，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nytimes.com/2009/06/17/world/middleeast/17media.html.) 此后几年中，陆续又有一些相关著述面世。(注：Lina Khatib, William Dutton, and Michael Thelwall, “Public Diplomacy 2.0: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of the US Digital Outreach Team,” The 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CDDRL)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Number 120, January 2011, available at: http://iis-db.stanford.edu/pubs/23084/No.120-_Public_Diplomacy_2.0.pdf； Nicholas Cull, “WikiLeaks, Public Diplomacy 2.0 and the State of Digital Public Diplomacy，”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1（February 2011），pp.1～8；Carolijn van Noort, “Social Media Strategy: Bringing Public Diplomacy 2.0 to the Next Level,” Research Paper Conducted during an Internship at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 in San Francisco, March 14, 2011. etc.)
2011年2月，美国国会对外发布了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卢格（Richard G. Lugar）主持的研究报告《美国的另一种赤字：中国与美国——互联网时代的公共外交》提出，面对中国近年来凌厉的公共外交攻势，美国若想继续与中国展开竞争并维持一定优势，就亟需从教育交流、公共外交平台到国际广播以及其他各个方面予以更大的重视和关注。(注：Richard G. Lugar, “Another U.S. Deficit-China and America-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A Minority Staff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112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ebruary 15, 201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pp.1～70.) 这既在某种层面上反映出部分美国政界人士骨子里残存的公共外交认知上的冷战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官方在公共外交实践运作中保持高度警醒的危机意识。无独有偶，同年5月，美国正式公布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旨在宣示美国将“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打造繁荣、增进安全与保护开放”。(注：The White House，“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Prosperity, Security, and Openness in a Networked World，” May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international_strategy_for_cyberspace.pdf.) 这一雄心勃勃的“理想蓝图”是美国政府首次意欲“规划”全球互联网未来发展的国际战略政策报告，彰显了极为浓烈的美国主流价值理念，同时也披露出美国对于网络时代的公共外交运作的某些设想。
自公共外交概念诞生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各界对于美国公共外交的历史辉煌与现实困境、后冷战时代重振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美国在中东、北非等“重灾区”开展公共外交的战略考量、战术手法、影响作用、制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论证与较为深刻的反思。
尽管还有不少空白与模糊、甚至是疏漏与错误之处有待进一步的探究与补充、优化和校正，但整体上美国公共外交研究已进到了一个比较深入与相对成熟的阶段。首先，在研究本体上，尽管美国公共外交研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在多样化的争鸣中存在着对于公共外交若干维度的共识;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美国公共外交研究一般既注重采用历史回溯与哲学思辨等传统视角，也注意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考察等方法，这些研究范式既深切把握历史脉搏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最后，在研究生态上，较为严谨规范的公共外交研究迄今不过数十年时间，美国学界提出了各种兼具想象力与感召力的国际关系新概念，经由美国政界将务虚的思想理念迅速转化为务实的对外政策，引领着国际关系话语权。
檀有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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