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3年第3期
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流变：方法、议题与趋势(注：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同时感谢朱锋、赵梅和江忆恩对本文写作的建议和帮助。文中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王栋 李侃
〔内容提要〕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是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考察其发展历程，美国从事新中国外交研究的学者大致可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和四代学者。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经历了由历史学方法到社会科学方法，由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理论乃至其他学科前沿理论，由汉学、地区研究到国际关系研究分支等的转变，并对中美关系的政策现实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研究 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
在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既富学术传统又充满发展潜力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因中美关系的互动而兴起，因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而发展，其过程和特点不仅与中美关系的进程息息相关，也体现着美国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的流变趋势。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回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政策意义。(注：现有文献中对于美国新中国外交研究的综述研究主要有：Robert S. Ross and Paul H.B. Godwin,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Security Studies,” in David Shambaugh, ed.,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 pp.138～162;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Bin Yu,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and Prospect,” 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2 (January 1994), pp.235～261;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nds in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December 200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张清敏：《美国对新中国外交研究近况》，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第39～62页；\[美\]陆伯彬：《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66～74页；胡菁菁：《境外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综述》，载《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134～161页。)本文即试图以美国学术界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及其代际为主线，对美国的新中国外交研究做一简要梳理，希望能借此管窥美国政治学界研究他国外交政策的特点、经验和趋势，使中国自身的外交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有所借鉴。
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自1960年代起日益专业化，迄今已成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中的重要分支领域。而它的具体的发展过程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 1990年代中期至今为第三阶段。而美国从事新中国外交研究的学者也大致可按其从事研究的时间分为四代，分别为1950年代末进入该领域的第一代学者，1970年代末涉足该领域的第二代学者，199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学者，以及21世纪初开始崭露头角的第四代学者。此外，在美华裔学者由于其相对特殊的语言文化背景，在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中是独具特色的一个群体，因此本文也将他们作为一组人单独列出加以考察。
19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权的日益巩固及其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以及中苏逐渐显现的分歧对冷战两极体系的冲击，使得美国的新中国外交研究自起步之日起就有了亟待回答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与美国体制、价值观迥异并且经历了激烈革命的社会主义大国，其外交决策机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之前的国民党政府有多少差别？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般规律是否也适用于这个国家？
而于此时开始进行中国外交研究的第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其学术生涯大多开始于1950年代甚至更早，在学术背景上则多为历史学出身，在研究方法上倾向传统的历史主义，或可被称为“传统历史主义者”。如这一代学者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费正清，在1950年代时已是极富声望的汉学大家。他的学术著作一直以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为关注点，但同时又重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变迁中的际遇与影响。(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在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时，他的这一思路同样贯穿始终，如《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即是从历史角度出发观察中国外交政策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在观点上也侧重于强调中国外交政策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关联性和继承性，更强调所谓“共产党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联系，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有自己独特的逻辑，不能以意识形态或美国自身的决策思路简单推演。(注：John K. Fairbank, ed.,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费正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影响了相当一大批美国早期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代的这类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还有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曼考尔强调中国外交观念与西方传统的歧异，认为根据传统的中国世界观，“世界秩序是等级制而非水平的”，而中国“是这一体系的中央权威”，并认为这种传统的世界观在东亚朝贡体系瓦解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并演变为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想。(注：Mark Mancall,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49(September 1963), p.14.) 曼考尔由此推断出中苏同盟将很难维持的结论。几年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既验证了曼考尔的预测，也成为历史主义取向在中国外交研究中具有优势的有力证明。此外早期以日本、韩国研究为主的施乐伯（Robert A. Scalapino）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研究中国外交。在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的专著——《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施乐伯同样是以历史学方法为主，对中国政治中一直存在但受关注较少的无政府主义在近代的活动与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注：Robert Scalapino and George T. Yu,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以费正清、曼考尔、施乐伯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的研究，形成了美国中国研究的经典路径，即使在国际关系学科日益科学化的今天，这一路径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优势。(注：黄明翰、黄彦杰：《西方“中国观察”的沧桑历程》，载《联合早报》2013年4月8日。) 而这种优势，既来自中国自身确实存在的“特殊性”，也来自历史视角赋予研究者的、对中国外交政策表象下诸多根本性问题的更深刻的洞察力。
相较于费正清等人所代表的历史主义取向，同时期的鲍大可（A．Doak Barnett）则更接近纯粹的外交政策研究，他的研究中也更多地运用了调查访问等社会科学方法，从而丰富了早期中国外交研究的方法体系。他于1980年代出版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制及运作机制的专著，即是在坚持多年的访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富于开创性的研究。(注：Doak A.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然而以史学方法为主的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后来也逐渐受到了社科领域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如差不多与鲍大可同时的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即是第一代学者中理论色彩较为突出的一位。在出版于1960年的经典之作《中国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一书中，惠廷借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提出了“中国参加朝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有别于当时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说”和“安全缓冲说”的观点。(注：Allen S. Whitting, China Acros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惠廷后来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的威慑计算》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实例研究，他提出中国对外使用武力主要是反应性和防御性的，旨在对对手进行威慑。(注：Allen S. Whit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5).) 总的来看，惠廷的研究体现了美国早期中国外交研究中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努力，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注：此类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St. Paul: Paragon House, 1987); Herbert J. Allison, 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 Global Perspectiv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Gerald Segal,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New York: Macmillan,1982);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 (Boulder, C.O.: Westview, 1982); Richard Soloman, ed., The China Factor(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81) ; Kenneth G. Lieberthal,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1970s: 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operation, 1978).) 也正是由于其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取向，而且关注的是中国的战略行为特征这一中国外交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惠廷与鲍大可一道，通常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奠基人。(注：对江忆恩的访谈，2009年10月，北京。)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其后的数代学者，第一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与决策圈的关系是相对疏离的，直到1960年代这种情况方有所改观。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冷战和当时中美敌对关系影响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现了围绕“谁失去了中国”的激烈争论，争论中形成的主流观点加上当时冷战压力催生的“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最终使反共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导致此前曾在中国问题上发表过与主流意见相左观点的一批职业外交官如谢伟思（John S. Service）等人都遭受了政治打击。受此氛围的影响，当时有兴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业已成立的研究机构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和限制。(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大环境如此，自然使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相关学者难以接触外交实务。但其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反共”的压力逐渐动摇，如何应对中国成为美国外交中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不仅迎来了第一个学术高潮，学者们也开始接触决策圈，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注：本节所介绍的第一代学者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多发表于这一时期。) 如1960年，施乐伯负责撰写了《康伦报告》中有关东北亚（主要是中国）的部分，评估了中国大陆政权的稳定性、对美政策决策动机及台海局势，并就恢复中美外交关系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注：Conlon Associates, Lt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虽然这份报告因当时美国政府尚未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而没能立即付诸实施，但却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做了准备。(注：关于《康伦报告》对中美关系的恢复的积极作用，可参见苏格：《〈康伦报告〉的战略构想》，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9～133页。) 1966年，鲍大可、施乐伯、白鲁恂（Lucian Pye）、费正清等多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又发起成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施乐伯教授任首任主席。这一委员会成立后组织出版了一批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A. Doak Barnett and Edwin O. Reischauer,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Next Decade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70);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71)。孔华润的这一研究后来不断更新并重新出版，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经典之作。此书的中文版于2007年出版，最新版则由哥伦比亚大学于2010年推出，参见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分析》（张静尔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主持召开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中国问题听证会，费正清、施乐伯、鲍大可等知名学者悉数出席，并且都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应放弃孤立中国的政策，代之以“遏制但不孤立”政策。(注：Akira Iriye, e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estimony Taken from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s, 1966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8).) 这一政策提议在当时未被约翰逊政府立即采纳，但却对后来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思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注：顾宁：《中国通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载《美国研究通讯》，2001年第2期，第52～54页。)
当然，作为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亦有明显不足。因为基本在同一时期，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受到社会科学领域普遍流行的行为主义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科学化的专业领域，对“成员身份的衡量标准越来越清晰——虽然也越来越狭窄，同时也与那些不够或相对不够科学化的研究领域之间有了较明确的界限”。(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nds in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5.) 而当时的中国外交研究，则还是以人文主义的历史研究路径为主流，因此未能在这一学科发展潮流中被整合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支领域，而“或多或少地仍是作为中国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的”。同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也很少能做到“在将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中国外交研究的同时与国际关系领域保持接触”。(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cit.) 简言之，美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研究在方法和议题上都有浓厚的历史学和汉学色彩，而国际关系研究与政策研究的身份模糊。这种模糊限制了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也给国际关系学科解读中国案例带来了障碍。(注：有关政治学者对于中国研究历史取向的批评，参见Chalmers Johns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Area Studies,”in Lucian W.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80～81。) 但这些不足也给其后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起步，正是在加强中国外交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互动的努力中开始的。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是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第二代学者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相比于前辈学者的历史学背景，第二代中国问题专家大部分出身于政治学专业，受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训练，在其研究中理论工具和新方法的应用也更为多样。(注：Richard Baum,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obert Ash,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eds.,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154. ) 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研究体现出了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相关分析越来越规范化的趋势；在议题选择上，与外交实际的相关度更高，关注面也大为拓展，体现出了更强的政策性和现实性。
具体到学术研究中，这一趋势首先体现为中层理论（mid-range theory）在中国外交研究中的大量运用。(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cit., p.16.) 因为中层理论虽然分支众多，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再把国家视为统一的行为体，而是注重考察国内政治诸要素对一国对外决策的影响。而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在其起步阶段就具有重视分析中国国内政治的传统，这就使中国案例与普遍理论的结合有了切入点。此外，美国的第二代中国政策研究学者大多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学术生涯也多开始于1970、1980年代，恰是各种决策理论日益发展成熟的时期，因此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很快就成为相关研究的主流趋势。
在此类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探索具体到了个人层次，其中尤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最为突出。根据政治心理学理论，要理解、判断行为者的行为，必须先了解其认知，而一国知识界对该国构建自我和对外认知的作用之重要不言而喻。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以大量的第一手访谈资料为基础，集中研究了中国的“美国观察家”（American watcher）及其在研究中构建的美国意象（image）。根据意识形态、学术思路乃至所在单位性质的不同，沈大伟对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专家及其偏好进行了归纳，指出中国的美国研究深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影响，但也出现了多元主义的新倾向，并认为随着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越来越侧重于国内政治的详细分析，对美国的解读将逐步改善，从而降低错误知觉破坏中美关系的危险。(注：David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沈大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围绕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崛起及其地区影响、中美关系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如：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2);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这一批学者中由个人层面切入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罗威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迪特默最初主要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当代中国政治，尤以对刘少奇的研究而为学界所知。(注：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他后来则转向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及外交的转型，对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国家认同等问题都做了富有创见的研究。(注：Lowell Dittmer,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迪特默也是最早运用博弈论对战略三角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并提出有三种形态的战略三角关系，即三方共处（menage a trois）、稳定婚姻（stable marriage）及浪漫三角（romantic triangle）。(注：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y 1981), pp.485～515. ) 这一理论不仅在中美苏关系研究中得到应用，还被广泛运用在各种战略三角关系的研究中，可以说迪特默是美国第二代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中超越地区研究领域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性学者。
与沈大伟、惠廷等人重视中国知识精英的影响不同，曾长期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更重视中国官僚政治对外交政策的作用。(注：李侃如2007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后转到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职，继续活跃在与中国相关的政策研究领域。) 李侃如曾于1980年代撰文，分析中国领导人的国内政治倾向与对外决策偏好之间的联系。根据对待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的态度，李侃如将中国领导人划分为三个群体：本地主义者（或排外主义者nativists），有选择的现代化者（electic modernizer）和全面现代化者（all-round modernizer），并指出这三种意见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转变会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进而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注：Kenneth Liberthal,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44～66.) 这一分析视角很快成为海外学者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惯用模式，堪称中国外交研究中官僚政治模式的研究范本。在其后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中，李侃如延续了这一方法，对中国国内政治与对外决策的互动进行了更系统的分析。(注：Kenneth Li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N. N. Norton, 1995)，中译本是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
何汉理（Harry Harding）也是第二代中国外交研究者中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的学者之一。(注：何汉理现任弗吉尼亚大学贝登领导力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曾在斯坦福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也曾在布鲁金斯学会、欧亚集团等著名智库任职。) 他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国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在《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一书中，他将分析对象划分为国际、地区（台湾）、国内和中美对彼此的看法四个层次；(注：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哈里· 哈丁：《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袁瑾等译），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在另一篇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对外合作行为的论文中，他则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按实力差距及由此而来的相互地位差异划分为主顾型、客户型和参与型，并指出主顾型关系往往因中国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关系可能损害其国内政治稳定性而难以维系，客户型关系则因为他国的政治精英也会有对主顾型关系的担忧而同样不稳定，鉴于这些弊端，同时也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未来对外交往中可能会更倾向于建立参与型伙伴关系。(注：Harry Harding, “China's Co-operative Behavi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p.376.) 这些研究在变量划分上凸显了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策分析理论精致、条理化的特点，也是他的宏观分析不至流于材料堆积的原因。
除了理论与区域研究结合的学术趋势，现实中中国自身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为这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了发展空间。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影响的鲍瑞嘉（Richard Baum）就是受益于此的代表性学者。鲍瑞嘉师从施乐伯，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在学术生涯早期，鲍瑞嘉即因一系列研究中国国内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的专著而成名。(注：Richard Baum, 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Berkeley U.C.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Richard Baum, China in Fer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72); Richard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进入1980年代后，鲍瑞嘉的研究仍侧重中国国内政治，但更重视政治改革对中国战略决策的影响。1996年鲍瑞嘉出版了关于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的专著，该著作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注：Richard Baum, 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 idem., Reform and Reaction in Post-Mao China: The Road to Tianan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ide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同时自1994年开始，鲍瑞嘉还牵头组织了名为“Chinapol”的网络学术共同体，迄今成员已经超过1300人，他们来自27个国家与地区，几乎涵盖全世界主要的大学、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媒体人士等。这些人经常就中国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国外中国问题研究及政策制定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注：有关Chinapol的介绍，参见：Richard Baum, China Watcher: 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Richard Baum, “The Basics of Chinapol,” Asia Policy, No. 10 (July 2010), pp.154～162。 ) 与鲍瑞嘉类似的还有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奥克森伯格是早期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弟子，他不仅因学术建树而成为与李侃如、何汉理、鲍瑞嘉等齐名的第二代中国外交研究学者的代表性人物，还对促进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发展起过不少积极作用。他1973年主编出版的《龙与鹰》是当时对中美关系进行全面回顾总结的重要著作。(注：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 进入1980年代后，他的学术兴趣开始转向中国在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中的新身份和行为特点。在积累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奥克森伯格对中国对国际制度态度的转变、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行为特征和可能带来的变化进行了基于数量统计的分析，从而开拓了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量化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注：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同样受益于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的学者还有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帮办、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谢淑丽（Susan Shirk）。谢淑丽1993、1994年陆续出版的两本专著，对中国为何在1970年代末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并获得极大成功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她指出，相较于苏联，中国的体制制度化程度更低，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程度更高，这使得中国更容易通过渐进主义(gradualism)方式推动经济改革。这一制度主义的研究对中国式改革的特点成因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注：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Susan L. Shirk, 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the PRC'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for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4). 后一本书以更为浅显的政策语言对前一本书的理论观点做了阐释。) 在近期出版的专著中，谢淑丽指出，尽管现在“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但中国仍是一个存在种种问题的“脆弱的超级大国”，中国领导人对本国国内安全问题的担忧也远远高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美国领导人及公众必须设身处地地考虑中国政治家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才能避免因错误认识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注：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对中国崛起持保守估计的学者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黎安友侧重研究中国的民主与人权问题，在学界乃至政界和华人社会的知名度也主要来自其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民主风潮的观察，以及对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相关资料的译介。(注：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idem., China's Crisis: 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idem., China's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drew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 随着冷战后“中国崛起”越来越成为热点问题，黎安友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在1997年出版的产生广泛影响的《长城与空城计》一书中，黎安友指出中国的安全威胁不是来自美国，而是主要来自周边邻国甚至国内，因此尽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发展，但实际上中国仍是亚洲最脆弱的政权之一，不会对国际社会构成重大威胁。(注：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黎安友后来对此书进行了修改并于2012年再次出版，参见：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2)。)
另一位在政策界较有影响的第二代学者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蓝普顿（David M. Lampton）。蓝普顿先后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尼克松研究中心等著名智库担任中国政策研究主任，并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床异梦》一书中，蓝普顿运用访谈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从全球层面、国家和公民社会层面及领导人个人层面三个不同层次，对1989年至2000年中美关系的整体演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89年之后，中美在冷战时期为共同应对苏联威胁而搁置的很多争议再度凸显，同时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既使得中美经济交流不断深化，也使美国部分战略分析家开始视中国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遂造就了中美关系很难保持广泛合作、但又确实存在众多共同利益的特点。(注：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而在其最新著作《中国力量的三面》中，蓝普顿则从军力、财力、智力三个维度对中国实力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在强制性力量、经济力量及观念性力量等方面存在不均衡的发展，如何处理、协调本国国内的诸多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崛起需要面对的挑战。(注：David M.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该书中文译本已在国内出版，参见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姚云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仍不乏以传统的历史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较大成就的学者，乔治城大学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即主要运用历史方法研究台湾问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和访谈资料的分析，唐耐心对台湾蒋介石政权发展对美关系的过程、美国与台湾合作的动机、美国政府内部官僚政治对美台关系稳定性的破坏等问题均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注：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idem.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idem.,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此外，唐耐心曾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及美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并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管情报整合分析的副总监助理，因此她的研究也十分注重实际政策影响，多次就中美、美台关系提出过具体的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研究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与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各种中层理论的结合更紧密；二是包括访谈、数量分析等诸多新方法在内的新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三是议题更丰富、也更具现实意义，也不再单纯局限在安全政策方面。这些特色在沈大伟与罗斌逊（Thomas Robinson）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有较为集中的展示。(注：David Shambaugh and Thomas W. Robinson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Hong Kong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此外，借力于政策研究的细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这一批中国外交研究学者比前辈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大多数人都有参与政策制定或咨询的经历。如李侃如曾于1998年8月至2000年10月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奥克森伯格曾参与中美建交工作，并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鲍瑞嘉、何汉理则曾担任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的顾问；谢淑丽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助理国务卿帮办；唐耐心则曾担任美国全国情报副总监助理一职；兰普顿曾任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并曾担任奥巴马的竞选顾问，等等。这种实务参与程度的提高，反映了中国外交研究在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要程度的提升，同时也使得新一批的中国专家们得以在现实中不断检验和修正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角度、方法和既有观点。(注：有关政策与学术的关系，参见：Alexander L. George,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3); “Special Roundtabl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Policy Worlds, ” Asia Policy, No. 1 (January 2006), pp.1～41; Stephen M.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June 2005), pp.23～48; 《主题讨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策性》的相关文章，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23页。)
不过理论应用也带来了新问题。首先，中层理论的一大问题是可以不断将新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使对案例的研究更深入，但与此同时也容易因此而陷入细节的堆砌，疏离理论研究本应关注的大问题和具体作用机制的推导。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困境，因此诸多致力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影响的学术论著，往往如江忆恩所言，“面临着解释这些国内政治因素究竟是如何在实际上引起了外交政策的变化的问题”。(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nds in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17.) 其次，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还是现实主义理论，而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往往容易固化对现状的认识，缺乏历史深度和对新趋势的敏感。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现实主义理论之外的更多理论在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中的应用，理论创新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和对核心问题的重新关注，开始进一步推动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第三代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美国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注：对19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综述，参见：David Shaumbaugh, “Studies of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obert Ash,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eds.,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213～240。)与第二代学者相比，这批学者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中国的个案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结合得更加紧密。特别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人物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陆伯彬（Robert S. Ross）、金骏远（Avery Goldstein）等，在研究中对理论的运用较上一代学者更加娴熟，理论工具选择也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决策理论的层次分析法。
以上特征在江忆恩的中国外交研究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江忆恩不仅是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也颇为引人瞩目。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与战略文化》一书中，江忆恩突破了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定义为一个非历史的理性行为体的设定，提出国家面对的特定战略环境及做出的反应都是历史建构和社会学习的结果，而影响这种建构的关键因素，是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6).) 通过对中国古代兵书经典《武经七书》和明朝的《阵纪》、《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等军事文献及明朝10位大臣的奏章进行文献分析和绘制综合认知图，江忆恩最终得出了两点结论：中国战略传统和西方的现实主义政治传统一样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在对付威胁时有进攻性或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的偏好。(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江忆恩的研究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理论，拓宽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历史视野，再次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观察范围调整为长时段，不仅考察当代和近代的中国，也关注古代作为稳定帝国的中国于今日中国外交的影响。这是对美国第二代中国外交研究专家更关注时政问题的研究取向的超越，也是对第一代中国研究专家所遗留的学术传统的呼应。其次，江忆恩对符号学、语义学、系统论乃至认知心理学等方法论的借鉴和运用，以及通过严格的理论规范所建立的战略文化范式及其相关定义，加强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性、科学性和规范性，也厘清了一些热点概念（如“战略文化”）的定义，有助于祛除以往同类研究中的模糊性。最后，江忆恩在建构主义理论前提下展开的中国外交研究强调了历史文化乃至社会因素对于大国对外战略的关键性影响，以及国家行为体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学习、反思的能力，有力挑战了传统理性主义分析框架中将国家行为体物化、僵化的倾向，从而提升了中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乃至整个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在最新出版的专著中，江忆恩继续以“社会化” （socialization)这一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为基础，运用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从模仿（mimicking)、说服（persuasion)及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三个社会化的微观进程入手，研究了1980至2000年中国对国际安全制度的参与，指出通过这些社会化进程，中国的决策层及分析家逐渐接受了某些“反现实主义政治”（counter-realpolitik）的规范与实践。江忆恩认为这一研究接续其《战略文化》一书中对中国历史上“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规范与实践起源的考察，同样对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物质主义解释提出了挑战，即认为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并非由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的物质结构决定，而是通过接触话语得到学习、吸收，并得到经验的强化。(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这一研究以中国为案例对“社会化”这一核心进程的效果进行系统检验，大大推进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建设，被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陆伯彬（Robert S. Ross）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仍侧重于中美关系和中国安全政策，但同样体现了这一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理论水平的提升。在《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一书中，他从博弈论的“讨价还价”理论出发，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重新进行了剖析，认为共同抵御苏联威胁并不足以解释中美转向合作的原因，(注：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 中美关系是两国在确认彼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在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建立和维护合作的。他也对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进行了预测，认为苏联因素的不复存在确实会使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具不确定性；但中美“双层博弈”的基本合作框架仍将维持下去，两国领导人也仍有合作意愿，因此未来的中美关系图景并不全然悲观。(注：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p.334.)
由于将国家对安全形势的战略判断视为双边政策博弈中最重要的因素，陆伯彬在案例分析中也对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但他并不认为官僚政治、领导人的更迭和个人领导风格等因素会压倒战略判断和安全需求在对外决策中的影响，而认为这些因素至多只是使来自体系层次的安全压力对各国的作用效应发生了改变而已。(注：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p.246.) 在后来的研究中，陆伯彬也坚持了以“权力结构”为基本框架，以“安全”为核心议程的现实主义理论路径，以及对中美战略博弈中“不对称性”的关注，(注：Robert S. Ross, “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 Deterrence, Escalation Dominance, and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2 (Autumn 2002), pp.48～85.) 如在探讨东亚地区安全困境和分析中国军事战略走向时，他就多次指出地理环境和由此导致的地缘政治构造，造成了中美两国之间“海权”与“陆权”的不对称。但他认为这种不对称可以成为“结构压力”的调试器，有助于缓解中美两国之间的海军竞赛，(注：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 Autumn 2009), pp.46～81.) 也有助于保持东亚两极体系的形成和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注：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81～118.)
与陆伯彬的研究方法相近的还有与他同属第三代学者的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作为一名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国际关系学者，柯庆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兴趣也集中于安全政策，并与陆伯彬一样在研究中追求政策研究、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结合。如他借助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威慑理论和“先发制人型战争”、“预防型战争”的定义，提出了“正在关闭的窗口”（closing windows）这一概念，并由此出发对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使用武力的案例进行了综合性诠释，指出当中国感到关乎其目标得以实现的战略机遇在缩小，也就是“窗户在关闭”时，会倾向于使用武力以威慑对手。换言之，中国倾向于通过武力扭转恶劣的国际战略环境，即使敌对国的实力强于己方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传统的威慑理论和手段不仅很难对中国奏效，而且容易产生反作用。(注：Thomas J. 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War,”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pp.50～85.) 在1996年出版的《有用的敌手》一书中，柯庆生又指出中国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使用武力来进行国内政治动员，从而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内政治与对外战略行为的“关联政治”（linkage politics）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注：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而在2011年最新出版的有关亚洲联盟政治和强制外交的研究中，柯庆生则通过对中苏同盟的历史考察，对自己1990年与杰克·施奈德在研究两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及苏联联盟关系基础上提出的联盟失效理论做了进一步修正，(注：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137～168.) 指出内部存在竞争性的松散联盟，可能比敌国更容易引发地区安全冲突甚至是全球性的紧张形势。(注：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柯庆生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在打通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研究的关系上，与江忆恩的努力效果相似，而在方法上则与陆伯彬接近，也同样因历史深度而富于洞察力，并且在后来产生了实际的政策效用。正是基于中国越是在战略逆境下越倾向于运用武力威慑敌手的认识，柯庆生一直认为运用传统威慑手段并不能使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让步，反而会激化矛盾。(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p.3.) 2006年柯庆生受邀进入小布什政府担任助理国务卿帮办，具体负责美国对华政策。不久，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意欲推动公投导致两岸关系出现紧张。期间，柯庆生代表美国政府多次警告陈水扁当局不要超出红线，单方面改变台海形势。(注：参见新华网：《美副助理国务卿重申美政府反对“入联公投”立场》，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7-12/07/content_7213082.htm. ) 这是美国政府的态度，但显然也与他个人在学术研究中形成的观点有相当大的关系。(注：柯庆生对两岸和平统一持肯定态度，参见王栋、贾子方：《浅析美国对台政策演变及其基本特征》，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46页。)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也是在融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学者。通过比较法英中三国的核政策，他提出法英中三个中等大国的核政策比美苏更好地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三个常在变量，即安全困境、自助（self-help）与核武器的作用。正是两级体系下的安全困境，以及被同盟抛弃以致必须独自面对苏联威胁的压力，促使这三国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金骏远还基于其研究预测这种政策将被其他国家效仿，从而导致拥核国家越来越多，但这一局面对国际关系总体利大于弊，核威慑能力的扩散将有助于降低各国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几率。(注：Avery Goldstein, 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Britain, Franc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中，金骏远对中国大战略和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安全困境，但核武器的存在和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与意图等因素，会使中国更倾向于采取俾斯麦式的政策来赢得崛起的和平环境，而不会选择直接与美国冲突。(注：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此书于2008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参见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民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除却战略与安全这类高级政治议题，这一批中国政策研究者的另一大特点是开始更多地关注全球化与国际合作对中国决策的影响，金淳基（Samuel Kim）即是在这方面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一位。金淳基早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与联合国相关的问题，(注：Samuel S. Kim,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后来进一步转向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关系。(注：Samuel S. Kim,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401～434; Samuel S. Kim,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a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8), pp.42～89.) 在相关研究中，金淳基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中国自建国至今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态度的变化，指出从1990年代开始，出于追求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需要，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由先前的批评和抗拒转为积极参与，国家身份也由修正主义国家迅速转为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合作者。(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p.7.)
综观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中国外交研究，建构主义等新理论流派的引入及各种新方法的大量使用，使得这一批学者的学术成果更具理论高度和规范性，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其中的标志之一便是第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突破地区研究的局限，开始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等国际关系研究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中国外交政策作为一个特殊案例对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的推动，在这一代学者的成果中更为显著。而这种效果又进一步鼓励了年轻学者进入这一领域。这种交互促进的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更加明显，从而为新生力量的加入和中国外交研究的继续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契机。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得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更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美国大学和文理学院的政治学系纷纷设置专门从事中国对外行为研究和教学的职位，也使新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学者不必再如前辈一样为自身的专业归属和学术前途而忧虑。(注：关于早期中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学科身份模糊及这种模糊性带来的现实困难，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nds in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14; David Shambaugh, “Studies of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obert Ash,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eds.,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214。) 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更为迅速。一方面，该领域第二代、第三代的诸多知名学者或进入决策圈参与外交实践，或继续在学术上进行新的探索，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力；另一方面，一批更年轻的学者也开始跻身于这一领域，构成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第四代学者的主体。傅泰林（Taylor Fravel）、麦艾文（Evan Medeiros）、葛小伟（Peter Gries)、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即是这代学者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几位。
傅泰林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安全政策上，他出版的两本专著均以中国领土谈判及相关政策为中心议题。在具体研究中，傅泰林对中国1949年以来在23次边界谈判中最终动用了武力的六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提出了“脆弱性窗口”（windows of vulnerability）的概念，认为每当中国领导人感到自身的示弱被或者将被周边国家在谈判中加以利用时，才会倾向于使用武力。而除此之外，中国总体上更倾向于在边界谈判中让步。基于此，傅泰林对国外学界流行的认为中国实力增长后很可能采取扩张主义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担忧其实并无历史证据予以支持。(注：Taylor Fravel, The Long March to Peace: Explaining China's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s(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3); idem.,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傅泰林的研究整体上是采用以文献资料分析为基础的历史学方法，但他在具体分析中又借助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假定和博弈论的理论框架。此外，傅泰林也关注中国当代安全政策的变化，他与同属新生代学者的麦艾文合作撰写过多篇探讨中国核战略和外交政策发展趋势的论文，发表在顶尖国际关系学术及政策期刊如《国际安全》和《外交》上。(注：M. Taylor Fravel and Evan S. Medeiros, “China's Search for Assured Retaliati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uclear Strategy and Force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2 (Fall 2010), pp.48～87; M. Taylor Fravel and Evan S. Medeiros,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 6 (Nov/Dec 2003), pp.22～35。)
与傅泰林一样致力于研究中国安全政策的麦艾文，(注：麦艾文于2009年受邀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处处长，成为奥巴马政府亚洲问题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2012年奥巴马连任胜选后，麦艾文继续在国安会任职，并于2013年7月获擢升，担任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 其研究的政策性更强，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国核不扩散政策、东亚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在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地区影响的论著中，麦艾文通过对东亚六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指出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将不断增强，但这些国家并未试图对中国进行硬制衡，而是在迎合（accommodate）中国偏好的同时要求美国保持对远东事务的介入，试图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hedging）。(注：Evan S. Medeiros et al, Pacific Currents: 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8).麦艾文曾对亚太国家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进行了更专门的研究，参见：Evans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Winter 2005/2006), pp.145～167。) 麦艾文对中国崛起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寻求对国际体系的灵活掌控以便增进自身利益，而非对其进行颠覆；在地区事务上，中国的战略也更多的是吸引性（gravitational）而非对抗性的，满足自身的“面子”，获得他国的依赖与恭顺是中国最乐见的结果。(注：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9).) 而在最新的研究中国核不扩散政策的专著中，麦艾文认为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转变，是中国在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美国政府持续施加政治及经济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领导人在安全观念、国家角色定位、国家利益界定上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主动调适的结果。(注：Evan S. Medeiros,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总体上看，麦艾文对中国安全政策的案例分析一直十分注意理论引导和对现实中重大政策问题的回应，在学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日益细节化的当下，这无疑是值得鼓励的方向。(注：对于当前海外中国研究日益微观化而往往忽略了对关键问题关注的批评，可参见：梁怡、王爱云：《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90页。)
俄克拉何马大学中美研究所主任葛小伟（Peter Hays Gries）教授在其研究中则侧重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中，葛小伟以包括中国国内各种媒体信息、畅销政论书、报刊文章等在内的大量最新资料为基础，以1996年的钓鱼岛风波及《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1999年中国国内对驻南斯拉夫使馆遇袭事件的反应和2001年中国国内对南海撞机事件的反应为主要案例，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并对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自身对国家形象和地位的构建，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想象在外部世界中遭遇的挫折；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越来越呈现出独立性和民粹性，对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呈现负面的制约效应，并非如很多外界评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国政府操纵的工具。(注：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在这几位学者中，卡尔森的学术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战略观念上的互动与变化。如研究中国主权观念的变化时，卡尔森借鉴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学习”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卡尔森以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政策实践为基本素材进行了案例分析。他指出，这一时期对于物质利益的获取固然仍在中国外交决策动机中占有重要角色，但随着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对主权概念和人道主义干涉的态度及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决策精英层也逐渐接受了“有限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这使中国在21世纪初对待多边干预的态度变得更趋灵活。(注：Allen Carlson, Unifying China,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Securing Chinese Sovereignty in the Reform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综观这些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相互影响、借鉴的趋势更加明显。他们的研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不但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理论或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且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与此同时，在问题和案例的选择上，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开始突破中美关系的传统范畴，更侧重中国本身。
前文主要按代际考察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四代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有一批身份相对特殊的学者，即留美华裔学者，也对该领域的发展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些华裔学者大多在留学期间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同时因个人经历的原因对中国的传统和现状有更为直观和深入的认识，而自身的文化背景及由此带来的视角、心态，也与美国本土学者有较大的差异。
首先，从学术经历来看，这些学者大多于1980年代开始赴美学习，学成后在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任教，基本与美国第三代中国政策研究学者同时代，其学术研究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即注重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如知名冷战史研究者张曙光的《威慑与战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对抗》，即运用了国际关系学中的遏制理论与现代传播学的沟通理论，探讨了“相互威慑”（mutual deterrence）这一概念，对中美两国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相互对抗的历史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诠释。(注：Zhang Shu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此外，张曙光还创造性地从经济制裁的角度出发，对冷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制裁政策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这一政策对中苏同盟的影响，以及中国领导人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决策思想对这一经济制裁政策互动过程的制约，从而推进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于经济制裁的理论理解，实现了理论与历史、中国案例与普遍学科理论之间的互馈。(注：Zhang Shugu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其次，在议题选择上，华裔学者由于自身对中国国情的熟悉，研究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较多，如杨大力、史天健、裴敏欣等，均是因在此类研究中做出贡献而著名的华裔学者，其中裴敏欣对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的结合更为紧密。裴敏欣曾任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任，主持了中美关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政治经济改革、公民社会的发展及与法制建设相关的多项研究，后转到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克莱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个人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变化及其影响上。在一系列论著中，裴敏欣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他也不认同中国将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新的世界霸权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体系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完成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并对中国完全融入世界体系，成为接纳普世价值的准现代国家持乐观态度。(注：Minxin Pei,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而即使进行外交政策研究，华裔学者的研究也多侧重于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如鲁宁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动力学》一书中，即使用一些“内部”资料和亲身经历，通过对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缓和与美国的关系、1984年赵紫阳访美、向沙特阿拉伯出售D-F3导弹、1980年代中期邀请美国军舰访问中国、对1985年苏联飞行员劫持苏联民航班机到中国的处理及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反应等具体决策案例的分析，系统介绍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运转过程。(注：Lu Ning, The Dynamic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1997).) 该书也因资料的独特和难得引起了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界的极大关注。再如赵全胜所著的《解释中国外交政策》一书，从国际、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次上，采取宏观和微观相联系的方法，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指出，随着中国外交事务范围的扩大、参与决策的机构的增多，中国外交决策将不再由单一的最高领导人决定，而是由多个分散的、有自己不同利益和观点的权力机构通过协调来加以制定，由所谓“垂直的权威主义”（vertical authoritarianism）转换为“水平的权威主义”（horizontal authoritarianism）。(注：Quansheng Zhao,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Oxford, Hong Kong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同样得益于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华裔学者在中国外交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的新观点，有力地挑战了美国学界的既有观念。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他的研究一直重视中国民族主义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赵穗生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既是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产物，也在形成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目前已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民众评价政府的重要标准，并因此具有对现政权的双重影响，在实质上则近似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维护，因而是理性和防御性的。所以，不能按照西方既有的历史经验将民族主义简单视为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修正主义国家的证据。(注：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具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邓勇与王飞凌。两人对“崛起时期”的中国外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指出，目前中国政府维护国内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是抑制国内过激的民族主义和保持经济增长势头，这决定了中国不会因实力的增长而成为盲目扩张的修正主义国家。换言之，权力最大化的动机假定不符合中国的外交决策实际，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争霸悲剧”的激进现实主义逻辑并不能解释崛起时期的中国外交。(注：Deng Yong and Wang Feiling,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Lanham, M.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此外，邓勇还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地位”在中国决策层战略利益考量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改善国际地位的主要途径，指出单纯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在解释中国决策动机时有不足，认为崛起的中国更倾向于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相反。(注：Deng Yo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华裔学者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目前在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著名冷战史学者陈兼教授。在《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一书中，陈兼以当时最新出版公开的中方文献和对相关人士的访谈为基础开展研究，对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策动机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促使中国参战的最关键原因并非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安全威胁，而是因为中共的意识形态认同，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所致。毛泽东之所以最终选择冒着风险参战并直接与美国对抗，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与美国一战有助于实现其革命目标，如提高中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扫除国内阻碍继续进行革命的种种因素等。(注：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在其后的研究中，陈兼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内政的延续”，而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一部分。(注：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陈兼的研究有力地挑战了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失去机会论”和基本已成为美国冷战研究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不仅促使学者重新审视1950年代初中美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逻辑，也为国际关系领域对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注：王栋：《中苏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历史》，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67页。)
此外，华裔学者在学术能力上也有相对优势，如在中国外交研究的资料运用上，华裔学者多有运用双边或多边一手材料进行研究的能力与便利，从而使对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更具互动性和国际视野，成为“国际冷战史”的重要领域。如翟强的《龙、鹰与狮：1949至1958年的中美英关系》一书，综合运用了美国、英国档案馆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量一手资料，从而对冷战初期的中美英三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赢得了良好的学术评价。(注：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而在语言和表述能力上，由于教育背景和文化熏陶的影响，华裔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表述中大多十分重视逻辑性和层次性，这一特点也为这些非英语母语学者更快更好地融入美国学术界提供了机会，从而使这一学术群体对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注：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第301页。)
最后，随着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如陈兼、赵穗生、张曙光等，不仅与国内学术界、媒体的接触日益增多，也开始在国内高校担任客座或兼职教授，开展合作研究。可以预期，随着中美交流的继续深入和对中国问题关注度的不断增加，华裔学者群体将在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和中美两国相关研究的沟通、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从代际变迁的视角来看，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和四代学者。而通过对不同时期相关学术成果的回顾，不难发现该领域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如下趋势：
首先，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经历了由“汉学”、历史学到地区研究，再到国际关系重点案例研究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一研究领域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联系日益紧密，其学科归属和边界也日益清晰，现在已经可以明确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这种趋势在相关学者的学术背景、主要学术经历乃至职业选择中均可窥见。同时，这一领域也保持了其学科综合性，时至今日仍然与汉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冷战史研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在理论与方法论应用上，第一阶段的美国中国外交研究大多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和文献解读方法，也有部分学者受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思潮影响，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应用到实证分析之中。这使得初期的中国外交研究有了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较为扎实的研究成果作基础，但同时也阻碍了该领域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第二阶段的学者则明显加强了理论工具的应用，但主要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框架下的各类中层理论，这使得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更着重于细节和局部，缺乏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创新的反馈。而在第三阶段，这一局面得到明显改善，诸多受到更全面国际关系理论训练的年轻学者的加入，使得应用于中国案例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由单一的现实主义扩展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统计量化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更为多样和规范；同时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也更强。很多学者都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对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创见，乃至对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从而使中国外交研究不再是各类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检验场，而是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
再次，在议题选择方面，第一阶段的中国外交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域中的安全问题或对中国外交行为特点的宏观分析。进入第二阶段后，关于中国外交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到更多方面，如外交决策机制、国内舆论、思想库精英、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等。进入第三阶段后，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强，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民族主义、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等也都有了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当然，与议题的不断丰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热点问题始终在中国外交研究中占据着焦点位置，如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国使用武力的特点与成因，以及与时政联系紧密的中美关系走势分析等。这些问题大多在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起步阶段就开始受到关注，此后在每一个时期均有学者进行新的探索，若以此为线索，可以串联起另一种理路的美国中国外交研究学术概况。
第四，从学术与政策关系的角度来讲，从第一阶段初期由冷战环境导致的疏离，到开始对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产生影响，再到更为频繁地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直接进入政府担任要职，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美国学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理论修养，对美国外交特别是美国对东亚及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领域与政策的紧密关系并没有影响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相反不少学者在从政府返回学界之后，在学术上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谢淑丽、柯庆生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换言之，美国中国外交研究在“理论”和“政策”两方面取得了同步的进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进步，也是这一领域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究其原因，既和美国较为完善的“旋转门”等制度设计有关，也和学科的完善及学者的身份认同有密切的关系。这对于当下中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如何实现所谓“双重困境”的跨越，在满足越来越大的政策需求的同时不断推动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进步，而不是使得政策需求影响甚至阻碍学术的进展，(注：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理论性与政策性的“双重困境”的探讨，参见王栋：《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28页。对于国内中国外交研究中学术与政策关系的批评，参见王栋、贾子方：《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53页。) 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经验或可资借镜。
此外，中国对外关系的现状，是美国中国外交研究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事实上，每一时期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议题变化，乃至方法论和理论工具的丰富，都与中美关系的实际变化不无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中美交流的全面展开，使得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具有了现实可行性；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则是促使研究议题大大丰富的现实源泉。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无疑会进一步上升，这也为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驱动和空间。
最后，应当看到，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与挑战。譬如信息源和材料是否可靠、对中国国内状况的描述是否全面和贴合实际，是美国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的常在困境。另外，尽管从第三代学者开始，中国问题研究已经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结论进行补充甚至构成了挑战，但从总体上来讲，理论突破仍然较少，这与中国案例所蕴含的信息的富足性是不相称的。这无疑反映出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的不足，同时也更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注：国内有关“中国学派”的讨论，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5～28页。)不过，正如前文中提到的，现有的不足和空白，正是未来学术探索的契机。因此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说明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有可资提醒和借鉴之处。
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李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