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从“接触加遏制”到“遏制加接触”

——读《霸权的角逐:中国、美国及亚洲控制权之争》

孙现朴   

  中美关系正在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战的双边关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相对增长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造成了中美之间关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复杂互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成为学者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雷德伯格的《霸权的角逐:中国、美国及亚洲控制权之争》一书(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该书中译本《中美亚洲大博弈》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书评在写作过程中个别词汇的翻译曾参考该书中译本。)是研究当前中美关系的一部最新力作。(注: 阿伦·弗雷德伯格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安全、东亚研究等,目前已出版3部著作,并在《纽约时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2003年6月至2005年6月,曾在美国副总统办公室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政策规划主任。参见普林斯顿大学网页,http://wws.princeton.edu/people/display_person.xml?netid=alf&display=Professors. htm.) 该书对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可能存在的冲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阐释了冲突因素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认为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着巨大变革。

  本书的前两章分析了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趋势及中美两国发生对抗的根源。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分析了16世纪至近代以来亚洲实力衰落的原因,继而开始重点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经济的复兴。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国家转向以市场导向的增长,亚洲经济也从停滞转变为增长,亚洲经济增长呈现出了五个阶段性的特征:(1)在美国的指导下,日本经济开始重建;(2)亚洲“四小虎”模仿日本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3)东南亚地区开始经济发展,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三国;(4)中国和越南进行市场经济改革;(5)印度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23~27.)中国的崛起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结束了“混乱”状态,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开启了中国的经济强国之路。对于中国实力是否会继续上升的问题,该书认为没有国家可以永远保持高增长率,今后中国必然面临诸多的问题如:中国必须面对通过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刺激经济增长造成的严重后果、年轻劳动力的减少、环境恶化、银行坏账、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可能放缓甚至中断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可能使中国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33~35.)

  本书对中美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七个因素进行了评估,认为其中两个因素(国家实力缩小、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结构的巨大差异)将促使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更激烈的竞争,五个因素(经济相互依赖、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中国参与国际机构、存在共同威胁、核武器的存在)整体来看是两国深化合作的有利因素。(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37~38.)作者认为中美关系中的两个不利因素更加根深蒂固,虽然两国之间继续贸易的好处和核战争风险有助于抑制中美对抗,但不足以消除中美对立。从长远来看,只有中国的政治自由化才能使中美关系走向稳定和永久和平。作者的结论是,如果中国实力继续上升,而且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改变,中美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张。(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38.)中美关系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叠加维持了中美双边关系的平衡,使得中美关系得以继续发展,然而由于两国关系发展中消极因素十分强大,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成分将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

  本书的第三、四章详细分析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作者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仅仅从实力政治考量或者仅仅从意识形态考量,而是综合了这两个因素。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朝鲜战争、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柏林墙倒塌成为了中美关系转折的标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认为中美两国存在和解的可能性,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得这种可能性归于破灭。从1949年~1969年,美国执行了从外部孤立和遏制中国,同时从内部破坏和削弱中国的政策。(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58~59.)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苏实力的转变以及中苏对抗的升级,中美关系出现转折。虽然中美在对抗前苏联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并且实施了必要的合作,然而两国并没有实现“战略联盟”程度的合作。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犹豫,虽然有地缘政治理由支持与北京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很难完全接受与中国真正结盟,这种矛盾心理源于对北京政权性质的判断。“实力政治可能将美国吸引到中国一方,但是意识形态继续让双方分隔”,意识形态和台湾问题阻碍了中美战略联盟关系的构建。(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70~74.)

  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重新关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意图,并随后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奉行“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在保持贸易和外交接触的同时,增强美国在东亚的实力和军事同盟体系,尽可能地减缓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89.)该政策是意识形态信念和政治实力考量混合的产物。(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89.)作者认为冷战后美国执行继续接触主要出于以下三点理由:国家利益的冷战逻辑;通过对话和谈判,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贸易可以帮助中国转变,自由市场可以促进民主政治。由于1996年台海危机的发生,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对美国的潜在威胁。美国采取了以下措施力图在东亚地区保持有利于自己的实力平衡:(1)增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2)强化联盟和准联盟;(3)减缓中国军事力量增长。(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101~112.)

  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采取了“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虽然奥巴马政府上台初期更多采取了对华接触的政策,然而最终也回归到了“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在美国国内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具有很强的韧性,但是也存在某种风险。(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115~119.)

  本书第五、六、七章剖析了中国对美外交战略。作者认为中国战略家总是首先评估国家所处的局面,很少提出战略目标,这可能是有意隐瞒战略目标,但也反应了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战略思维和规划模式。当前,中国对国家所处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三个评估:(1)和平发展是时代主流;(2)国际权力的配置正在多极化;(3)美国的战略威胁。(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123~129.)

  中国在评估所处的战略环境后,加之考虑到美国的敌意,继而采取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长期战略目标,执行谨慎的外交策略。作者认为,冷战后中国应对美国包括外部世界的战略可以总结为:“避免冲突,增强综合国力,逐步推进”。(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144.)

  作者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东亚、甚至亚洲取得主导和优势地位,获得不容挑战的地位不仅涉及自豪感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156~158.)中国正在构建“有利的周边环境”,应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并且试图取得某种地区优势。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但是并不希望通过灾难性直接对抗的方式,因此“不战而胜”成为了中国的策略,中国采取的方法主要有:(1)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延缓美国对其崛起采取敌意行动;(2)建立替代性的地区制度安排,将美国排除在外,加强自身优势;(3)维护陆上“战略后方的稳定”;(4)集中力量应对东部海域出现的威胁和机遇。(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166~180.)如此,东亚将面临两种可能的状态,一是中美实现“非零和”博弈关系,两国就不同问题、领域开展不同程度的合作;二是中国成为地区秩序的主导,其他东亚国家接受中国的领导,美国主导的联盟不是消失就是丧失军事重要性。(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180~181.)

  中美之间较量的首要目的是努力向对方或者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以及双方实力的平衡。作者认为中美较量的核心是思想交锋,双方都希望通过不同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塑造”对方。美国希望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秩序,而中国希望延缓美国针对其崛起采取行动的时间。在争夺亚洲影响力的竞争中,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并增强其同盟体系,而中国是阻止邻国与美国发展以牵制中国为目的的关系。由于美国远离亚洲,中国的邻国对安全和主权的担忧促使其偏向美国,而对繁荣的追求则使其倒向中国。中美之间的外交较量将该地区划分为两个集团:(1)海洋集团,其成员包括美国的亚太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以及几个有重要战略关系的国家(新加坡、印度、蒙古);(2)大陆联盟,由中国周边贫穷、专制、相对较弱的国家组成。(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203~211.)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削弱美国联盟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然而,如果美国没有对其盟国和友邦展现足够的实力和意图,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将日趋衰落。(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213.)

  中美双方在施加影响力的同时,也在发展各自的军事力量。中国正在试图通过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应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常规力量投射;努力减弱美国在亚太的核威慑能力,同时尽可能阻止美国对其使用核武器;中国试图打破或摆脱美国的海上优势。(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215~232.)在中美竞争过程中,美国通过长期以来对新技术的投入和应用,享有巨大的技术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的技术差距在逐渐缩小,短期内这种趋势仍将会持续。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缩小军事存在范围以及中国扩展战略范围,两国国内因素的变动,美国将重新获得对中国的某种优势地位。(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241~242.)

  冷战后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战略的目标是,维护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实力均衡,等待中国国内政治体制最终实现自由化。然而,如果中国没有出现美国期望的变化,美国应当寻求一种新的战略。作者认为纯粹的“遏制”或“接触”都不可行,由于中美利益上的分歧,实施“增进接触”也很难改变中国的国际行为,正如奥巴马上任之初的对华政策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因此“更恰当制衡”成为了对华政策的替代战略。(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245~263.)

  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密切,而政治利益和目标却有分歧,如果中国实力继续增长,美国应当采取实力制衡策略。作者认为经济上接触仍然必要,然而美国不能对华保持庞大的负债,这样显然会束缚美国的行动自由。实现经济上的实力均衡,美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此来削减中美贸易赤字和对国外资本依赖。此外,美国还要与其盟友密切合作保持军事优势制衡中国崛起,尤其是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除了积极应对,美国还要加强各种威慑,积极协调与盟友和准盟友的双边关系,并通过双边和“小多边”机制密切其与亚洲盟友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抵制保护主义,保持美国的持续开放。(注: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pp.264~284.)

  总体来看,本书主张美国应当对华采取“实力均衡”的强硬外交,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侧面。随着中美利益冲突的升级,美国国内在对华战略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正如黎安友所言:该书对华政策的论述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提出的观点反应了主流共和党人在对华战略上的分歧。(注:Andrew J. Nathan, “What China Wants-Bargaining With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4, July/August 2011, p.153.)因此,应对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需要深入关注美国对华战略走向及各种不同的观点,尤其是重视美国对华强硬派的观点。只有了解并减少中美两国的利益分歧,削弱中美关系中的不信任因素,防控危机升级,才能实现中美两国的共同发展,为中国崛起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

  孙现朴: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