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美国对阿拉伯世界反美浪潮研究述评(注：《美国研究》匿审专家及责任编辑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本文得到西南石油大学人文社科专项基金(2012RW018)的资助。)
安高乐 陈海燕
九一一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自冷战以来的安全观念，使其认为“主要威胁来自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而不再源于侵略成性的国家”。(注：President G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Washington, September 2002,p. 1.)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与此同时，美国基于“民主和平论”这一理念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旨在对中东-北非进行民主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的反美情绪逐渐上升。始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使其向相关国家反对派提供道义和外交援助，改善美国和新政权的关系，以便推进民主进程。不料颇具争议的影片《穆斯林的无知》却引发了“阿拉伯之冬”，使反美运动达到高潮，从而对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构成了严重挑战。美国学界对中东反美浪潮开展了政策和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总体看来，主要包含对反美浪潮的成因、影响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可能采取应对措施的探析。
关于阿拉伯世界掀起的这股反美浪潮，美国学界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视角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反美浪潮的国内原因和国际原因。
（1）反美浪潮的国内原因
关于阿拉伯世界反美浪潮的国内成因，美国学界主要有阴谋论与精英间权力真空争夺论两种观点。
1.阴谋论。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遭遇经济危机或者政权处于新旧更替之际，该国领导人往往刻意制造危机来激发国内民族主义，利用矛盾，驾驭矛盾，从而实现个人或者集团的政治目的。部分美国学者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浪潮也不例外。其理论根据是，埃及当前的政局具有利用民族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基特·克劳森（Jytte Klausen）认为，穆尔西正是利用反美示威运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穆巴拉克下台后，作为埃及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管国家政权，但迫于美国和西方的压力，军方不得不顺应民意进行选举，并向民选政府逐步移交权力。为了尽量保持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这对相互斗争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对手持续展开激烈争夺。早在大选结果出炉之前，掌管国家政权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竭力扩大自己的权力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挤压穆斯林兄弟会生存空间的措施。(注：Jeff Martini, “The Egyptian Military Wins Again,” Foreign Affairs, June 21, 2012, p.2.)对此，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学者、埃及专家史蒂芬·A.库克（Steven A. Cook）评论说，“军方认为穆兄会上台会后削弱其权力，危及其经济利益，对此如坐针毡，当然会竭力限制穆尔西的权力”。(注：Steven A. Cook, “Military Power Play in Egypt,”Foreign Affairs, June 18, 2012, p.2.) 库克进而指出,穆尔西绝非等闲之辈，面对军方的挑战，他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解除了军中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为了和穆巴拉克过分亲美的政府划清界限而支持反美示威运动，让民众至少认为新政府可能会重新调整内外政策，不会完全成为美国的傀儡。在内政方面，穆尔西效仿纳赛尔和萨达特式的铁腕手段，在削弱军方反对势力的同时恩威并施，进行分化和瓦解。在外交方面，穆尔西重拾类似穆巴拉克所采取的手法，利用反美运动巩固自己的政权。(注：Jytte Klausen,“Egypt Fans the Flame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3, 2012, pp.1~3.)
2.精英间权力真空争夺论。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利萨·布兰戴斯（Lisa Blaydes）认为，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浪潮主要是国内精英主导的一种政治现象。当一国内部的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时，反美主义显得尤为突出。(注：Lisa Blaydes，Drew A. Liner,“Elite Competition, Religiosity,and Anti-Americanism in the Islamic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y 19, 2012,p.1.)该理论超越了 “文明冲突”“美国不恰当的中东政策”的窠臼.有美国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以来的第一次反美浪潮并非完全由影片《穆斯林的无知》引起，因为该片早在2011年就完成了制作，其预告片2012年7月就被上传至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但当时几乎未引起任何关注，直到同年9月份预告片的阿拉伯语配音版本上传后，才引来了数万次的点击和复制，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抗议。他们认为，反美浪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在转型时期无所适从的社会心态和各种矛盾，而该部影片只是一根导火线，点燃了穆斯林世界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怒火。(注：Osama Al Sharif, “The Reasons behind Anti-Americanism,” Arab News, September 19，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arabnews.com/reasons-behind-anti-americanism；Osama Al Sharif, “The Reasons behind Anti-Americanism,” Arab News, September 19，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arabnews.com/reasons-behind-anti-americanism.)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萨特（Ross Douthat）认为，“对穆斯林世界不满于现状的民众来说，反美主义仍然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方式。”他指出，“阿拉伯世界将影片作为反美运动的借口，无非是旧式权力政治运行的方式，没有这一导火线，反美示威也会因其他事件而爆发。”他认为，这场骚乱反映了“阿拉伯之春”后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等国的社会现实，即各派势力之间权力竞争激烈。由于权力真空的出现，“潜在的领导者总想插手领导事务，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选择。……任何权力真空都会导致潜在的领导者内心深处出现心理冲动，进而急于填补空缺，不会让空位置长期存在。……这种条件反射存在于潜在领导者的基因密码中，是一种隐藏着的原始反应……”。(注：〔美〕约瑟夫·奈著：《巧实力》（李达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5月，第12页。)他指出，这些领导者之间的冲突代表着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温和派之间、伊斯兰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权力角逐，源于各派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因此，不能简单地批评奥巴马支持“阿拉伯之春”，或谴责他未能竭尽全力阻止伊斯兰力量兴起并执掌埃及政权。不管美国支持与否，“阿拉伯之春”是一股历史潮流，终会水到渠成，美国的支持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利萨·布兰戴斯（Lisa Blaydes）和埃默里大学教授林则尔（Drew Linzer）认为，穆斯林反美主义源于伊斯兰主义及世俗国家派系间激烈的斗争。他们认为，“中东政治精英为了相互竞争，精心炮制了当前这股反美浪潮”，两派间政权争夺不断升级，双方的政治精英都力图利用反美情绪来获取大众的支持。由于美国在诸如阿以冲突的地区冲突中采取偏袒以方的立场，所以不管是世俗派还是极端民主主义者都持反美立场。加之这些国家仍然处于政权过渡阶段，极端宗教势力和温和世俗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更导致被权力斗争绑架的反美浪潮如火如荼，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关于阴谋论与权力真空争夺论之间的区别，有观点认为阴谋论更适合于解释埃及的反美浪潮，且该国领导人有使用这一策略的传统。早在2005年，小布什就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向穆巴拉克政权施压，要求穆斯兄会参与选举进程，力图通过选举改造中东。时值瑞典上演有关穆罕默德的卡通片，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抓住这一机会大肆渲染，于2006年发动了广泛的反瑞典运动。此举是要给西方一个教训，让美国政府知道“不受约束的自由媒体是有害的，同时干预埃及内政必然遭到强烈的反对。”(注：Jytte Klausen, “Egypt Fans the Flame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3, 2012, pp.1~3.)
（2）国际原因
对反美浪潮的外部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美国中东政策的缺陷和两种文明之间的必然冲突。
1.美国不恰当的中东政策论
持该派观点的美国学者认为，如果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是或然原因的话，美国不恰当的中东政策则是必然原因。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总裁科哈特·安德鲁（Kohut Andrew）科哈特·安德鲁（Kohut Andrew）和全球经济事务主任斯托克思·布鲁斯（Stokes Bruce）指出，美国不恰当的中东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政治干预和经济霸权主义。(注：Kohut Andrew, Stokes Bruce, “America Against the World: How We Are Different and Why We Are Disliked,” Foreign Affairs, May/Jun 2006, Vol.85, Issue 3, pp.158~159.)其中，美国对中东的政治干预，可以追溯到冷战期间美国推翻亲苏政权，扶持萨达特的亲美独裁政权；经济霸权主义则表现为，一些美国政府机构干预部分穆斯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在向后者提供援助时附带许多条件，使阿拉伯世界认为美国是想通过经济援助达到对其进行政治奴役的目的。另一位美国独立政治评论家杰雷米·R.哈孟德（Jeremy R. Hammond）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总是以牺牲巴勒斯坦的利益为代价来支持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从而损害巴勒斯坦的利益”。(注：Lisa Blaydes,Drew A. Linzer, “Elite Competition, Religiosity, and Anti-Americanism in the Islamic Worl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y 19, 2012，p.3.)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德鲁·A.林则尔（Drew A. Linzer）进而提出，虽然在“阿拉伯之春”中，美国选择和反对派站在一边，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以实现民主，但相关国家的反美情绪依然很高涨。这表明美国不恰当的中东政策已深深植根于阿拉伯世界的记忆之中，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激发出来。(注：Drew A. Linzer, “Elite Competition, Religiosity, and Anti-Americanism in the Islamic Worl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y 19 , 2012，p.2.)
2.文明冲突论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美国杜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和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根据各地区不同的反美特点，将反美主义分为自由反美主义（Liberal Anti-Americanism）、主权民族主义反美国主义（Sovereign-nationalist anti-Americanism）、激进反美主义（Radical Anti-Americanism）、文化精英反美主义（Cultural Elitist Anti-Americanism）和传统反美主义（Legacy Anti-Americanism）。他们认为，中东反美主义属于极端反美主义，且经常与反西方主义（anti-Western）、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c attitudes）相结合，这反映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犹太文明之间的冲突。(注：Tod Lindberg， Suzanne Nosse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Anti-Americanism,” pp.8~10. available at: http://www.princeton.edu/~ppns/conferences/reports/fall/AA.pdf.)路透社记者萨拉·林奇（Sarah Lynch）和大卫·杰克逊（David Jackson）认为，对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的袭击是极端主义者利用西方的反穆斯林物质力量（新媒体）来煽动反美情绪。他们指出，班加西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在九一一事件11周年纪念日之际绝非巧合，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反美仇杀。美国近东政策华盛顿研究所的分析家埃里克·特拉格尔（Eric Trager）也指出，2012年8月30日，埃及首都开罗爆发了恐怖组织发起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释放其精神领袖奥马尔，后者曾在1993年因策划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而被终生监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电影《穆斯林的无知》的预告片播出后，在埃及议会拥有25%席位的强硬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萨拉菲斯特派(Salafist)很快便发动了反美示威活动。(注：Sarah Lynch，“After Attacks in Egypt and Libya, USA Asks: Why?”USA TODAY, available at: 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world/story/2012/09/13/after-attacks-in-egypt-and-libya-usa-asks-why/57770610/1.)美国国务院退休官员迈克尔·杜恩（Michelle Dunn）认为，正如2004~2006年兴起的反瑞典示威运动一样，这次反美浪潮也不例外，是伊斯兰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的反击。由于一些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西方的大众文化是反穆斯林的，所以，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穆尔西当选总统、伊斯兰宗教势力有所回归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两种文明之间发生了冲突。(注：Michelle Dunn, “What Is Fuelling Anti-American Protests?” Inside Story Americas , available at: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insidestoryamericas/2012/09/201291565916989823.html.)美国《纽约时报》驻开罗分局主管大卫·D.科克帕特里克（David D. Kirkpatrick）对文明冲突论持赞成态度，认为穆斯林世界对影片产生的愤怒心理可以用文明的冲突来加以解释。他撰文称，反美浪潮不但是宗教之间的冲突，而且是“自由”之间的冲突：一方面,美国认为任何个人都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其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所以，尽管否认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在德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是违法的，但在美国却因自由言论而被允许；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认为美国没有追究电影制片商的做法是对穆斯林世界的冒犯，是对穆斯林普遍意志和自由的不尊重，从而引起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注：David D. Kirkpatrick, “Cultural Clash Fuels Muslims Raging at Film,” The New York Times, Sept.17,2012,available at:http://www.nytimes.com/2012/09/17/world/middleeast/muslims-rage-over-film-fueled-by-culture-divide.html?pagewanted=all.)
当然，以美国驻开罗记者费里为代表的学者对文明冲突论持谨慎态度，认为文明间的冲突只是一种或然原因，未必造成必然冲突。但是，任何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无视异教的尊严，甚至采取挑衅行为，必然会引起对方的反击，甚至被对方视为恐怖主义。正如一位中东学者所言，“如果穆斯林有极端主义，那么美国也有像泰勒·琼斯（Terry Jones）那样的恐怖主义者”。(注：Fury, “Repercussion of the Anti-Islam Film Continued All 0ver the World,” USA, Sep 18, 2012,available at: http://www.allvoices.com/contributed-news/13006186-repercussion-of-the-anti-islam-film-continued-all-over-the-world.)基于此种理念，穆斯林极端主义者采取了极端的行动来对付意识形态层面的“恐怖主义者”，导致文明之间发生冲突，冤冤相报，永无宁日。
研究者认为，中东-北非的穆斯林反美浪潮不但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对美国中东战略的楔子——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产生了影响。
(一 )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
有关反美浪潮对美国的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它对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反恐战略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阻碍了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进程。
就职于传统基金会道格拉斯和莎拉·阿利森外交政策研究中心（Douglas and Sarah Allison Center for Foreign Policy Studies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认为，始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给相关各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转型机遇，但也在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演变为反美的“阿拉伯之冬”，日益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使人感到非常遗憾。当世俗而亲美的穆巴拉克政权被反西方的穆斯林兄弟会所取代后，美国失去了其在中东的重要战略伙伴。而其他地区盟友，包括巴林、约旦、科威特、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也正在面临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政治反对运动。(注：James Phillips, “The Arab Spring Descends into Islamist Winter: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December 20, 2012, p.1.)部分伊斯兰国家实行选举之后，各种反西方的伊斯兰政党以自由选举为契机，煽动反美情绪，从中渔利。虽然这些政党口头上对其真实意图讳莫如深，但实际上是把选举作为获得权力和实施沙里亚法（Sharia Law）、实现政教合一的工具，旨在最终推翻真正的民主。(注：Raymond Ibrahim, “Voting in Egypt as ‘Holy War’,” Gatestone Institute, May 22,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3071/voting-in-egypt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2).)詹姆斯·菲利普进一步指出，“埃及和突尼斯的穆斯林政党正是因鼓吹民主和正义而赢得了选举。尽管利比亚穆斯林在选举中相形见绌，但他们还是利用持续的乱局、派系内讧、种族冲突和部落摩擦从中渔利。而利比亚长期动荡的政局可能会让伊斯兰主义者效仿该地区已经‘成功’的先例，使他们绑架革命、绑架民主的愿望成为可能”。(注：Raymond Ibrahim, “Voting in Egypt as Holy War.”)对此观点持支持态度的学者莱克·格拉德斯顿（Rick Gladstone）进而指出，反美浪潮不仅增加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疑虑，而且对突尼斯、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了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刚刚实现政治转型，或像叙利亚一样处于动乱状态。新政权成立后百废待兴，刚从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主和自由马上又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了。(注：Rick Gladstone, “Anti-American Protests Flare Beyond the Mideast,” Reuters,September 14, 2012, p.2,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2/09/15/world/middleeast/anti-american-protests-over-film-enter-4th-day.html?pagewanted=all&_r=0.)美国于2003年提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阿拉伯之春”来临后初见曙光，不料反美浪潮令该计划遭遇挫折，使其前景堪忧。
以美国《华盛顿邮报》副主编兼专栏作家大卫·伊格拉蒂尔斯（David Ignatius）为代表的人士认为，反美浪潮除了削弱美国的中东盟友、破坏美国与相关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外，还加强了诸如埃及、利比亚、马里、叙利亚和也门等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实力。由于国家权力遭到削弱，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边界的控制力被严重弱化，使得极端伊斯兰武装组织可以在这些国家的边界地区从事武器买卖、洗钱和扩散伊斯兰极端主义等活动，从而增加了美国在该地区反恐的难度。(注：David Ignatius, “How Bin Laden Is Winning,”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2012, p.A19.)正如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安德鲁·泰布莱尔（Andrew Tabler）所说，虽然袭击班加西领事馆的是边缘的极端分子，但在诸如班加西这样的大城市里，他们是装备精良而又心狠手辣的恐怖分子，正在充分利用新政权在混乱之中不太可能对其采取强硬手段的时机来实施恐怖活动。“与被推翻的威权政府相比，新政权显得既无力又不可靠”，他补充道，“对美国来说，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打交道比与前独裁者打交道更难”。他倡议美国政府更大程度地参与该地区的重建，以便确定谁是美国最可靠的潜在合作者。(注：Bradley Klapper, “Arab Winter? Unrest Sparks Debate on US Policy,”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4,2012,available at :http://www.cbsnews.com/8301-202_162-57513543/arab-winter-unrest-sparks-debate-on-u.s-policy/.)
此外，大卫·伊格拉蒂尔斯还认为，穆斯林世界兴起的反美浪潮还增加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爆发另一场战争的可能性。他指出，反美浪潮强化了哈马斯及其他巴勒斯坦伊斯兰好战组织的反以色列立场，因为这些组织力求将日趋亲巴（巴勒斯坦）的埃及拖入巴以冲突的泥潭，将天平向巴勒斯坦一方倾斜。(注：David Ignatius, “How Bin Laden Is Winning,”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2012, p. A19.)几十年来以色列通过与埃及和约旦签订美国主导的和平协议而维持住的地区和平和稳定，正随着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的恶化面临新的考验。
(二)对以色列的影响
有关反美浪潮对以色列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全环境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反美运动导致伊斯兰宗教势力上升和美国的影响力下降，这一此消彼长的趋势降低了以色列的威慑力，对中东和平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正如乔治敦大学教授罗伯特·J.利伯（Robert J. Lieber）所说，由于美国的软实力受到穆斯林世界的怀疑，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逐渐式微。加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逐渐改变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更为“明智”的立场，因此，以色列在可能遭到攻击时，将不能完全寄望于美国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只能寻求通过武力来自卫，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以色列遭到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注：Robert J. Lieber, Power & Willpower in the American Future: Why the U.S. Is Not Destined to Decline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0.)詹姆斯·菲利普同样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深表忧虑。他指出，穆尔西政府首先一改此前敌视哈马斯的政策，通过邀请哈马斯领导人到开罗访问、放松埃及和加沙地带间的边境限制等措施，大大提升了埃及与哈马斯的关系；其次，积极介入巴以危机，帮助哈马斯炮轰以色列并召回驻以大使，同时派遣首相出访加沙，以表示对哈马斯的支持；最后，破坏巴以于2012年11月21日签订的停火协议，利用巴以危机提升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这一切都严重地威胁了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注：James Phillips, “U.S. Should Insist Egypt's Military Buildup Must Comply with Peace Treaty,” Heritage Foundation Issue Brief, No. 3707, August 22,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2/08/us-should-insist-egypt-s-military-buildup-must-comply-with-peace-treaty.)
对于如何破解当前的中东和-北非困局，美国学界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如改变现行的重以轻巴的外交政策、为中东新政权制定援助标准、与中东新政府开展军事及情报合作、促进经济自由化，以及加强美国与该地区转型中的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合作等。
（一）对美国重以轻巴政策的批评
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中心主任兼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教授丹尼尔·拜曼（DanielByman）指出，美国为了提升自身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应改变其一贯奉行的偏袒以色列的政策，采取公正的立场推动中东的和平进程。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放任其自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不但导致巴以冲突不断，暴力事件频繁发生，而且助长了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和以色列士兵的袭击。联合国的调查数据显示，极端犹太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已从2009年的200起增加到2011年的400起左右，仅在2011年就造成了100多人死亡，1万棵树被毁，给巴勒斯坦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他认为美国作为中东和平的推动者，应该与其他相关国家一起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将极端定居者定性为恐怖主义者，并采取实际行动予以打击；同时，美国也应像对待其他恐怖主义者，将极端以色列定居者定性为恐怖主义。这种定性能够促使美国政府阻止美国商人向极端定居者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对打击恐怖主义者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注：Daniel Byman, “The Rise of Settler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825/daniel-byman-and-natan-sachs/the-rise-of-settler-terrorism?page=show.)
（二）政策建议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政治学者卢克·科菲（Luke Coffey）及其同事对美国的中东战略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注重集中打击基地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头目是一种短视战略，缺乏战略远见，因为基地组织在许多国家已由集中化转向分散化。考虑到本·拉登被击毙，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为了阻止其进一步扩大，减少其威胁，最终消灭恐怖主义，美国必须加强其主导的国际反恐合作”。(注：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ounterterrorism Task Force, “A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for the ‘Next Wave’,” Heritage Foundation Special Report, No. 98,August 24, 2011,available at: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08/a-counterterrorism-strategy-for-the-next-wave.)该基金会的学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1)重新制定援助标准
美国应该为中东新政权制定援助标准，因为穆斯林政党的反美情结已经深入骨髓，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只有反对恐怖主义（尤其是配合美国打击基地组织的政策）、尊重本国公民的自由和人权、不寻求实施歧视妇女及异教徒的伊斯兰法、履行国际义务等条件得到充分的满足时，美国才能向其提供援助。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埃及必须继续遵守埃以和平协议。
(2)建立合作关系
美国必须优先考虑与中东新政府建立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合作，向其派遣军事、情报和安全顾问，提供辅助设施和培训服务，共同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不仅有利于发展战略联盟，有利于共同打击塔利班和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组织，并且有利于防止新政府的安全机构沦落为旧式暴政的替身，践踏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权利，正如奥巴马总统在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被袭后所说的那样，“没错，我们会和利比亚政府通力合作，将凶手绳之以法。”(注：“Controversial Movie Causes Riots, Casualties in Libya,”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3, 2012,available at: http://www.loyolamaroon.com/2.16953/controversial-movie-causes-riots-casualties-in-libya-1.2762521.)促进经济自由化。
由政治上的民主诉求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曾一度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然而却在一段时间之后走向“冬天”，甚至演变成一股反美浪潮，其原因引人深思。所以，对于中东和北非国家而言，当前维持政治变革成果、增进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历史传统基金会的学者詹姆斯·菲利普（James Phillips）指出，许多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采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限制了其经济的发展，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首先爆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和埃及正是其中的典型。因此，美国应该鼓励这些国家的新政府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消除官僚主义，鼓励国际国内投资，以刺激私企的发展；将耗资巨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一种透明和公正的机制来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扩大私营企业可以助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造就大量的中产阶级，为发展稳定的民主打下坚实的基础。(注：The Heritage Foundation Economic Freedom Task Force, “America's Global Agenda for Economic Freedom,” Heritage Foundation Special Report, No. 101, February 17, available at:2012,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2/02/americas-global-agenda-for-economic-freedom.)美国还应该鼓励中东和北非的盟友加强物权保护意识，杜绝政府滥用权力没收私人财产，或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因为只有消除了企业法人对政府没收的恐惧感，才有利于作为经济引擎的私企的蓬勃发展。
(3)加强美国与转型中的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合作
“阿拉伯之春”严重地削弱了相关国家的威权统治和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在利比亚、马里、叙利亚和也门，既没有可信的政治权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进行管控，也缺乏美国盟友（不管是政府性的还是非政府性的）的合作，非管辖空间日益扩大。所以，美国应该将部落领导、政党和族群等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其政治盟友，以便减少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主义分子所带来的威胁。
总体而言，美国学界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反美浪潮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首先，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学者们立足于对中东和北非各国的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内部的亚文化族群间的矛盾的分析，对美国所推行的不恰当的中东政策进行了反思；其次，注重政策性研究。一些学者尽管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许多政策性建议，但主要从军事、经济、情报、贸易和合作方面提出解决办法，很少从宗教的角度探讨如何着手解决文明间的冲突。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美国总统特使拉沙德·侯赛因（Rashad Hussain）认为，反美示威主要是由于影片《穆斯林的无知》而非其他原因引起的，其本身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作为美国穆斯林，他知道“穆罕默德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理解攻击性的电影或绘画给人民带来的愤怒和仇杀，但现在不能以任何借口为暴力事件进行辩护。重要的是人们应该知道，宗教是避免暴力的一种力量，而不是煽动暴力的借口。”(注：“What Is Fuelling Anti-American Protests?” Al Jazeera, September 15, 2012,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insidestoryamericas/2012/09/201291565916989823.html.)
安高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海燕：西南石油大学政治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